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年前，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1853年9月7日，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一时震惊中外。2023年12月1-3日，由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大学文学院主办，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下属上海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协办的“纪念上海小刀会起义1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召开。来自国内30多家高校、学术机构和文博单位的40多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31篇论文。会议通过主题报告、分组讨论和自由发言等环节，围绕着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背景、领导人、列强应对、影响和学术史等具体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达到了预期的学术目标。

一、聚焦小刀会起义的历史背景，关注起义爆发的原因。

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爆发有其相关的历史背景，邵雍《上海开埠与小刀会起义》认为，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上海开埠通商后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中外势力在十里洋场的聚合经营，孕育了上海小刀会起义。闽广移民之所以在小刀会中大显身手，一是因为他们有天地会同一帮会系统的组织凭藉，二是因为有公所绅商的合法掩护，三是因为他们与洋人有着经济上、业务上合法的和非法的广泛联系。只有在开埠后的上海，只有在太平天国胜利进军江南这样的非常时期，外来的闽广移民才有可能同时具备这三大条件。这些条件是同一时段其他地方帮会组织所不具备的，它决定了上海小刀会的活动能量与空间。周育民《从抗粮拒捕到武装反清：青浦周立春抗粮斗争略探》指出：青浦周立春在咸丰二年（1852）领导的农民抗粮拒捕斗争是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先声，认为青浦粮差与乡民联合抗粮的格局造成了青浦农民抗粮从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指官府，胥沟桥之战发生后，就青浦乡民抗粮的事态性质而言，仍介于抗粮与反叛之间，而与上海县城的广东帮立会结盟，则标志着青浦县乡民的抗粮拒捕斗争开始走上了反清武装斗争的道路。陶继明《瞥闻鼙鼓震天雷——罗汉党起义》探讨了徐耀、陈木金等在太平天国运动形势鼓舞下组织罗汉党的过程和在嘉定发动起义的情况，指出罗汉党起义军曾试图与青浦周立春、上海小刀会联系，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以“大明国”为国号，成立“义兴公司”，认为由于起义军未能处理好与地方绅士关系，不仅失去了乡绅的支持，同时也失去了民心，最后嘉定被攻陷，起义军退往上海。

从较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小刀会起义之前的清代历史和太平天国时期的清史可看作是间接性历史背景。关于小刀会起义之前的清史，姚在先《清代江南乡村民众运动中的动员机制及官府应对策略》认为：江南乡村的民众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一些地痞流氓，倡议抗租的原因只是“正可藉此以恣抢劫”，这样松散的群体很难不断加强群体内部整合，在社会舆论上无法得到绅士阶层的支持，故而最终导致失败。而官府应对以镇压为主导思想，较少在长期政策上做出积极改革。一次冲突被镇压下去，仍然会以相似的形式不断反复。在太平军到达之前，江南地区田赋与漕粮征收弊病突出，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不断的民变背后是江南地方社会的整体性危机。秦蓓《清代冒捐案件中的衙役》指出：衙役群体承担着衙门中大量繁复杂乱的工作，却还受到法律和社会的约束，不能应考、报捐入仕。衙役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安于接受这一现状，有的衙役通过冒捐，改换身份，以便跃入士绅阶层而实现阶级跨越。清代中晚期衙役冒捐案屡禁不止，也体现出社会风气的松动和身份制度在社会实践中的松弛。刘润雨《清前中期贵州地区苗民叛乱中的逆产处理处理》认为：清代的地方叛乱传统是长时间的、持续性的，而官府在镇压叛乱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逆产处理与土地资源的重新调配。指出：清前中期对贵州地区苗民起义中的逆产处理审慎而保守，尤其是在逆产屯军和变价入官方面，政治性考量占据首位。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清史，王继平《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指出：太平天国时期湖南会党的活跃与起事的频繁，是晚清湖南乡村社会治理失范造成的，保甲制度的废弛、宗族组织的衰落，为会党的活动提供了空间，而地权的集中、乡村经济的凋敝，则是会党漫延的社会基础。刘长林《李宗羲从军需官成长为地方大员原因分析》认为：李宗羲从知县、战争时期军需官成长为一位地方大员、国家重臣，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恪守儒家理念，持正济世，遇事有主见，为官能为百姓着想。作为地方大员，战后采取了不少利民措施，对为官地区战区社会秩序的恢复、社会恶习的废除及社会道德的养成，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他对朝廷建言抵御外侮的真知灼见并未被采纳，报效国家的理想并未实现，因病过早离世，是晚清腐败状态下人生悲剧的一个缩影。这些论文所反映的问题意识作为参照可为进一步思考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相关或相类似的问题提供背景性或知识性支撑，特别是对于思考小刀会起义爆发的背景和原因是有借鉴意义的。

二、聚焦上海小刀起义的领导人物，关注起义失败的原因。

关于小刀会起义的人物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小刀会起义领导人的研究。廖大伟、王健《刘丽川抑或陈阿林？——上海小刀会后期领导人辨析》认为，在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刘丽川的领导地位在明显下降，而陈阿林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发展到后期刘、陈二人已成为上海小刀会的共同领导人。这种领导权力的变化，体现了小刀会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这对于研究小刀会最后败亡的实际真相提供了另一侧面的补充。冯绍霆《关于刘丽川》主要以刘丽川等小刀会首领与法国领事馆方面的来往函为第一手材料剖析了刘丽川的形象，认为：复杂的时代和复杂的社会造就了刘丽川这么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称不上反帝反封建，不过是趁时而起的一份子。他确实不是一名龚自珍所说的“才盗”。然而，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享受到了太多的推崇，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深思的悲哀。朱从兵《上海小刀会起义中的议降投降问题》揭示了小刀会领导人议降投降风潮的波动性特征和在年关、年中出现的时间特点，指出清军进攻、列强干预、太平天国否认和自身内部矛盾等因素造成的窘况往往成为小刀会领导人议降、投降的契机，议降、投降风潮消解了小刀会起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小刀会领导人无法组织起一个方向的优势兵力倾力突围从而实现“率众归附”太平天国的战略目标。唐永余《徐渭仁与小刀会起义》探讨了滞留上海县城的乡绅徐渭仁加入小刀会起义的情况，指出，他以“乡绅”的立场看待起义军，试图调和清政府与小刀会的矛盾，调度维持从英、法等列强取得物资供应的联系。但是，夹在义军与清军之间的模糊立场，使得双方都视其为敌人，最终造成其瘐死狱中。

上海小刀会从起义一开始就试图取得与太平天国的联系，自始至终都在努力处理好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此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太平天国对小刀会的态度和政策，也可以成为探讨小刀会起义失败的切入口。因此，要研究小刀会起义败亡的原因，就有必要深入探讨太平天国史的相关问题。关于太平天国史，张铁宝、杨涛《沧浪钓徒其人其事考》认为，作者署名为沧浪钓徒的《劫余灰录》，作为当时人记当时、当地事，对考察和研究太平天国时期苏南、浙北的史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晚清时期苏州当地著名评弹艺人马如飞曾自号沧浪钓徒，该文从生活年代、居地郡望、著述笔迹比对、著书地点等方面加以分析和考证，认为马如飞就是《劫余灰录》稿本的作者，从而破解了《劫余灰录》作者为谁的谜案。在主题发言环节，张铁宝还就太平天国的东进战略与小刀会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思考。熊彤《浙江省博物馆藏晚清嘉兴石门县门牌研究》在介绍浙江省博物馆藏清代门牌的基础上，将太平天国时期石门县门牌与浙江省各地门牌、战后清政府所颁门牌进行比较，认为太平天国在各地发放的门牌基本相似，而与清政府发放的门牌迥然不同，这是由于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不同造成的。指出：太平天国设立乡官制度，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治理的控制，是发挥了一定功效的。但是，太平天国后期门牌普遍存在收费现象，发展成为门牌捐，还存在重复征收的现象，增加了百姓生活负担，影响其他政策的推行，这又不利于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和控制。刘晨《洪秀全的思想与太平天国统治方略之建构》认为洪秀全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太平天国统治方略的构建。天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洪秀全的拜上帝思想是太平天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太平天国制定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经济、文化、社会改造等各项统治方略的衍变均体现了拜上帝思想的要义。其积极的内容使太平天国作为中国旧式农民运动的最高峰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之笔，但消极性和不断强化的皇权主义思想、以自我为中心孤立行政的思想，也为太平天国的最终败亡埋下了伏笔。苏然《飞而复来号盗船事件再考：盗船主谋是白齐文还是呤唎》指出：太平天国后期发生了非常著名的“飞而复来”号盗船事件，英国蒸汽船“飞而复来”号在上海被夺走，归太平军使用，直到该船被清军和洋枪队击毁。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事件主谋为呤唎。但根据李鸿章书信和赫德日记中的相关内容，事件的真正主谋应是白齐文。认为：白齐文并非纯粹的投机分子，他对太平天国怀有较深感情，盗取“飞而复来”号的动机是返回苏州，重新投奔慕王谭绍光。只是由于他被李鸿章逮捕，最终未能成行。以上论文对太平天国史的相关问题的深化是有所推进的，对于思考太平天国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关系也有所裨益。

三、聚焦小刀会起义期间列强在沪势力，关注起义产生的影响。

上海小刀会起义触动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利益，对上海外侨的安全和贸易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列强在应对和干涉起义军的过程中，乘机加紧劫夺江海关税征收权，并进一步攫取了中国海关管理权，中国海关由此而丧失了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的职能，加深了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关于列强在沪势力的研究，谢俊美《英美法列强谋夺江海关税征收权述略》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地区征收外商关税由江海关进行，英、美、法商人则一直企图谋夺关税征收权，利用中国内乱和农民起义夺取对外商征税权成为英、美、法等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共同的目标，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列强如愿以偿，最终实现了这一目的。华强《法国对上海小刀会从“中立”到镇压研究》认为，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以后与法国的摩擦不断升级，法国打破标榜的“中立”政策要求小刀会从上海县城撤退。清政府向法国救援，法国决定向小刀会发难，在清方和法军的联合进攻下，小刀会被迫撤退，起义归于失败。费志杰《小刀会占据上海期间在沪外侨的立场与行为》认为：小刀会起义爆发于外侨群居的上海，不少在沪外侨都想通过向交战双方提供服务或倒卖军火获取高额回报，大大改变了双方的攻守态势，借助外侨援助，交战双方都接触到了部分西式武器，甚至掌握了部分近代战术。并指出：小刀会坚持与清军抗衡17个月，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顽强战斗意志和战略及战术安排。丁国宗《英国对小刀会起义的应对与清廷因应》利用挖掘到的英国档案史料，认为：小刀会占据上海以后，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先后构建临时税收体制和新税收体制，并策划泥城之战，确保英国在华领导权，并使清廷江浙官员屈服，中外反动势力在上海得以结合，中立政策随之被弃，但由于英国外交部的反对，英国并未如法国一样进行积极的军事干预，中外反动势力仍未在中央层面实现联合。正是由于列强势力的干预及其在小刀会起义期间的作为，小刀会起义对上海城市发展和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于小刀会起义影响的研究，这可分为即时性影响和后续性影响，即时性影响是指小刀会起义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蔡宏俊《小刀会起义对于南京战局的重大影响》认为：上海小刀会起义使得江荣为主帅的江南大营腹背受敌，被迫分兵东进，筹建水师的问题一度受阻，江南大营错失进攻立足未稳之太平军的良机。上海小刀会起义也使得江浙地方官员的关系因漕运问题而趋于紧张，起义失败后部分人员参加太平军，对太平军二破江南、江北大营产生了间接影响。付清海《上海小刀会起义与上海城市格局重构》指出：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爆发导致清政府在上海的地方权力出现断层，外国租界在清政府地方权力断层的空隙中迅猛发展，浴火重生的老县城无法重现旧上海的辉煌，国中之国的租界从此在上海占据了半壁江山；散发浓厚现代性气息的上海小刀会起义也推动了上海城市商业贸易的发展，对上海的城市化格局和城市现代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从较长的时段来看，小刀会起义败亡之后的晚清史研究可以帮助认识小刀会起义的后续性影响，有助于推进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战后重建史的研究。崔岷《何以拯救中国：晚清官绅的团练自强主张（1871-1898）》指出：以团练谋求国家强盛的主张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至“百日维新”时，清廷继咸同之后二度在全国范围内倡办团练。尽管团练以中国“旧政”的形象出现于晚清的自强话语体系中，然其得以在“变法”和“维新”声浪中发出足够响亮的声音，表明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日益加深，一些焦虑无比却又苦于推行西法缓不济急的官绅试图从传统制度中寻找迅速增强国力的办法。魏星《官绅联络，兵民策应——咸同时期的江南团练》则认为：地方团练在咸同时期因太平天国战事而发展壮大，尤其是在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省份，地方团练或为自保或为劝办，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地方势力。在苏州、上海一带，江南团练为数众多，办团模式以督抚主导下的逐级多层管理为主。江南团红配合清方军队基本达到了既定的目标。李玉《1874年日本侵台与的“振兴中国”讨论》指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暂时度过了统治危机，兢兢于“自强”运动，迷幻于“盛世”复临。在此情境下，1874年发生的日本侵台事件，受到以《申报》为中心的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并在该报引发了关于“振兴中国”的热烈讨论，构成了晚清变革求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董圣兰《同“为激励士气、招徕商民起见”：治三年江南乡试补行与南京城市生态恢复》指出：经反复博弈，江南乡试在同治三年十一月顺利补行，造成了数目庞大的科举流动人口，为城市经济注入莫大商机与活力，推动了太平天国战后南京城市生态的兴复进程。以此论文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所产生的长远影响和清政府战后重建的努力。

四、聚焦上海小刀会起义研究的学术史，关注深化研究的方向和趋势。

此次研讨会对上海史学界长期以来为研究上海小刀会起义所做的努力和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真诚的赞赏，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上海师范大学的老一辈学者搜集、整理和出版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为学术界研究上海小刀会起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上海史学会、上海太平天国史研究在每逢小刀会起义逢五、逢十时刻所组织的各类学术研究会议也为学术界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对推进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学术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可喜的是，本次会议有3篇论文涉及上海小刀会起义研究的学术史，这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李志茗《筚路蓝缕：徐蔚南的上海小刀会起义研究》探讨了徐蔚南开创上海小刀会起义研究的情况，揭示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研究的学术史源头，指出：徐蔚南是一个被学界遗忘的民国时期文史大家，他在任职上海市通志馆后，投入上海地方史研究，取得很大成果，不仅发掘一大批上海史料，而且撰写一批高质量学术论文，尤其对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研究很有建树，使之摆脱太平天国史附庸的地位，跻身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行列，为小刀会起义研究开创一片新天地。马军《从中心到边缘——复所之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译研究工作》则详细地展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搜集、整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的经过和贡献及相关研究的成果，认为该所编纂和增补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对于学术界开展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研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为该所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怎么高评也不过分。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研究方向、方式和评价体系的转换，该所始终没有制订出新的增补计划，无论是编资、撰写论文，抑或开会研讨均日益淡出，从而在复所后逐渐失去了这一专题研究的中心地位。作者最后指出：如何从边缘重返中心，恢复、加强“上海小刀会起义”等传统优势项目，看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后应该慎重思量的问题。朱敏彦、吕志伟《方志视野下的上海刀会起义》梳理了各类方志中关于小刀会起义的记载，反映了方志史料在史料记载方面的某种偏向和在历史研究中应有的作用。二位作者认为，新志书更加注意对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和历史意义的深入分析，而旧志书更多地关注的是小刀会起义的细节和人物。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所导致的。学术史的梳理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小刀会起义研究奠定的基础。

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地反清武装起义高潮的一部分，当时，东南沿海从广东到上海有秘密会社的起义，在西北、西南有少数民族的起义，在北方有捻军起义，在南方有更为壮阔的太平天国起义，各地起义相互影响，相互支持，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因此，将小刀会起义与其他反清力量进行比较研究，是深化小刀会起义研究的一种尝试。林志杰《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大成国起义之比较研究》认为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广西大成国起义在天京东南和正南方向牵制了大量清军，严重地威胁到清军江南前线的粮饷供应，部分义军还加入太平军队伍，从而极大地支援太平天国在大江南北的反清斗争；由于他们自身的局限性，起义军提不出明确的斗争纲领，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更不可能与太平天国实现真正的联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两场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上海小刀会起义深深地影响了近代上海的城市格局和后续发展，近代上海是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也是全国最为先进和发达的城市，其影响不只限于近代上海一个城市。加强和深化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研究，对于重新认识近代上海城市史和近代民众运动史新动向，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如何进一步推进或深化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研究？这是本次会议特别关注的。本次会议的与会者有很多年青人，多为已经毕业的博士和在读的博士生，会议特别期待年轻学者在深化上海小刀会起义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并给出了以下建议：第一，体察学术发展的大势，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合理吸收其他史观的优长，回应倡建新革命史范式的呼吁，应对回归政治史的学术诉求，在上海小刀会起义史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不断探讨新问题，建构新话语；第二，观察现实社会的需要，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和太平天国史的视角为当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爆发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与清政府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有怎样的关系，上海小刀会起义以后上海社会秩序的重构和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后的战后重建，是否反映了清政府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方面的某些变化，这些变化与清政府的最终命运又有怎样的因果关系，都是可以研究的学术命题；第三，在史料方面，可从外文文献、口述史料和未刊稿等途径进一步加强搜集和整理工作，以支撑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深入研究；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不要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上海、中国，可进一步拓宽视野，以大历史的眼光将上海小刀会起义放到较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揭示隐藏在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背后深层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规律。

上海小刀会起义看似地域性事件，由于它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牵动面广，影响力大，它就不能被看作单纯的地域性事件。此次研讨会的鲜明特点是，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将上海小刀会起义研究与对太平天国史、清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尊重学术发展的规律，体察国家和社会现实的需要，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较长的时段去深化小刀会起义的历史研究，成为与会学者的基本共识。青年学者作为深化上海小刀会起义研究的新生力量，在研讨会有出色的表现，在将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以期待的是，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深化研究，必将有助于推进太平天国史、清史、中外关系史的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对于进一步构建完善的、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