从历史上看，山西省地理位置相对闭塞，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民众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新中国成立后，扫盲教育成为教育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由于山西省大多数文盲在农村，故扫盲教育的重点是农村扫盲。

　　一、扫盲教育的基本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省农村文盲达630万人［1］，90%以上的干部群众是文盲，缺少科学文化知识，在生产上遇到很大困难。如有的群众因配错六六粉的比例导致庄稼毁坏，许多人因不会写字只好划道，时间一久就忘了划的是什么，甚至导致全队工分无法结算。在日常生产中也需要农民识字算账，如每亩用多少种子或多少钱1斤，化肥用什么牌子或多少斤，何时播种、何时施肥，收割时计算亩产量与去年相比增减产多少，等等。合作化对普通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作社社员要正确记录自己出工多少、挣多少工分、按工分折算应分多少粮，还要适应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的要求，这些都是文盲难以做到的。可见，“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2］

　　山西省农村扫盲从1950年初蓬勃兴起。1950～1951年，山西省政府拟定了扫盲计划，提出了各年的任务，制定了实施办法，主要教学组织形式是冬学、早学、午学、夜校等。冬学对象以有组织的群众为主，着重组织村干部、农协会员、积极分子及青年男女参加学习；以自愿为原则，反对强迫命令；教材由各市县自行编印；教师由各县选拔优秀中小学教员、区乡宣传员及农民知识分子集中进行一次短训，使其明确冬学的工作任务和要求，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从而成为开展冬学工作的骨干，还发动识字较多的农民、中学生及高年级小学生教人识字。各地县区组织专人负责的农民业余教育委员会或冬学运动委员会，以政府教育部门为主，联合党团及农会、妇联等有关团体统一领导冬学运动。这些办法保证了冬学运动顺利开展。据统计，1950年、1951年山西省参加文化学习的人数分别是110万人、116万人。［3］期间，入学人数增长很快，但主要分布于长治等老区，发展极不平衡，能常年巩固者不多。［4］

　　为了让更多的群众识字，1952年4月16日，山西省政府下达了《关于1952年普遍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运动的命令》，6月下旬，省教育厅派出20多名干部在榆次县进行了速成识字法试验。经过3个月学习，6个班的270名学员全部达到了脱盲标准。9月3日，省政府在太原召开速成识字动员大会，邀请祁建华到会传授速成识字法。11月7日，教育部指定山西省为全国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盲运动的实验省之一。速成识字法由于利用注音符号帮助识字，改变了过去的记字方法，提高了学员的学习兴趣和信心，农民识字率大为提高。当年，全省参加速成识字的有113万人，其中农民106万人。从1952年开始到1953年底，山西省共计扫除文盲15万人，形成扫盲的第一次高潮。［5］从1953年起，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党和政府认为“要加快扫除文盲的速度……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识字运动”［6］。1954年6月5～16日，教育部、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指出今后农民业余教育须紧跟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争取用15年左右时间基本扫除农村两亿多青壮年文盲。1955年，随着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山西省农村掀起了一场以学习推广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创造的记工识字经验的运动，形成了扫盲的第二次高潮。

　　二、扫盲教育的组织实施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就开始进行扫盲教育工作，1952年11月15日，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成立，1956年3月15日，又成立了陈毅任会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并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县、乡、村设分会或分会组织，由此可见国家对农民业余教育的重视程度。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山西省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组织农村的扫盲教育。

　　（一）组织和宣传动员

　　1951～1952年，山西省教育部门联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农民协会、工会、妇联等成立了农民教育委员会、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作为开展冬学运动和工矿企业职工教育的领导机构。1952年8月26日，山西省成立了扫盲委员会，裴丽生任主任，邓初民、史纪言、马佩勋任副主任，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扫盲教育的方针政策、制定扫盲规划、检查贯彻执行情况、统一有关单位扫盲工作步调和协同各地区扫盲工作。随后各专区、县成立了扫盲办公室，与文教科合署办公，负责日常工作，编制为3～6人，每个行政区设扫盲监督员1人，每个行政村设扫盲干事1人。［5］（p871）1955年12月，山西省扫盲委员会撤销，成立了山西省扫盲协会筹备会，裴丽生任主任，邓初民、郑林、王中青、席炳午、解玉田任副主任。1956年11月13日，省扫盲协会正式成立，会长邓初民，副会长王中青、解玉田、仝云、冯毅，与教育厅合署办公。［7］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自觉参加文化学习，山西省各地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动员，主要有以下几种：（1）举行动员会。先开党团员干部动员会，再开群众会；在群众中召开向文化进军大会、积极分子会、青壮年座谈会等，直接向群众宣传学习的重要性。（2）通过想过去、看现在，讲前途、说利害、算细账的办法展望未来，诉说没文化遇到的困难，宣传现在通过学习带来的好处及将来办高级社使用拖拉机耕地不能没文化等，激发农民学习的主动性。（3）树立典型。请已脱盲的农民谈感受，以发生在身边的真人真事教育群众。（4）组织宣传员挨家挨户上门动员。与学习有顾虑的家庭促膝谈心，帮助解决实际困难。（5）利用报刊等媒介宣传。各地区一方面通过组织读报组阅读《山西日报》、《山西农民》等报刊对扫盲政策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利用《山西日报》开设的专栏“学习文化传授站”、《山西农民》开设的专栏“识字班”对发生在扫盲学习中真人真事进行及时报道，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8］（6）通过秧歌、歌谣、标语、短剧、歌曲等农民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形式宣传扫盲的重要性。（7）发挥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带头示范效应。“群众看干部，干部看支书。干部怎么扭，群众怎么走”，“村看村，户看户，老百姓看的是村干部”。［9］干部的所作所为是群众的行动指南，如果干部不学习，群众就会说：“人家当干部都不学习，我们学它干什么？”“你看，人家没文化还不是一样当干部”。［10］因此，1953～1957年，山西省分5期组织干部参加脱产扫盲学习，扫除文盲10783人，占干部文盲总数的9613%，基本完成了全省干部扫盲任务。［5］干部的表率作用激发了群众学习文化的热情，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扫盲工作的开展。

　　（二）学习形式

　　由于农村分散的居住环境及生产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扫盲不可能要求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采取同一形式学习，需要开创灵活多样的学习模式。

　　集中学习集中学习分夜校、冬学、民校三种形式。夜校集中在晚上学习，一般学习1～2小时。在1954年以前，冬学是农村扫盲学习最主要的方式，即利用每年秋季之后至第二年春耕之前冬闲的时间组织农民参加学习，历时约三四个月。［11］民校是国家开展合作社、生产队办学后采取的将原来的冬学改为社队集中统一安排的学习方式，且教学时间延至全年。

　　分散学习集中学习固然理想，但不易坚持，若不考虑地方实情和农业生产的特点一律采取强制办法集中学习就得不到群众的拥护，故应采取更适合农村的分时教学、生产教学等分散学习形式。分时教学是将学习时间分为早学、午学、半日校，学员在哪段时间有空就在哪段时间学习，群众对这种轮教方法感到很满意。生产教学是根据群众工作和生活的特殊需要，结合生产进行的边生产边学习的分散形式。根据分工特点，在安排生产时尽量把一个小组的学员排在一起，如成立地头组、运输组等以及专为妇女组织的编席组、纺织组等，每组安排一个水平较高的学员在生产休息时辅导组员讨论老师布置的问题。有的地方还采取个别教学，发动一切识字的团员和热心扫盲的青年每人帮助一个或几个文盲识字，直至教会他们1500字为止。此外，还有送识字牌、挂牌识字、见物识字、田间学习、家庭学习等多种学习形式。［12］这些形式增强了扫盲教育实践的灵活性，深受群众欢迎。

　　（三）师资、经费和教材

　　扫盲教师分为政治教师与文化教师。政治教师的选拔较为严格，一般由乡或村党团支部在乡干部或村干部中指派或推荐专人担任，要求思想进步、理论修养高。未建立党团的地方或无适当人选时聘请当地小学教员兼任。政治教师上任前要参加当地举办的短期训练班，大多在秋收之后，具体时间各地自行规定，训练时间为10天。［13］由于当时识字人少，文化教师最初由旧知识分子、私塾先生担任，其文化水平虽高，但政治素质低，为此各地通过开展训练班等办法提高其政治素质，培训内容主要是明确扫盲方针和冬学任务及研究教学方法。［11］后来，扫盲教师由农村中小学教师兼任或抽调担任，但教师数量与文盲半文盲的人数相比太少；再加上农村居住分散，绝大多数文盲肩负生产任务且忙闲不一，闲暇时间有限且变动性很大，这就决定了扫盲教学不能仅靠专职教师完成。随着学员人数剧增，教师改为义务教师。义务教师大多是农民，由高小毕业生、初中毕业生、乡村干部兼任或已完成扫盲识字教育的群众担任，要求作风正派并为群众爱戴，同时有为群众服务的政治热情与教学能力。教师选拔主要采取群众推选、本人自愿、领导批准三个步骤；［14］或由乡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推荐，经会议研究通过，并充分征询群众意见，做到群众同意。［13］这样选拔的义务教师因熟悉农村生产生活情况深受农民欢迎，但他们大多文化、业务水平较低，不能完全满足农民学员的学习要求，因此各地一方面采取定期集训、巡回传授、举行教学研究会和教学展览会及组织观摩教学与典型报告等办法，一方面通过小学老师帮助辅导、备课，提高义务教师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此外，各地还充分利用“小先生”（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对偏远地区或因特殊原因未能入学的群众以及自己的家庭成员和邻居传授知识。这种方式不受时间、地点、教学组织等形式限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省扫盲教材内容编排大都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生字和各课语文内容以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少到多、朗朗上口为原则。扫盲教材的课文每句话一般在6～13个字之间，不超过19个字，力求通俗简练。各课字数从几十字到一二百字再到两三百字，识字课本每课生字由少到多，先从一些笔画简单、容易认写的字开始，如先教数字、度量衡名称、简体字等，后教合体字、生产生活中日常接触的用具名等。练习编写力求读写结合，让学员多读多写多用以至熟练。同时，为了具体生动地展现学习内容并引发农民学习的兴趣，内容多采用民间故事、顺口溜、谚语、诗歌、歌曲、寓言等大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形式进行表达。［15］

　　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中国掀起了记工识字法的教学热潮。该法是在农业合作社兴起后围绕学记工分创设，在国家教育部门的指导下各地相继编写了多版本的记工识字课本。山西省各地结合地方实际以“学用一致”为原则纷纷编写适合当地的记工识字课本，其中昔阳下思乐村的《记工识字课本》极具典型，全书22课290个生字是以群众熟悉的本村人名、地名、年月日期、合作社名、数词、量词、庄稼名、农活名、农具名、常见事物等为中心，用说话的方式把农民记工记账都用上的字编排进教材，这样的教材更贴近群众，农民感到每天说的是书上的话，做的是书里说的事，见的也是书上的人，“学得快，记得牢，用得上，忘不掉，3个月，念会了，又记工，又会算工票。”［16］

　　扫盲教育初期，办冬学时除专职教师的供给、义务教师的奖励、培训、教学参考书等由政府供给外，其余如办公、烤火、灯油、图书杂志、粉笔等用具及生活困难的义务教师的补贴等都是由地方政府利用农业税收解决，在各村小学校舍开展教学。［11］以社办学后，民校经费大多数由公益金解决，少数由农业税地方附加6%解决。［17］随着群众普遍入学，教室、桌凳、油灯、经费等日趋紧张，各地积极发动群众解决。如昔阳县下思乐村15名青年用5个早晨给合作社担砖挑炭挣了88元，可买18斤煤油，够民校一冬用；榆次专区庄窝村青年用砖头石头垒成桌凳；太谷县南沙河村25人自愿拿出14张桌子、30余把凳子。［18］至于教师待遇，各地解决办法不一，有的采取学员捐助劳动日或用义务劳动等办法补贴教师，不足时由合作社补贴；有的地区实行教师误工学员还工。为了鼓舞教学热情、保证工作质量，有的地区还根据教师的教学成绩酌情予以补助。［19］如榆次专区东贾乡实行“三等计分，逐月评记”，即乡扫盲协会根据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定出教师误工工分，一等教师课堂教学误工1小时还工1分2厘、二等教师还工1分、三等教师还工8厘；在民校生活会上让学员根据教师的教学能力、工作态度、教学成绩在底分的基础上提出升降意见，根据学员意见采用公议办法提出记工等次，最后交乡人民委员会核定，分夏秋两季清还。［20］

　　（四）教学内容

　　识字山西省农民扫盲是从识字开始的，根据成人学习特点和汉字本身规律采用了速成识字法。该方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育指导员祁建华在部队干部和战士学文化的过程中创造的一种认字法，分三步教学：第一步是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辅助工具；第二步是突击识字，先求会读，初步会讲；第三步是学习语文课本，并进行阅读、写字、写话练习，巩固已认识的汉字。由于该方法借助符号和拼音等辅助工具，能够先读再写、突击认字，通过学习课本、展开阅读、写作加以巩固后，一般只要半个月就能达到识字1500个以上的效果。

　　政治学习政治学习是当时扫盲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以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其内容随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1949年是向农民群众宣传新中国诞生的伟大意义和解释《共同纲领》，1950～1952年是向农民群众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生产互助等政策教育，1953年是宣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及国家五年计划，1954年是宣传新宪法、普选教育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956年之后则主要宣传合作化。政治教育课主要采取按群众居住地区组织“片会”和在文化班的基础上单独讲授。

　　技术学习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组织学员学习农业技术成为民校中不可缺少的教学内容。当时平顺县的西沟村、解虞县的西张耿乡、阳高县的集仁村等都是典型。1956年4月16日，山西省教育厅、农业厅、团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乡创办西张耿式青年技术夜校；各地区根据农民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生产常识教育；定期或不定期地请社长、技术员和下乡干部讲解保护与发展牲畜、兴修水利、改良农具、增加农产品品种、适当用肥及防止病虫害等农业科学知识的讲座，或通过组织观摩、实地试验等方法传授技术。［21］除此之外，山西省扫盲教育中还包括对珠算、生理卫生知识、天文气象知识以及信件、合同、收据、欠条等的写法和格式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