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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形势 首先，国际格局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推动一个世界格局加速转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今天世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的催化剂是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有利地表明，西方主宰世界500年的时期即将结束，将形成多中心的新型国际体系”。[1]对此，中国提出了“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理念和与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构想。 其次，两种治理观念的较量。围绕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建立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还是通过强权、高压、战争整合世界，国际上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设观”。包括以中国、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主张“和平发展”，强调“和平崛起”，尊重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寻求“和而不同”的政治多极化及国际关系民主化。而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则采取单边主义、“人道干预”、强行推广“自由”、“民主”、制造“颜色革命”以及不断发动战争等高压手段，来确保美国、西方的安全与繁荣，维护其霸主地位。“在冷战结束后的22年中，美国在海外打仗就有16年时间。要实施‘由美国来统治世界的一极化战略’，就需要庞大的军事开支，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而且，这些战争的军事成本都很高，属于消耗型的战争。”[2] 两种“建设观”汇成当今形势中最大看点，即中国忙于建设，美国忙于打仗。两种力量的较量将长期发展下去。 再次，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带来“跷跷板现象”，形成东崛、中乱、西衰局面，其演进过程是相对、缓慢和不确定的，但其总体方向是促使世界发展更趋平衡化。包括东方、南方国家在内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东崛”力量，是推动国际格局转型的主力军和推动力，推动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出现相向而行的“双轨制”；包括西至北非、南抵中亚、南亚在内的“大中东”地区持续出现的乱局，因其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和政治生态的变幻莫测而在“跷跷板”中扮演着战略“支轴”作用；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内的“西衰”是相对的，美国仍将在综合实力上无人能敌，西方仍将长期把持和控制国际事务的话语权、规则的制定权。然而这条巨大的战略跷跷板正由过去倾向西方的“一头沉”渐渐向东方倾斜，中部大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大变局则有可能加剧这一向东方倾斜的趋势。 第四，“三海”（地中海、霍尔木兹海峡、南海）成为新“热点源”并与传统“热点”叠加，局部形势严峻。 “三海”具有的共同特点：一是除地中海北部为欧洲和南部属北非之外，其它都在亚洲地区，表明亚洲不仅是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增长最快地区，也是热点和冲突最集中地区，大国激烈争夺的地区，亚洲形势牵动世界； 二是与海洋运输通道及能源安全密切相关。在以色列西部和塞浦路斯南部黎凡特海盆发现巨型天然气田，据美国地质勘探局估计，这片海下区域蕴藏着123万亿立方英尺的可开采天然气，相当于200亿桶，是美国战略储备的20多倍。[3] “东地中海一直是一个既有当地国家利益冲突又有外来势力较量的海上冲突场所，现在的情况也没有任何区别，将来也不可能改变”。[4]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原油贸易的咽喉。全球通过海路运输的原油有约35%经过这里，占全球原油贸易总量的20%。中国三分之二的石化能源需求不能自给，需要进口，中国对海洋运输线的依赖,海洋通道对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三是“三海”动荡的背后都有美国“推手”兴风作浪。美国急欲在地中海、霍海除掉多年的“眼中钉”伊朗、叙利亚，利用南海问题煽动其盟国对中国牵制和遏制。 “三海”不仅是联系世界各地的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和原料、能源供应线，而且对应着地缘跷跷板上的西部、中部和东部，因而成为三种力量和大国角力的新舞台，因此可以说，地中海稳，则欧洲、北非稳；霍海稳，则中东稳；南海稳，则亚太稳。 二、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 当前，无论自然灾害还是人为因素制造的危机都在迅速增加。从金融危机到“甲流”疫情，从恐怖事件到叙利亚内战，从全球气候变化到日本核泄漏灾难，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无论是在自然灾害面前，还是面对社会系统突发的极端事件，都显得十分脆弱。即便是依靠现代技术构筑的社会网络，如互联网、航空网、电力网、输油管道、海上航运等等，在灾难面前也都变得不堪打击。 （一）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的主要原因 冷战后两极格局的崩溃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带来的国家间关系的深刻转变引起了国际安全研究范式的变革，在“批判安全研究”（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5] 兴起的过程中，非传统安全观渐趋成型。批判安全研究将安全的重心从对国家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怀，安全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主权国家，还包括所有的人的社会关系和所有的社会。[6] 在安全研究上采取构建主义方法论的哥本哈根学派主张“批判安全研究”既强调安全的客观属性，同时也具有强调安全为社会关系所建构的建构主义色彩。他们将安全领域明确划分为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五个领域，“是军事安全不再被视为当今世界唯一的安全形式，开始了人们对安全的新思考，安全研究的议程被拓宽了”。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为国际议程的主要问题之一。冷战结束，使国际社会遭受全面军事对抗和整体毁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是，过去被两极对抗所掩盖的种种矛盾在冷战后露出水面，诸多过去不太引人注目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非传统安全作为一个动态性概念，体现了安全现实的变化和安全理念的拓展。未来，随着涉及该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不断涌现，全球范围内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将依然严峻，并有加大的趋势。其原因在于： 一是两级军事对峙格局消失使传统安全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比冷战时期大为降低，非传统安全问题同传统安全问题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日益增强。比如恐怖主义向来被视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但“9•11”恐怖袭击事件却是与许多传统安全问题直接相关，如美国霸权政治与伊斯兰国家原教旨主义之间的矛盾，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恐怖主义威胁接连不断，国际反恐形势依然严峻； 二是随着冷战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高新技术的进一步扩散，科学技术与现代风险的因果关系愈加密切联系。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它所带来的后果，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与控制。科学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同时也蕴藏着对人类社会的各种威胁，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重要根源，人们对科技发展后果的控制能力越来越低。因此，科学技术一面推动了现代社会的进步，一面又产生了大量的不可预测的副作用，即技术和生态风险。2009年爆发的甲流，2010年4月发生在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共有相当于490万桶的原油泄漏入海，成为美国的“世纪灾难”。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核辐射三重灾难，成为日本的“世纪灾难”； 三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涵盖面不断拓展。如网络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暖、难民潮、传染病的传播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新的安全威胁。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跨国犯罪等依然构成重大的紧迫挑战，事关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法国战略学家多埃和教授多马尔指出：“我们现在进入了全球危机的时代。出现了三个重大的变局：政府体制危机，生态系统（气候和大自然）危机以及战略分析与预测危机。每一个危机实际上都有预兆。只不过有一些预兆不易察觉罢了。由于不去看或者不再看的集体无意识，所有的这些征兆都被无视或者忽视。10年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三个危机。这标志着传统战略模式及其预警系统的失败。第一个危机是恐怖主义的危机。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随着房地产和次贷泡沫的破裂，第二个危机也在美国出现。我们从这场危机中发现了旨在将重大风险转移到整个链条的下一个环节的有害机制。但甚至当一些基金或者是一些国家把它们的账目变为一种损人利己的机制时，竟没有任何人作出反应。于是，人们假装发现了管理危机，也就是主权债务的危机。第三个是能源危机。它对世界一级的核能未来提出了质疑。”[7] 非传统安全具有的全球特性决定了这些问题涉及全球所有国家，解决这些问题无法依靠传统的政策手段，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力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 （二）非传统安全形成“危机环”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现代风险社会和“全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我们用与技术发展相同的速度创造出无法测算的不确定性时，人类就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经济危机与其它全球性危机如贫困、气候变化、全球化等从来不是单一作用的，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各种危机的关联性加剧了战略断层。”[8] 当前“全球风险社会”面临着关联性危机或是“危机环”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技术成为政治、安全危机的潜在导火索。科技的迅猛发展，大幅降低了创造、发现和传播信息的成本。今天计算机信息处理的成本只有20世纪70年代初的千分之一。主要特点不仅在于通讯速度，更重要的是信息传播的成本大幅降低。但同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它使各国政治将不再仅限于政府范围，个人和私人团体——从维基揭秘网、“斯诺登事件”、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到社会自发运动都能直接参与世界和国家的政治。英国议会的一项报告警告称互联网正成为暴力极端主义的最大滋生地。[9] 早在2009年，摩尔多瓦就爆发了“推特革命”。反对派利用推特发布煽动信息，号召群众游行抗议。随后上万名年轻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甚至一度占领了议会大厦。2010年11月，美国和以色列秘密研究和测试的计算机蠕虫病毒“震网”，攻击了伊朗的离心机系统，病毒让伊朗的核计划进程倒退了几年。2011年以来，突尼斯、埃及、也门等西亚、北非国家局势持续动荡，民众上街抗议，随之导致执政多年的强势政府倒台。在此过程中，互联网工具，尤其是“推特”、“脸谱”、“优兔”等网络技术推波助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013年年中斯诺登揭露的“棱镜门事件”以及随后引发的一系列美国监听丑闻，表明美国在网络上拥有的绝对霸权。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军队信息化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网络对抗力量将会出现。虚拟空间的斗争将没有战时与平时之分，网络空间的较量将越来越激烈。 第二，气候变化既引发外交战，又造成自然危机。全球气候变暖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的重大问题，普遍被各国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各国积极开展环境外交，气候变化问题也成为国际外交斗争的新舞台。欧美既竞争又妥协，竞相出台新的应对政策，大打“气候牌”，旨在为西方谋取最大利益。气候问题也深刻影响着南北关系，发达国家借此与政治挂钩，“生态政治化”倾向业已出现，新兴发展中大国成为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主要批评对象。美国将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作为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先决条件之一，欧洲国家威胁对不履行环保义务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以环保为名的国际贸易保护战正在拉开序幕。气候变化给世界带来严峻挑战，人类未来将不得不面对一些不可预测的生态危机。在此背景下，水资源安全地位未来将持续上升。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将会导致水资源的脆弱性大幅增加，水资源供应短缺、污染和环境退化等现象更为严重，水资源危机有可能成为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国际社会将对水资源及高耗水产品的分配等问题展开讨论，以免因“水战”、“水恐怖主义”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而威胁到世界稳定。因气候变化、水资源紧张，以及人口增长等原因，又产生“粮食危机”。粮价上涨等因素是造成西亚、北非政局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能源领域引发系统性危机。历史上能源问题通常加剧政治、经济危机。1973年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对西方进行的石油禁运，导致油价暴涨四倍，结束了西方“光荣的三十年”。从1974年起，所有的西方国家进入衰退，出现了二战后的低增长期。从1978-1979年起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和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造成油价上升至每桶100美元左右。此后又造成西方经济出现“滞胀”期。包括西亚、北非在内的大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油气资源集中区域，同时又是世界最不稳定、最具爆炸性的地区，美国出兵伊拉克、北约打击利比亚均与掠夺当地石油资源密切相关。能源问题导致系统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源、能源国的抵抗风险能力降低。所有依赖于石油、矿产收益的国家，都会产生对劳动价值有关的财富产生排斥效应，导致农业萧条，工业不景气。中东国家及俄罗斯就因为10年油价的井喷，没有实现工业的多样化和发展农业，因而极易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二是容易产生腐败国家和冒险性。石油资源属于国家，任何国家都会牢牢控制勘探、开发许可的颁发以及石油及其产品的生产、销售。极易造成国家最上层的少数人掌握巨大的财富，并绕开国家预算的制定和必要的民主程序。因为石油收入本身就能代替税收。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依赖能源资源的国家容易产生腐败的寡头政治集团或成为专制国家。凭借巨大的财富，这些国家很容易不顾民众反对进行冒险，如1991年伊拉克萨达姆对科威特发动的侵略战争；三是产生社会动荡的温床。巨额石油收益妨碍了经济多性发展，石油天然气国家的增长率要低于其它经济类型国家，与经济多样性发展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处于相对衰落。一方面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另一方面单一经济结构导致失业人数、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极高，民众不满情绪长期积压，终于酿成2011年西亚、北非的大规模社会动荡。 第四，恐怖主义的能量依然巨大。尽管“9•11”事件已经过去十多年之久，本•拉登被击毙，但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严重，全球反恐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恐怖袭击事件在东非、北非和西非国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地方正在成为恐怖主义的新战场。据美国官员说，整个非洲范围内，都有恐怖分子不断涌入马里，在这里，他们赢得身为“圣战者”的荣誉，并通过与装备精良的西方军队对抗获得实战经验。“马里北部已经成为恐怖冲突的前线，如今的人们提到马里北部就像90年代后期提到车臣一样。” 2012年9月，伊斯兰极端分子袭击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的领事馆，美国驻利大使遇袭身亡；2013年1月，马里北部与“基地”组织有牵连的极端武装组织向南部进军，威胁首都安全，法国因此出兵马里；阿尔及利亚极端武装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随后制造了人质危机，劫持了多名外国人质，借此声援马里的极端武装组织，事件造成至少25名外国人质遇害。4月15日，在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比赛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死亡，183人受伤。9月肯尼亚内罗毕韦斯特盖特购物中心遭到索马里反政府武装“伊斯兰青年运动”武装人员袭击，至少39人在袭击中丧生，另有150余人受伤。我国新疆也发生了暴力恐怖事件。恐怖主义袭击一大特点是：手段高科技化。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恐怖组织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传播恐怖活动信息，利用电脑“黑客”闯入储存绝密信息的网址进行破坏活动。同时，恐怖分子抓住现代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渗透性的特点，利用现代媒体，散布恐怖信息，制造恐怖氛围，进行恐吓和威胁。 第五，安全危机持续发酵。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经过10年的能量酝酿，到1939年终酿成世界大战的惨剧。如今历史虽不会重演，但在金融经济危机长期冲击下，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国家均出现社会政局持续动荡局面，安全危机凸显。 首先，在发达国家内部面临严重的安全隐忧。一是政府执政能力、公信力普遍下降，社会不满情绪导致暴力事件频发。危机以来，欧洲已有多国政府直接因经济和债务危机倒台，各国的罢工、罢课风潮不断，并越来越倾向使用“暴力抗争”，出现非法扣禁企业主、抢占超市和公用设施，德国出现极左派和新纳粹派频繁制造烧毁汽车和暴力破坏活动。瑞典、法国均发生系列枪击案；二是危机引发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弊端的反思，各种极端、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行动呈泛滥之势。传统工人运动斗争中的一些口号如“阶级斗争”、“革命”等字眼再现。 其次，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面临严峻的安全挑战。一是危机造成一些国家进入动荡和政变的高发期。今年因新兴国家经济困难，社会矛盾突出，巴西、土耳其、印度等国相继爆发大规模示威和骚乱。西亚、北非的大动荡更是经济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二是促使“问题”、“敏感”国家铤而走险。伊朗、朝鲜先后进行发射卫星试验，继续走“核边缘”政策。长期受西方压制、制裁的伊朗频繁举行军演，力挺叙利亚政权，不断挑战西方底线。再次，恐怖、海盗威胁呈蔓延扩大之势。尽管击毙了本•拉登，北约在阿富汗加强军事打击力度和经济援助，但基地组织、塔利班势力仍然活动猖獗，并对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基地组织、伊斯兰极端势力沿着“阿拉伯之春”打开的道路向西延伸，相机夺取政权。导致索马里海盗滋生的根源没有消除。第四，全球防务费用逆势上涨。金融经济危机造成各国财力捉襟见肘，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关注度也随之下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外国投资对非洲大陆的投资将下降20%。但是，主要国家防务和安全费用非降反升，安全费用和武器开支增加，与此相关的军火工业蒸蒸日上。美国2009年国防预算6110亿美元，2013年为6310亿美元。2013年俄罗斯国防预算将达2.1万亿卢布，约合668亿美元，较2011年和2012年继续增长。到2020年前，俄罗斯军事改革计划将拨款20万亿卢布，约合6360亿美元，主要用于更新现代化武器和军事装备。印度2012－2013财年的国防预算为19340．7亿卢比（约合390亿美元），同比猛增17．6%，涨幅是1947年独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印度还成为新兴经济体中最大的武器购买国。日本国防部2013年度的国防预算580亿美元，正在调整并更新自身的国防实力以应对中国带来的威胁，提升自身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以及侦察能力；印尼2013年国防预算为81亿美元，与2012年相比增加18%。菲律宾2013年国防预算为29亿美元，与2012年相比增加12.5%。第五，核问题前景堪忧。当前国际核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一些国家急欲拥核，即使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也在所不惜。一些国家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并试图发展核、生物和化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核国家中的美、俄、法等核大国相继对核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力图通过“先发制人”和加紧对核武器的改造和研发，抢占新的制高点。为预防和打击恐怖袭击，有关国家都在加紧研发小型、精确、灵活的核弹。而为防止遭受先发制人的打击，其它国家势必寻求发展生存力更强的核、生物和化学武器，加剧军备竞赛。随着主要核大国相继调整核战略，降低核门槛，大大增加了爆发地区核危机的可能性。宣布“先发制人”核战略的国家，将会刺激其它有核国家降低核门槛，无核国家拥核自保。使和平解决伊核、朝核问题的难度增大，对世界军控、核不扩散政策及安全形势带来负面影响。对此，前北约秘书长索拉纳等人指出，在这样一个全球变暖、智能炸弹、网络战争和全球传染病的时代，我们必须借助更加复杂和微妙的策略来保护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能继续坚持已经过时的策略，无视全球共同威胁以及应运而生的相互依存的总体环境。[10] 三、中国面临的安全困境 （一）中国周边地区成为高风险地区，周边地区消极因素有所增多。 第一，朝鲜半岛形势潜伏着较大不稳定性。朝鲜受伊核、中东局势及内部政局演进的影响，为扭转在国际上被动、孤立的局面，有可能铤而走险，在核开发、导弹问题上制造事端，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前景渺茫，朝鲜半岛成为东北亚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2013年2月，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次升级。 第二，日本政治右倾化，对华政策强硬，牵制中国发展和统一的意图增强。中日围绕钓鱼岛领土争端加剧，日本将领土争端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渲染“中国威胁论”，借机调整安全政策，加强日美同盟。2012年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决定，在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加入补充条款，明确规定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日本加强对中国的防范，《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军事力量发展计划，明确把中国作为防范对象，将确定强化包括冲绳岛在内的西南地区的防卫，对中国进行“警戒监视”。2013年10月，在印尼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的岸田文雄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举行三方会谈，就引发中日两国关系对立的钓鱼岛问题和海洋安全保障问题为中心交换意见。三国外长一致同意，为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三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合作。近日安倍还公然叫嚣要在亚洲带头抗衡中国。 第三，南海问题仍然暗流涌动，美日澳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声称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煽动所谓中国“强硬论”。美国公开提出支持在南海搞“多边行为准则”，将其海上对华抵近侦察与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之争混在一起，高调声称是在维护海上自由航行权。围绕南海的军事演习频繁。 2010年以来，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日趋强硬。2012年4月，菲动用军舰武力袭扰中国渔民，引发黄岩岛事件。越南公务船在南海追扰正常作业的中国渔船，空军战机对南沙群岛岛礁进行所谓“巡逻侦察”。越国会审议通过了《越南海洋法》，把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包含在其所谓“主权和管辖范围”内。菲、越还变本加厉地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美菲举行了外长和防长“2+2”会谈，双方表示将合作开展菲海上安全能力建设。南海问题东盟化的趋势尤为明显。菲律宾和越南要求东盟国家划线站队，去年底因菲律宾刻意要将黄岩岛事件写进公报而引发争议，致使东盟外长会议有史以来首次未能发表《联合公报》。在菲、越推动下，部分东盟国家对南海问题关注度提升，推动制定“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第四，亚太地区国家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随着战略重心东移，美国投巨资加强在亚太应对“反介入威胁”的能力；澳大利亚计划在今后20年花费2750亿澳元(约合2730亿美元)对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日本不断提高对周边海空域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能力；2010年至今，印度军队不断加强北部边境地区陆、空基础设施建设并强化前沿兵力部署，其数量、规模及覆盖范围为近年来之最，印度还悄悄研发隐形无人战机，成为全球第6个拥有洲际导弹的国家；东盟国家开始加强防卫产业合作。越南近两年表现非常活跃。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从2011年起，亚洲国家的防务开支在近代历史上首次超过了欧洲。 第五，台海形势总体稳定，但美国坚持对台军售。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奥巴马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执意碰触这根最敏感的神经，无疑加深了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对中美关系带来损害。2013年，美国陆续运交台湾地区的军售武器包括：12架翻新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P-3C猎户座反潜巡逻机，总价达19.6亿美元；30架波音公司生产的AH-64E长弓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总价达25.3亿美元；以及60架塞考斯基公司生产的UH-60M黑鹰通用直升机，总价达31亿美元。 第六，南亚安全形势仍然复杂、不确定。近年来，印度媒体不断爆出印度将在印中实际控制线附近新建新的前沿哨所并增派印度边防部队的消息，称其目的是加强边境安全。与此同时，印媒不断炒作“中国军事入侵”。2013年4月，中印军队在边界进行“帐篷对峙”。“帐篷对峙”发生后，中国与印度更加重视解决边境问题机制的作用。阿富汗几成美国造就的一个新“失败国家”，2014年美国、北约从阿撤军后，将留下一个巨大的“安全真空”。巴基斯坦政局仍不稳定，美巴在反恐和对阿富汗政策上的分歧有增无减。印度对中巴民用核合作耿耿于怀，中国对美印加强战略合作的关切也在上升。 （二）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都与中国有关。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高新技术的进一步扩散，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新安全威胁。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同传统安全问题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日益增强。 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主要有： 一是直接面临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网络攻击、太空武器竞赛、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活跃，能源短缺和原料价格上涨、气候变化、海外公民和企业的安全、海盗、走私贩毒、公共卫生、食品安全、非法移民等威胁的挑战。 二是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和运输安全问题突出，中国与周边地区因能源问题的海上争端由来已久，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也不会平息。海洋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但中国长期的大陆思维方式与走向海洋国家的发展模式有深刻矛盾与冲突。中国在迈向海洋的过程中，缺少足够的海洋战略和足够的手段。 三是核扩散、核材料流失和走私风险增大，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有关国家“拥核”自重。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全球核能发展前景被蒙上一层阴影，人们对核设施安全性更加关注。四是国内国际的互动，远比以往更为紧密。“法轮功”、网络安全等问题，“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主义威胁，今天比20年前严重得多。 （三）金融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安全造成冲击。 国际金融动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衰退及其带来的市场萎缩、各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油价等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使中国经济成本增加，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 一是虽然中国在世界银行和IMF中的投票权有所提高，但是，这些投票权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真正改善了中国在这些全球机构的治理和决策机构的地位。因为这些机构的变革还处在初期阶段，其原则仍然不是民主、透明的，中国依然缺乏足够的话语权。 二是美国不断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贬值美元，来转嫁经济困境，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元贬值使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美国主权信用降级，意味着中国外汇资产风险的提升。还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热钱进入中国，令中国治理通胀变得更加困难。 三是西方加紧组建针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TPP、TTIP等“超级贸易集团”。美国、西方针对中国设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越来越多，包括与环境、安全和生态等有关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检验和检疫措施、包装、标签及标志要求、绿色壁垒、信息技术壁垒等。由于中国经济竞争力提高，美国、西方把人权、民主、自由问题混杂在对华贸易政策中，强调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劳工公约”。欧盟在中欧新伙伴合作协定框架协议谈判中，把加强中欧在安全和健康标准方面的合作作为重要内容。 四是危机造成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消费不振，对华投资和需求减少。2004年以来，欧盟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欧洲各国经济（包括德国）增速都出现了放缓的趋势，失业率不断攀升。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一方面减少了欧盟国家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欧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近年以来，美国、欧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增加，使得我国出口面临巨大的压力。 综上所述，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中国面临的周边及国际安全环境并不十分有利，对此，如何破解安全困境，继续延长和巩固我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可能是三中全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和目标。 注释： 1. 俄罗斯2011年度《外交年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文章：“紊乱的国际关系——支撑点在哪里？”。 2. 日本《正论》月刊2012年3月，国际政治专家伊藤贯文章：“对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八个疑问”。 3.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12年3月12日，记者詹姆斯•罗森报道：“能源生产革命在中东开始”。 4. 《世界政治评论》2011年12月6日，英国索尔福德大学国际安全和战争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文章：“对抗的种子：东地中海新的海上力量均势”。 5. 参见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Williams (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c,1997,pp.vii-xx. 6.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第5页。 7. 转引自新华网2011年7月4日，法国《论坛报》法国战略培训与研究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兰•多埃、法国保罗一塞尚大学教授菲利普•多马尔文章：“世界正面临战略思想的极度缺乏”。 8. Francois Heisbourg, Vainqueurs et vaincus,Lendemains de crise, Stock2010,Paris,p104. 9. 英国《卫报》网站2012年2月6日，艾伦•特拉维斯文章：“大臣们警告说互联网成为暴力极端主义的最大滋生地”。 10.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2011年8月1日，北约前秘书长、现任西班牙伊萨德商学院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中心主席兼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哈维尔•索拉纳和巴斯克大学民主管理研究所所长丹尼尔•英纳拉里蒂合写文章：“新权力法则”。 （来源：《“共享安全与全球治理”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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