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确立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反贫困目标，指明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反贫困路径，明确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发挥人民群众创造性作用的反贫困条件，为无产阶级反贫困斗争指引了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从推翻剥削阶级制度到实现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从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到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从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提炼出了社会主义制度是反贫困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贫困的根本、发展是反贫困的保障、精准是反贫困的关键等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贫困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贫困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历史性难题，反贫困是人类为消除贫困而不懈奋斗的实践性进程。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无产阶级贫困状况，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提出了无产阶级贫困问题解决的现实之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并同中国贫困实际相结合，在反贫困的实践进程中接力奋斗并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

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主要内容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整个社会日益形成两大对立的阶级，由于资本积累和阶级剥削而导致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和绝对贫困状况。这种普遍贫困和绝对贫困状况不是个体的贫困，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相对贫困，导致这种普遍贫困和绝对贫困状况的原因是社会因素而非自然灾害或疾病因素。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为解决这样的贫困状况应运而生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批判超越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贫困理论，确立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反贫困目标，指明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反贫困路径，明确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发挥人民群众创造性作用的反贫困条件。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无产阶级反贫困斗争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有力地推进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反贫困斗争的实践进程。

1.反贫困目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出发，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无产阶级极端贫困化及其社会根源；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这一历史前提出发，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科学揭示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超越了对自然、他人以及资本的依赖状况，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高度和谐，劳动成了每个人“生活的第一需要”，自由时间和发展空间将得到极大的拓展，支配人们生活和命运的异己力量将得到控制，贫困问题将从根本上得以消除。

2.反贫困路径：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分化和对立日益严重，资本家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雇佣工人不占有任何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进而导致无产阶级的制度性贫困，“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他们是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无产阶级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联合起来，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才能消除产生贫困的制度根源，才能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无产阶级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之后，要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发展规律，充分认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如果不重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和高度发展，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工人阶级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就会导致社会发展的贫穷甚至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因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离开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不可能满足无产阶级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就不可能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

3.反贫困条件：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作用

一方面，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比如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带领俄国人民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施了一系列维护国家政权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为消除俄国贫困状况创造了重要条件。再比如说，苏联共产党团结带领苏联人民，积极探索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重大成就，在消除贫困方面也取得明显成效。另一方面，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也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在反贫困的实践中也起着主体性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不靠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作用是消除贫困的力量源泉。“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群众都起着不可替代的创造性作用。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否事关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新生政权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才能为贫困的消除提供无穷的力量。消除贫困的伟大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联系，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作用，调动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才能实现消除贫困的奋斗目标。

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中国国情和具体贫困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从推翻剥削阶级制度到实现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从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到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从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贫困之路。

1.从推翻剥削阶级制度到实现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

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家四分五裂，人民生灵涂炭，亿万民众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旧中国极端贫困的根源，指出这种根源不是中国人民先天的命中注定，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对中国人民的联合统治和残酷剥削，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

要改变这种极端贫困和普遍贫困的状况，必须推翻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实施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并发挥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在反贫困进程中的巨大变革作用，在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贫困产生的制度性根源。新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不法投机资本等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通过新生的人民政权实施土地改革、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亿万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理想；通过新生的人民政权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夙愿，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力量，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取得了新中国反贫困的初步成效。“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

2.从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到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

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除了贫困产生的制度性根源，但制度性贫困根源的消除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解决贫困问题。如果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就会违背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高度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接力向贫困宣战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群众，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贫困探索的经验教训，坚持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反贫困的价值追求，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反贫困的根本任务，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消除贫困，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通过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经济改革举措，使受束缚的生产力得到解放，有助于广大农民温饱问题的解决；通过设立专项扶贫资金用于扶持贫困县，改善了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提高了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都有大幅的下降，反贫困成效显著。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面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紧密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等重大问题，充分认识到了反贫困的极端重要性，把对消除贫困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在消除贫困方面有了新思路，将反贫困探索推进到了扶贫开发新阶段。扶贫开发以消除贫困为目标，将反贫困工作重点集中于农村地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把实现共同富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与反贫困探索结合起来。把反贫困工作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进程，通过确立扶贫开发战略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使我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下降大半。“在二十多年里，全国农村二亿二千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点七降为二〇〇〇年的百分之三左右。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已基本完成，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在上个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努力实现反贫困探索中的科学发展，并把实现科学发展与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把扶贫开发工作置于重要地位，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实施连片扶贫开发，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投入力度，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主战场，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坚持政府主导，坚持统筹发展，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这一时期将反贫困探索向纵深推进，把反贫困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紧密结合起来。

3.从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巨大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己任，将贫困问题的解决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作出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战略性部署。“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强调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更大决心、更精准思路、更有力措施，采取超常举措，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有效解决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等五个方面的问题，突破了过去反贫困的瓶颈，克服了过去反贫困的反复，实现了反贫困精准化的质的飞跃。

习近平历经梁家河7年知青岁月，历经河北正定3年脱贫尝试、福建浙江脱贫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等反贫困实践，不断变动的是工作岗位，始终不变的是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赤子情怀。尤其是在梁家河，他从最初的彷徨迷惘到坚定理想信念，深刻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为人民群众做实事的责任和使命，组织带领人民群众修路、淤坝、打井、办铁业社、办代销店、建沼气池，努力改变人民群众的贫困状况，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真正体现出对人民群众的赤子情怀。实践出真知，这些紧贴人民群众生活实际的实践历程，让习近平对贫困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也对其独到的反贫困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始自梁家河7年知青岁月的反贫困探索和实践，使习近平深刻了解了中国的实际，深刻了解了中国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深刻了解了过去救济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在此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了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要从实际出发、针对性地开展反贫困工作，要在全国范围内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建档立卡，构建全国范围内的建档立卡信息网；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要坚持“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扶贫和脱贫不流于形式；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要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激发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经过8年多的努力，“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扶贫，有两个基本情况。一个是以当时的扶贫标准，贫困人口减到3000万左右就减不动了，另一个是戴贫困县帽子的越扶越多。这次脱贫攻坚扭转了这种趋势。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到今年2月底，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179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52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此后，党领导人民群众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中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精准发力。随着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剩余的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我国832个贫困县现已全部脱贫摘帽，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于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精准扶贫、整体脱贫以及防止返贫高度重视，把脱贫攻坚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尤其是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先后组织召开了7个专题会议，这些专题会议从聚焦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到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从聚焦东西部扶贫协作到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从聚焦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到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再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这些系列部署立足新时代我国贫困现状，有的放矢，精准施策，把坚持精准方略与坚持党的领导、加大投入、社会动员、从严要求、群众主体等紧密结合起来，从根本上系统性地解决新时代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在取得脱贫攻坚历史性新成就的基础之上，继续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可以考虑设个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主要政策措施不能急刹车，驻村工作队不能撤。要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不能等他们返贫了再补救。”

三、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贫困既是一个历时性的历史难题，也是一个共时性的世界难题。新中国开展反贫困是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极端落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进行的，尤其是在面临着阶级贫困、绝对贫困以及社会因素致贫的境况下艰难起步的。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使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植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发挥了反贫困的制度优势，通过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创造了反贫困的物质基础，通过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巨大变革展示了反贫困的治理效能，从根本上消除了旧中国普遍存在的阶级贫困、绝对贫困以及社会因素致贫的贫困问题根源，在反贫困方面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反贫困奇迹，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经验。这些基本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反贫困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贫困的根本，发展是反贫困的保障，精准是反贫困的关键。

1.社会主义制度是反贫困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进程表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反贫困的前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是导致旧中国陷入极端贫困的根源，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联合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改变这种极端贫困和普遍贫困的状况。“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确保了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方式的主体地位，消除了人民群众之间根本利益的对立和冲突，比人类社会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都更加科学、更加公正、更加先进，比人类社会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都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发展愿望，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提供了制度前提。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这种制度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力，不断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断创造着满足人民群众生存发展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反贫困进程中充分发挥了全国一盘棋、集中民意办大事、集中力量办大事、接力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这种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对于实施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

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贫困的根本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进程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贫困的根本。“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反贫困既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勇担使命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不忘初心、勇担使命，带领人民群众在反贫困的实践进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非同寻常的成就，充分体现出了反贫困进程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其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奋斗目标，实现了解决温饱问题的奋斗目标，又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新的理想，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二，中国共产党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顶层设计，并将脱贫攻坚的完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其三，中国共产党积极加强组织建设，不断强化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过程中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在脱贫攻坚战中的坚强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3.发展是反贫困的保障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进程表明，发展是反贫困的保障，离开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反贫困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发展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关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满足，更关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经济的发展给国家创造了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了更多的投入和支持，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改善和提高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在反贫困进程中，必须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在科学发展中做好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精神文化生活等各项工作，提高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果。随着经济建设不断取得重大成就，随着更多更优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吃饭和穿衣问题已经解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义务教育有了保障、基本医疗有了保障、住房安全有了保障，正在向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前进。

4.精准是反贫困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进程表明，精准是反贫困的关键。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效解决了“贫在哪里”“为什么贫”“如何脱贫”“如何退出”等反贫困的核心问题，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至关重要。一方面，确定“扶持谁”是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前提。通过进村入户、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扶贫对象等措施建档立卡，是做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前提。另一方面，明确“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是做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关键。通过责任到人、分工协作、选派驻村干部等解决“谁来扶”的问题，通过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等分类施策解决“怎么扶”的问题，通过设定时间表、留出缓冲期、实行脱贫评估验收、实行逐户销号等贫困退出机制解决“如何退”的问题，通过设立脱贫过渡期、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加强监测等防止返贫长效机制解决“如何稳”的问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有效解决了反贫困进程中的“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等一系列核心问题，是反贫困实践的一大创举。

在新的反贫困实践征程中，我们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贫困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奎：《精准扶贫：全球贫困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10期。

[2]蒋永穆、卢洋：《消除绝对贫困的中国之能探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

[3]李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中国的传承与创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4]夏一璞：《试论精准扶贫的创新价值与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5]《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