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称“四清”运动，重点是在农村进行。它的发动，有一个酝酿和准备过程。在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时期，基层单位的干部作风，确实出现不少问题。许多农村管理制度不健全，长期以来账目混乱，财物不清。一些干部多吃多占、损公肥私。少数干部以权欺众、贪污盗窃等违法乱纪现象确有发展。社会上投机倒把、封建迷信活动有所抬头。采取适当方式，区别不同情况，加以清理和整顿是必要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一些地区如湖南、河北等省，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河北在全省逐步推广了保定地区开展“四清”的经验。还有些省结合传达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开展“三清”、“五清”或“六清”，查出了贪污盗窃和某些地主富农反攻倒算、反动会道门重新活动等问题。湖南结合纠正所谓“单干风”，在全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省委认为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企图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动，要求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

社教运动中工作队员向群众了解情况

1963年2月21日至28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批示将湖南、河北两省委的报告印发会议讨论，并在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说只有抓好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出修正主义；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抓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刘少奇也提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会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规定，“五反”运动在县团级以上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和文教部门中进行；指出这场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次会议后，城市“五反”首先在中央机关以及部分基层单位展开，农村社教运动开始了试点。

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农村社教问题。他在会上多次讲话，说农村搞“四清”、发动贫下中农，就是挖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提出社教运动主要抓五个问题，即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其中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共十条。它与同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内容亦有十条)，后来被分别简称为“前十条”和“后十条”。

“前十条”对我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如果不抓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就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发生反革命复辟看成是已经面临的现实危险。从这一判断出发，“前十条”认为，这场社教运动是一场“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关于阶级斗争形势和社教运动性质的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但“后十条”也规定了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对一些极端过火行为加以约束的具体政策，意在从政策上划清一些界限。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生产。“后十条”于1963年11月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党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将两个“十条”下发全国城乡。1964年3月，党中央又发出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教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至此，社教运动经过试点后，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

社教运动全面铺开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使党中央把正在进行的“四清”和“五反”，看作是与国际反修斗争相配合的国内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措施。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日益成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关注的重点。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对整个国内政治形势作出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它的同盟者手里，更加突出地强调防止“和平演变”的紧迫性，并要求从反修防修和防止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来部署工作。从这种严重估计出发，党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主持对“后十条”进行修改。9月中旬，“后十条”修正草案正式下发。“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实际的严重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样，就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在了一边。这是导致社教运动扩大打击面的一个严重步骤。

“后十条”修正草案的下发，以及在此前后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的“左”倾错误得到迅速和严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