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斯贝特及其研究团队通过实验揭示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上的显著差异。他们让密歇根大学的学生选择更喜欢用哪种方式来反驳亚里士多德有关较重物体先落地的假说。备选方案是一个辩证论证，另一个是逻辑论证。

辩论论证的过程是：亚里士多德的假说建立在物体下落过程中不受任何其他环境因素影响的基础上，而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设想我们有两个物体，重的叫H,轻的叫L。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物体放在两种不同的环境中，如把H置于有风的天气中，而把L置于无风的状态下，那么有风和无风的环境就会使结果不同。由于这些背景因素的影响总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认为最初的假说一定是错误的。

（图片来源：Newyorker）

逻辑论证亦即伽利略的论证过程是：假如我们有两个物体，重的称为H，轻的称为L。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假说，H比L落地更快。现在，假如把H和L捆在一起，那么会发生情况呢？L加上H比H重，因此，根据最初的假说，应该比H落的更快。但在把两个物体捆成一体的情况下，L比较轻，会使H减速，因此L加上H应该比H单独落的更慢。根据最初的假说，L加上H比H单独落的既快又慢。这是矛盾和荒谬的，因此最初的假说一定是错误的。

结果，大多数中国学生都倾向于选择辨证论证，大多数美国学生则倾向于选择逻辑论证。二者在思维方式上的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他们更喜欢如何反驳亚里士多德的重力假说，而且还体现在他们如何看待上帝存在等其他问题是。因此尼斯贝特得出结论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喜欢辨证论证，大多数美国人喜欢逻辑论证。

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和美国人的逻辑思维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异在于，前者接受矛盾，后者排斥矛盾。中国人认为，矛盾是无所不在的，任何一个事物实质上都是一个矛盾体，矛盾的存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中国人的思维传统中，根本不存在A与非A的对抗，相反，A实际上暗含了非A的情况，与非A是不可分离的，A甚至会在一定条件下向非A转化。因此，对待矛盾的办法不是用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减少矛盾双方的对抗性，达成某种中和状态。

美国人相反不能容忍矛盾的存在，不仅对矛盾有天生的恐惧，而且总是致力于消除矛盾。在美国人看来，如果一个命题与另一个命题存在矛盾，那么其中一个命题必然是错误的，因此需要被否定。这种无矛盾的原则是逻辑思维的典型写照。

就像尼斯贝特所解释的，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讲矛盾，但黑格尔总是试图用合题来解决正题与反题之间的矛盾。与黑格尔最终寻求矛盾的消解不同，中国人的辩证法容忍和接受矛盾的存在，寻求超越矛盾，并利用矛盾更好地观察和理解事物。

在现实生活当中，面对矛盾和分歧，大多数中国人不论作为当事人还是作为调解人都会寻求中庸的解决之道，通过双方各让一步，达成某种妥协。相比而言，美国人更喜欢明确断定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并要求错和非的一方对和是的一方做出让步。

作为当事人，美国人倾向于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要求对方做出让步。作为调解人，美国人则倾向于之处占理的一方，并要求失据的一方让步。因此，出现矛盾和分歧是常常需要公正的第三方如律师介入，根据某种普遍规则来裁决哪方是对的。

尼斯贝特以母女冲突为例，发现72%的中国人会选择辨证的解决办法，而美国人中只有26%的会选择辨证的解决方式，大多数则会致力于通过非此即彼的方式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并要求一方做出改变而另一方完全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

在国际关系当中，中国也总是认为与他国存在不一致是正常的，并主张任何矛盾和危机都需要当事双方通过妥协的方式达成和解，而任何第三方都应扮演“劝和促谈”的角色，而不是充当最终的仲裁者。这或许可以说明中国在面对领土和领海纠纷时，为什么既不喜欢诉诸国际法，也不欢迎持偏袒立场的第三方介入。

美国一般则很难容忍他国与自己有不一致的地方，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并总是试图让他国做出与美国保持一致的改变，即使对待自己的盟国也不例外。在调解国际危机的过程中美国不仅喜欢充当最终的仲裁者，而且常常偏袒其中一方，压另一方做出让步。这或许可以说明美国对于解决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和南海纠纷的基本政策。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人喜欢用“既是…也是…”或“两者都…”的方式理解和对待矛盾分歧，对问题的解决坚持一种既此又彼的中庸思维。相对来说，美国人则喜欢“不是…就是…”或“要么…要么”的方式理解和对待矛盾与分歧，对问题的解决坚持一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

动态思维与静态思维

由于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待矛盾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理解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在中国人看来，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会不断产生矛盾，矛盾双方经过不断转化而使事物实现新旧交替，但事物的发展过程是纷繁复杂的，而不是直线式的。美国人喜欢把世界看作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常常认为事物的变化不大，即使确实在变，未来的变化和现在的变化也会一样，会沿着同一方向，甚至以同一个速度进行。这一点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看法几乎南辕北辙。中国人不仅认为事物不断在变，并且强调事物的变化不会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和速度进行，而是随时可能改变方向和速度。

在尼斯贝特组织的一次实验中，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根据12张表示变化趋势的曲线图，包括世界经济增长率和癌症死亡率等，预测接下来的发展趋势是上升、下降，还是保持不变。结果，美国人比中国人做出了更多与图示趋势一致的预测，即如果某种趋势呈上升势头，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有可能做出接下来将继续上升的预测，反之亦然。中国人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会出现逆转的人数是美国人的好多倍。

因此，尼斯贝特认为，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传承于希腊哲学，而希腊人就像交往理论家罗刚所指出的“是线性的、非此即彼的逻辑思维取向的奴隶”。与之相比，中国人的思维是动态的，深谙物极必反的道理。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一定方向上的迅速变化往往预示着不久的将来会向相反方向发展。诸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或之所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说明矛盾转化的谚语已经成为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重要基因。

（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或许，福山在冷战后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是美国人静态思维的一种终极表现。福山仿照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说，认为冷战最终以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全面胜利而结束，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最终以一方战胜另一方而使矛盾得到消解，因此历史就此走向终结。尽管亨廷顿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地缘冲突会在冷战后从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文明为中心，历史会在新的矛盾中延续，但更多的美国人宁愿相信“历史终结”论，而不是“文明冲突”论。

美国人甚至坚信，世界上的每个人在内心里其实都是美国人，如果不是，那也只是时间问题，他们迟早会是这样的。因此，世界最终会实现美国化。对于喜欢动态思维的中国人来说，不论黑格尔还是福山，认为历史会终结的看法实在是再滑稽和荒谬不过了。而亨廷顿尽管反对“历史终结”说，但其“文明冲突”论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会战胜非西方文明的观点也使之难逃美国人逻辑思维的桎梏，而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相去甚远。

渐进思维与激进思维

中国人动态思维与美国人静态思维的不同还在于，前者认为渐进的变化多于激进，通过渐进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优于激进方式，而后者认为要么没变化，要么就是激进的变化，因此用激进的方式解决问题优于渐进，渐进往往会使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

（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人在治病过程中更喜欢通过慢慢调理来使身体重新恢复平衡，而治病的最佳方式是防病，有所谓“上医治未病”一说。相对而言，美国人更喜欢手术，即通过快速切除身体某个存在功能障碍或患有疾病的部位而治病。因此，在西方国家相当盛行的手术治疗，尽管现在也越来越多地被中国人接受，但却不是中国人的首选方式。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手术切除患病器官的同时会破坏它与其他器官的关系，而导致该器官生病的根源可能并没有消除。

此外，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南海和东海纠纷以及各种国际危机，宁愿长期搁置争议，而不愿诉诸激进的办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人的渐进思维使然。而美国在处理反恐和防扩散问题，以及解决各种国际危机时往往缺乏耐心，总是希望尽快消除矛盾，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这不能说跟美国人激进的思维没有关系。

微信编辑：鲁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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