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神学大全》。

他直接参与过编绘、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受到大阿尔伯特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证明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后来成为了巴黎大学优秀讲师，在教学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著作。

《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间接涉及了诗学和美学问题。

距离奥古斯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800年，第三次十字军征伐方如火如荼，拉丁、希腊、犹太、阿拉伯文化激烈冲突，这令基督教神学也面临着急剧的变革。

一、复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传统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地位颇为尴尬，一方面其理性主义的学识和分类在基督教神学家那里颇为受用，但另一方面他本人又是异教学者（但丁《神曲·地狱篇》就体现了这种矛盾的心理），十字军带回来的阿拉伯典籍又有阿拉伯版本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如何面对这些异教版本，在经院学者当中引起了长时间争论。

阿奎那大师当时正年轻，没有太多思想包袱，运用亚氏思想重新解读神学，既是他所乐为，亦是他所擅长。

复兴亚氏思想传统，不是为了否定基督教思想或者奥古斯丁式基督教思想，而是为了重新诠释，保护基督教义的合法正统性，比如，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完善主义）经过阿奎那的改造，从一个非指向性的定义，改指向上帝的完美完善。

二、诗学和神学的调和

但尴尬的是，阿奎那很显然更热衷建构式理论的再阐释（热衷注解亚氏的《政治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修辞学》《诗学》却没有专门研究——毕竟当务之急是再阐释圣经和基督教义。

好处就在于，我们可以认为，这至少见证了神学和诗学的分离。

从人类精神生成史可以得出二者的关系：

诗学在原始时代通过神学的方式得以保存，对生命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智慧型问答，同时神学也依赖诗学沾染了浪漫神秘的旨趣。

神学本质上仍旧是通过对信仰活动的反思，构建起的理性秩序，这种“人类共同约定”，常常需要通过热忱的想象和超脱的信仰来诠释。

可以说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一直保留着诗学-神学互通的精神地盘，这让基督教灵修主义和神秘主义，对精神体验和探险有相当的思想价值，此外【德国浪漫派】、【神秘主义诗学】的发展也证明，这种自由而神秘的诗意，足以让人们保留最大限度的审美自由和想象自在。

阿奎那大师的“无心插柳”的贡献就在于此，他不予讨论这一问题，跳出了奥古斯丁矛盾，虽然看似打断了基督教诗学的发展，却恰恰也让诗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反过来说，阿奎那大师那种理性上帝体系，也让诗学对生命信仰的理解更加深化。

三、用理性证明，或者消解圣经的神话

四、德性生活和艺术观照的意义

阿奎那大师的全部论述围绕人神的二元体系展开，人的灵魂是否容易腐化堕落、灵和肉的统一、什么从属于灵魂、心智的力量是什么、纵欲的力量、人的意志等等一系列思想问题皆然。

《神学大全》不仅仅讲圣经中的人，也探讨世俗中的人，这种对人类生活的重视，让他和前辈圣奥古斯丁分开来，那些人性的定位问题，不仅是神学所关心的，也是诗学极为关心的——甚至可以说基督教神学的人之观念，对于非基督教意义上的诗学探索，也会提供许多启示。

【托马斯·阿奎那大师眼中的真、善和艺术】

大师这套理论的核心在于，只要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承认上帝，实质是就承认了耶稣基督提出的道德原则，而“原罪（性之欲）”——这一道德原则又是对人本身纵欲可能提出的指责——体现在后世西文的方方面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正是如此，他们笔下的人长期受到罪的折磨。

这种思想其实就是阿奎那大师的文艺观：艺术不是因为主观愿望，而是因为“准备制造”而值得赞许。因为艺术和思维具有共性，但道德标准无非是习惯，因此，无论艺术还是思维，只在善行的准备性（preparedness）上才发挥积极作用。

大师也很清楚，原罪无非是指责纵欲的另一种说辞，善和恶同属于意志的判断，就像真和假同属于理性的判断，由此，他极有见地地说：“过错式的恶不一定因为追求善而得到克服，而惩戒式的恶一定会因为追求善而遭受打击。”这和耶稣基督不掷妓女是同样道理的。

经过这样诠释，西文的人生观就显现出一条通道：人性当中必定含有善的成分，人生就是在理性和节制（的精神，也就是上帝）的指引下走向光明，因此，杀人（甚至自杀）就是一种剥夺，故而有罪。

笔者之所以愿意称托马斯阿奎那为大师，是因为他看到了善和恶、真和假、艺术和说教之间的微妙的对立和统一，并没有把每一对二元进行割裂和“反派否定”——而前辈圣奥古斯丁则有意无意在《忏悔录》中表达了对往昔尘世生活的贬斥。

阿奎那大师则借上帝之言告诫我们，只要人按照指定的目标生活追求德行，就一定能让自己的生活本身充满德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