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有关蓟州兵变的文章，其实这些文章大体上都表达了一个意思：泥古不化的北军将领和明朝官僚诱杀了英勇的戚家军，寒了将士们的心，所以大明朝要灭亡了。不得不说，哪怕已经过了四个世纪，人们对这场兵变的评判还是没有改变一丝一毫，生活在万历年间的人们的情感依旧是倾向于这些浙江士兵的。

《明神宗实录》是这样记载的“先是南兵鼓噪，总兵王保欲张大其事，冀以邀赏，且南北兵素不相能，乘其衅杀戮，不免过当，亦有滥及居民者。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交章论之言：南兵以要赏结聚，本无逆谋，及总兵王保令各纳军器赴教场听处分，南兵已唯唯听命，及甫入教场，而王保挥兵乱斫死者无数。乱斫之后令分队过堂按籍点名，随点随斩，虽长平新安之杀降坑卒未为过之，且传言杀南兵之夜，官军乘势劫掠抢掳恣淫，被害诸商确有的证滥杀之惨”虽然说“首恶”最后还是被正法了，但是从这段言论中可以看出，南兵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而且戴士恒、汪以时俩人骂王保给南兵说好话的，言论居然能堂而皇之的记进《明神宗实录》可见明廷众官对这件事的态度，朝廷都如此，民间就更不用说了。

但实际上这场变乱被夸大了。咱们先说一说这场变乱的前因后果，明史中蓟州总兵王保的传记中对蓟州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万历二十三年“蓟三协南兵营，戚继光所募也，调攻朝鲜，撤还道石门，鼓噪，挟增月饷，保诱令赴演武场，击之，杀数百人，以反闻。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言南兵未尝反，保纵意击杀，请造官按间。巡关御史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十，尚书石星附会之，遂以定变功进保秩为真”从这里的记载就可见这场兵变的规模并不算太大，修明史的清代史官也只是说击杀数百人，死者当属驻扎石门寨的东路南兵营。变乱的原因也写的很明白“挟增月饷”就是要求涨军饷，注意是要求“涨钱”，而并不是“讨饷”，士兵们要求他们每年的军饷要涨到四五十两。

这就很有意思了，明实录中对这件事留下的记载其实也不止上面那一段“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而《两朝平攘录》中记载兵变原因则是“王赏不给”最先登上平壤城楼的南军奖赏被拖欠。

南军要求“双粮”“增饷”这里的要求很过分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在万历朝鲜战争开始之前，经略宋应昌定下的士兵待遇，每名参战的南兵的年薪达到了四十三两白银，而实际上当时普通募兵每年的工资也就是十八两，但随着宋应昌去职，这样高的待遇毫无疑问是无法继续维持的，但人家浙江官兵千里迢迢的跑到北方来打仗，为的是啥？那不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吗？所以南军士兵们不乐意了，不乐意就要向朝廷表达自己的不满，然后就出事了。

有一个叫方应选的人，原先是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后来改任山东副使，备兵永平，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平定兵变有关人员的奖赏名单之中，很明显他是亲历者，他的作品集子《方众甫集》中，有一篇文章叫作《滦东平叛记》把蓟州兵变的前因后果写得非常的清楚。从他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参与这次兵变的南军不少人其实都没有参与平壤战役。第一次万历朝鲜战争开始之前，新募集2100名南军又抽调守长城敌台的官兵900名，总共3000名官兵交给戚继光的旧部游击将军吴惟忠，到朝鲜参与对日战争。战争结束之后，这部分官兵有一部分人拿了银子回家了，守长城敌台的兵也回到原岗位，最后还剩下大约1200人驻扎在石门寨，后来又继续招募人，驻扎在石门寨的浙江士兵又膨胀到了3500人。这一点在明实录中也有对应的记录。

也就是说，发生动乱的这3500人中至少有2300人是没有参与任何战斗的，甚至连朝鲜都没去过。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石门寨这3500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新招募的，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他们和戚继光或者戚家军联系在一起，如果非说有关系，只能说他们中有1200多人曾经是戚继光旧部吴惟忠的部下，而且他们还都是浙军。你要非说这些人是“戚家军”，那“戚家军”的标准是不是有些太低了？因为后来蓟州南军中的不少桀骜不驯的骄兵悍将放到戚继光时代那是要严惩的。不过，把这些人算入广义的“戚家军”之中，也并不算错，毕竟浙军大规模进驻蓟州是从戚继光开始担任蓟州总兵之时开始的，而且他们也受过戚继光式的训练。而且无论如何，之前许诺的军饷数字突然减少，总还是一件让人不快的事情。

但很明显，和今天的人们一样，万历年间的人们对戚继光手下的“戚家军”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兵变中被杀的人数在传播的过程中如同滚雪球一般的不断增多，后来一直猛增到3000多人，要这么说的话，看来王保是把整个石门寨的南军全杀光了，就像明实录中说的那样，是什么“王保挥兵乱斫死者无数。乱斫之后令分队过堂按籍点名，随点随斩，虽长平新安之杀降坑卒未为过之！”但实际上在整个明神宗实录之中反驳这一言论的记录也有不少，如“加京营佐击陈云鸿游击职衔与原任游击季金统押防海南兵发回原籍，有不听命者，以军法从事”可见石门寨南军中的不少人实际上已经卷铺盖走人了。方应选记录说在冲突之中有100多名南军被杀，11人被俘，平乱部队仅受伤30多人，没有人战死，剩下的南军都放下武器听后处理。

数日之后，作乱的南军士卒被集中在演武场，以十人为一组，又命令十名盔甲的士兵押着他们，中下级军官在旁边辨认兵变的首恶与挟从。带头者被识别出之后捆绑起来，总共抓了32人，这些人在之后要么被凌迟处死，要么被斩首示众，要么被杖死，剩下的协从者（多是新兵）叩头感谢不杀之恩，每人发给十月的军饷一两四钱五分，然后派兵押送他们回原籍，没有参与兵变的南军继续驻守当地。包括战斗之中被打死的南军在内，石门寨南军前后被杀者总共只有151人。

应该说相比于明代的同类事件而言，比如嘉靖年间持续八个月的血腥的大同军变，蓟州军变这件事情说不好听的真的排不上号。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这场变乱呢？我只能说，戚继光的名号实在是太响亮了，以至于他死后数年新招募的新兵都被他的荣光所笼罩，虽然这部分人的关系和他已经很远了，这场军变的死亡人数在当时被人为夸大就是明证。从此之后，蓟镇的南兵客军的编制依旧被保留，直至崇祯末年明朝灭亡，先不说这些南兵客军究竟还能不能算是所谓的“戚家军”，就算是把他们依旧算入广义的“戚家军”之中，也远远没有到消亡的地步。

总的来说，这只是明朝长达200多年的边防史之中的一场小冲突而已，真正导致明朝北境南军走向衰亡的依旧是旷日持久而且十分惨烈的明清战争，从前戚家军的兵源地义乌以及其他地区的人丁资源受到影响，不得已停招士卒。最终，这支曾经英勇善战的明朝南军部队随着大明王朝的衰落而走向了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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