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小型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吹管乐器、打击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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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小型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吹管乐器、打击乐器)

2023-10-07 19:25|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在以上所列举的作家的作品中,冯子存、刘管乐等人的作品,直接汲取“二人台”和北方吹打乐的养分,保持了浓厚的地方特色。尤其是冯子存的《五梆子》,利用原曲牌的音调,充分发挥梆笛的特色,写成了一首激扬慷慨、颇具燕赵雄风的杰作,并使北方笛乐融入一种特定的时代精神和气质。然而,赵松庭的《早晨》则只是把自己所熟悉的江南民间音乐作为原始素材,其重心放在创造、出新上。结果,这首把个人的独特感受融于广大的现实世界,把新生活的气息贯注到传统的表现手段之中,清新飘逸、情景交融的笛子曲,自50年代面世,受到几代演奏家和广大听众的喜爱。实践证明,《五梆子》与《早晨》,一个借传统的“成品”,一个取传统的素材,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创造,取得了同样的艺术成就,在早期笛曲中各领风骚。

另外,由于笛和笛曲历来有梆笛、曲笛和北派、南派之分,故在前辈笛家的创作中,大都限定在本流派。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中青年笛家开始将两派风格、手法相互交融于一体并进行多种尝试,从而使某些笛曲呈现了一种兼容南北的新面貌。总之,得益于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几代笛家的努力,笛乐文献中又增加了大量的优秀作品,笛子艺术走过了一段新的闪光的历程。

唢呐这件乐器,虽然于宋、元前后才开始在我国传播。但到了近代,它却已遍布东、南、西、北,甚至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被使用。在民间音乐中,唢呐不仅是戏曲乐队的成员,更是吹打乐队的主奏。几十年来,借着它在社会上的广泛的基础及自身技巧的日益丰富,一批新的唢呐独奏曲见诸舞台、广播,成为民族器乐的独立门类。同笛曲一样,大多数优秀之作都出于唢呐演奏家之手,如《节日》(赵春亭)、《百鸟朝凤》(赵春峰)、《庆丰收》(任同祥)、《一枝花》(任同祥改编)、《夸公社》《喜庆胜利》(刘炳臣)、《淮北风光》(刘凤桐)、《春风吹绿黄河岸》(胡海泉)、《朝阳沟是个好地方》(郝玉岐)等,但也有一部分是由专业作曲家或作曲家与演奏家合作完成的。如《九龙江畔庆丰收》(葛礼道)、《喜报》(顾冠仁)、《山村来了售货员》(张晓峰)、《社庆》(葛礼道)、《胜利秧歌》(赵砚臣、范国忠)、《丰收渔歌》(李金钟、孙成芳)、《铁牛开进山区来》(陈家齐)等。

在民间音乐生活中,以唢呐为主奏的吹打乐总是和民间习俗、节日喜庆活动相伴随的。在上述唢呐作品中,多数乐曲都表现了这方面的内容,这正是唢呐创作遵循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集中体现。淳朴、勤劳的中国人民,已习惯于用唢呐、锣鼓等乐器表达他们的感情,而唢呐音乐也确实先天地具有中国气派和华夏色彩。正因如此,20世纪50年代由任同祥演奏的《百鸟朝凤》和刘守义、杨继武的《欢庆胜利》,才先后在国际比赛中获得大奖。不同时期的唢呐作品在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都证明了这件乐器及其创作的艺术生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创作实践,唢呐的表现力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专业作曲家的重视。无疑,这将是促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笙作为我国传统乐队中唯一可以演奏“和声”的乐器,历来与唢呐、管、笛相配合,构成十分和谐的效果。但由于它可以兼奏旋律与和声,又有单吐、双吐、花舌、气颤、打音、断奏、连奏等多种技巧,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有演奏家编创独奏的尝试。1957年,胡天泉以一曲《凤凰展翅》(董洪德、胡天泉)荣获国际金奖后,笙乐的创作日渐活跃。其中,《孔雀开屏》(阎海登)、《草原骑兵》(原野、吴瑞、胡天泉)、《晋调》(阎海登)、《海南春晓》(高金香)、《高原放歌》(赵恕人、张之良)、《织网歌》(肖江、牟善平)、《边疆新歌》《水库引来金凤》(王庆琛)、《欢乐的草原》(张之良)及芦笙独奏曲《拉山号子》(覃立兴)、《火车进侗乡》(伊永仁、张大森)等,都是得到听众喜爱的作品。尤其是胡天泉、阎海登的作品,为笙从伴奏到独奏奠定了基础。他们一方面尽可能保持、发掘传统中的各种常用技法,同时又大胆创造并吸收其他吹管乐器的技巧,如多和音、历音、喉颤音、舌颤音、打音、气颤音等,使笙的演奏技艺更加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胡天泉等人还利用巴乌改革的成果,研制成“巴乌笙”,使笙乐有了新的发展。

打击乐器

我国的打击乐器锣、鼓、钹等广泛使用于古代宫廷的朝贺、宴饮、出猎、征战讨伐及民间婚、丧、祭祀、节日喜庆活动中。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其他乐器特别是吹管乐相互结合成为鼓吹乐或吹打乐,但有时也单独使用(如戏曲锣鼓)或形成纯由打击乐组合起来的体裁类别。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这类小型组合形式也出现在专业创作中,并日渐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8年,由黄传舜改编的土家族“打溜子”《八哥洗澡》与观众见面。作者通过大锣、马锣、大钹、小钹四件乐器的组合所造成的节奏音响效果,塑造了非常生动的艺术形象。作品的成功,给打击乐界以新的启发。很快地,由安之顺创作的《老虎磨牙》(1982)、《鸭子拌嘴》(1982),由田隆信改编的《锦鸡出山》(1983)与观众见面。前两首作品取材于“西安鼓乐”,后者仍使用了土家族“打溜子”的素材。《老虎磨牙》用座鼓、钹、大锣、木鱼、双云锣、小镲、拍板等乐器,通过不同的组合和多样类型的节奏、打法,逼真地描绘了老虎咆哮、磨牙、捕捉猎物的特定场景,极为精彩地发挥了打击乐器的技能和表现力,在国内、国际演出后引起强烈的反响,也为打击乐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述小型打击乐作品创作又有新的进展,而且在组合形式及构思方面不断突破民间传统。如《鼓诗——为一群中国鼓而作》(李真贵、谭盾曲,1985,共用大鼓一面、大堂鼓二面、排鼓二套,由五人担任表演)、《西域驼铃》(张列曲,1985,所用乐器有排鼓、大堂鼓、编钟、编磬、云锣、锣、小镲、梆子等)、《滚核桃》(王宝灿、郝世勋整理,1987,所用乐器有扁鼓八面,拍板一件)、《冲天炮》(李真贵曲,1990,所用乐器有大堂鼓、小堂鼓、大锣、川钹、马锣等)、《老鼠娶亲》(郝世勋曲,1987,所用乐器有大堂鼓、大鼓、小堂鼓、大钹、大铙等)。以上作品,有的以宏大的音响揭示出华夏精神和民族气质(如《鼓诗》),有的以细致入微的手段描绘某种诗情画意(如《西域驼铃》),或者将某种民俗引入乐意(如《滚核桃》),并将其地域特色充分地突现出来。总之,它们避开了打击乐无法奏出如歌的旋律这个短处,而在节奏、音色、音响上为自己开辟了广大的创作天地。更可贵的是,大多数作品都通过打击乐的特殊表现力展示了中国气派和东方神韵,这正是本创作领域虽然晚起但影响力巨大的根由所在。

小结

通过以上简略的叙述,我们对本领域的创作状况大概有如下几点较深的印象。

一是创作的广度。从乐器种类而言,不仅有独奏的传统乐器如筝、琵琶、二胡等产生了大量新作,而且原来只用于伴奏的乐器如笛、笙、阮、中胡、板胡、柳琴、扬琴等也都相继涌现了数量不等的优秀曲目,并开创了本类乐器的独奏艺术的历史;从民族的分布看,除汉族常规乐器外,少数民族的一些乐器如马头琴、马骨胡、艾捷克、冬不拉、热瓦甫、弹拨尔、巴乌、扎木聂、四胡、吐良等(限于篇幅,有些乐器本文未能涉及),也都有了自己的独奏曲;从地域范围而论,一方面,各类乐曲使用的音调所涉及到的地域和民族几乎遍及全国,另一方面,参与创作的人员也包括了东、南、西、北、中各个地方。这样的广度,在中国乐器艺术的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通过四十余年的创作活动所产生的作品的数量、质量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乐器独奏曲创作确实由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二是以“业余”为主的创作队伍。我们注意到,每件乐器的开创性作品及相当数量的优秀曲目几乎都出自技艺精湛的演奏家之手,他们或编或创,佳作不断涌现。如笛曲《喜相逢》《荫中鸟》《早晨》《鹧鸪飞》;筝曲《庆丰收》;唢呐曲《百鸟朝凤》;笙曲《凤凰展翅》;板胡曲《红军哥哥回来了》;中胡曲《草原上》等。这种创作现象,实际上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现存的数百首琴曲、数十首琵琶曲,都是历代琴家或乐人创作的。演奏者自己编创,常常因为熟悉某种乐器的性能、技巧而使之在作品中得以发挥,同时还具有使旋律流畅、风格浓郁、结构严谨、整体上较为完满的特色。因此,对于当代艺术家全面继承这一传统的做法及其成果,应当给与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演奏家编创独奏曲的成功经验,给一些接受过西方音乐理论知识,从事专业创作的作曲家以很大的启发,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后,陆续产生了一批由他们完成的作品,如《豫北叙事曲》《狼牙山五壮士》《湘江乐》等,这些作品在音调语汇的创造、乐曲结构的布局及技法的运用上都有很多新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演奏家不易达到的。他们的参与,对于民族器乐独奏艺术而言,同样有历史性的功德。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支队伍、两种创作方式的并存,进一步促使民族器乐小型作品的创作走向成熟。在一个时期内,它们“分头”创造,相互吸收,成为推动该领域向前发展的动力。

三是对标题性传统的继承。中国的器乐作品有标题性这一特征,自古已然。最近四十年的小型器乐作品创作也遵从了这一传统。而且大多数优秀作品的文学标题同其音调所塑造的形象能融为一体,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如前文列举的《喜相逢》《庆丰收》《春天来了》《早晨》《纺织忙》《老虎磨牙》《鸭子拌嘴》等,由于构思严谨、乐旨深刻,所以每一标题都有很高的概括性和丰富的内涵。自然也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但同样明显的是不少作者以粗率、简单化的态度对待这个传统。有些作品硬是把一些口号、标语甚至一时一地的政策充作标题的对应物。结果,这类作品中,生活被图解、被漫画地处理了,而音乐则成了毫无生命力的音符的堆砌。这种滥用标题的创作倾向常常又同某些政治运动相联系,成为那个时代在音乐创作上留下的劣迹。例如1958年“大跃进”时代及“文革”中的一些器乐作品,就是这一倾向的集中体现。

然而,瑕不掩瑜,就整个领域讲,四十年来,小型器乐作品创作获得了丰硕的果实,走完了一段闪烁着创造光芒的路程。

(1991年10月草就,1992年2月28日修订)

(乔建中,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封面图片来源:

http://www.piao66.com/Info_201303231151231606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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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华乐世纪行》(于庆新|编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微信号:SHCM_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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