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领袖丘处机西行论道，是道教史上令人瞩目的历史事件。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集团，虽然信奉萨满教和喇嘛教，但对于汉民族的宗教——道教，却仍然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遣使敦请丘处机前往中亚论道。而丘处机则从济世度人的宗教信条和教团自身发展需要出发，不远万里，以道教的政治伦理信条和养生箴言及修炼之术对成吉思汗进行了坦诚的劝诫。本文拟就此作些考察。

一、道教政治伦理影响成吉思汗的契机

公元1219年，远在中亚进行西征的成吉思汗派遣侍臣刘温(字仲禄)不远万里来到中原，敦请道教全真教派首领丘处机前往中亚。从表面上看来，成吉思汗此举的目的乃是为了向丘神仙学习长生之术，但如果我们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作些思考，则不难体察个中之深意。

当时，北方的大片土地沦入金人之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这种社会环境，促使人们寻求精神避难所，全真道正是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作为宋朝遗民，全真道的创始者王重阳目睹宋末符录、烧炼等道术对朝政的危害。因此，他从宗教理论和修行方法、组织机构等方面对北宋的道教进行改革，摒弃了符录、烧炼诸术，主张道、释、儒三教合一，融合、吸收儒、释二家入道，强调清心寡欲的内修真功和积德行善的外修真行相结合，并且，又将“救一切众”与“忠君王”(《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全真道就既为封建统治者所认可，又吸引着包括落泊士人在内的众多民众。其所到之处“人如云集”，“闻其风者咸敬”。(《重阳全真集·序》)王重阳的门徒继承了他的宗旨，他们周济众人，大获民心。丘处机成为全真道领袖人物后，主要在山东的登州、莱州等地的道观中进行宗教活动。这时，广大人民常处于天灾人祸的不幸之中，他们将全真道视为救星，而作为教团领袖的丘处机，其名望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了。甚至山东杨安儿、耿格的起义，政府官员也要请他出面止乱，“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长春真人本行碑》，《道家金石略》)

成吉思汗正是看中了丘处机作为道教领袖的声望和地位，以及他那套抚众安民的道家学说。当时，蒙古军队已经攻下金的中都，由于金军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意识到不可能在短期内征服金国，于是他委命木华黎负责管理新占领区的政治和军事，自己则率师西征，占领了西辽旧属的大片领土，并开始攻入中亚大国花剌子模。但是，单纯依靠武力占据众多的国家和地区，显然是不稳定的。成吉思汗深深地懂得，要有效地统治被征服的广大地区的众多民族，单靠武力镇压是不行的，还必须辅之以安抚手段。而道教以及道家学说的安抚之术就是征服人心的重要武器。

成吉思汗延请丘处机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图。当时，他虽然领兵西征，但并未忘记，在黄河以南，还苟延残喘着蒙古人的世仇金国。消灭金国是成吉思汗的宿愿。从金国的兵力部署和地理形势看，假道于宋进攻金国是最为便利的捷径，而宋金是多年的仇敌，故成吉思汗策划联宋灭金。

不过，成吉思汗的意图还不仅在此，他还希图在灭金之后，进而取代南宋政权，统治广大的汉人地区。全真道是在汉人中影响颇大的宗教。道家学说颇重抚众安民之术，因此，无论从收服民心，稳固阵脚的需要考虑，还是为日后的联宋灭金进而统治全中国作准备，召请丘处机这位道教领袖都是十分必要的。

成吉思汗的上述意图，可以从他召请丘处机的手诏中清楚地反映出来。诏书是这样写的：

“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竖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弟兄……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之天祐……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犹惧有阙……聘贤选佐，将已安天下也……访闻丘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恰闻，探赜穷理，道充德著……朕心仰怀无已。岂不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弦阔，有失躬迎之礼……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数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游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重阳宫圣旨碑》，载陈垣编：《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

在诏书的前半段，他首先指责统治中原地区的金统治者腐朽奢华，已为上天所厌弃。接着，极力表白自己素来遵循反朴还淳、去奢从俭、谦退爱民等宗旨，因而得到上天的护祐，建立殊功伟业。这样，就从理论上否定了宋、金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并显示了蒙古人取而代之的合法性。同时，还从感情上拉近了与丘处机以及广大汉人之间的距离，从而为统治广大汉族地区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在诏书的后半段，成吉思汗则充分地表示了求贤辅治的意图，明白地提出要向丘处机求取治国安民和保身之术。这份诏书既彰显出以德配天、为政以德、任贤选能以及受命论等儒家政治伦理色彩，又渗透着尊道贵德、反朴还淳，去奢从俭等道家政治伦理主张，显然出自一位满腹经纶的汉人士大夫之手，但也充分说明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贵族集团对汉族文化的认同。而诏书的字里行间亦透露出成吉思汗个人既留意于道教的长生之术，又希图通过缓和民族矛盾，稳定阵脚，巩固统治的意图。这些政治和文化上的背景，为丘处机以道教政治伦理主张影响成吉思汗提供了契机。

正因为成吉思汗有着上述这些高远的战略计划，因此，虽然处于戎马倥偬之中，他仍对于召请丘处机之事表现出了特殊的关注和重视。他命前往中原敦请丘处机的刘温，挂上虎头金牌，上面写着：“如朕亲行，便宜行事”，使他沿途享有方便行事的各种特权，为了保证丘处机及其随行人员的安全，他专门“抽兵以卫之”，防止不测，并且多次传旨，向丘处机嘘寒问暖。

二、丘处机万里应诏的目的

作为道教领袖人物的丘处机对于成吉思汗的召请，也表现出了与往常大不相同的态度。以往，他曾多次拒绝了金和南宋的召请，而这次却不惧艰辛，接受了远在中亚的成吉思汗的召请。丘处机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他希望此行能够劝诫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集团，使他们不至于杀戮太过。当时，蒙古军队以残暴见称，他们屠杀人民，毁灭城镇，《蒙鞑备录·军政》就记载了这一状况：“凡攻大城，先击小都，掠其人民，以供驱使。乃下令曰：每一骑兵，必欲掠十人。人足备，则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昼夜迫逐，缓者杀之。迫逐填塞，壕堑立平。或供鹅洞炮尘等用，不惜数万人。以此攻城壁，无不破者。城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丘处机对于兵祸给人民所带来的灾难是深有感触的，因此，他力图通过对成吉思汗的劝诫，减轻人民所受的兵祸之苦。他在赴召北上途中寄友人的诗中，就充分表现出了这种抱负。诗中说：“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年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长春真人西游记》)当到达中亚的阿姆河附近时，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的医官郑景贤相遇，他在给郑医官的诗中，再次表明自己赴诏西行的目的：“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同上书)

第二，希望通过此行影响蒙古上层统治集团接受中原地区原有的统治方式，稳定这一广大地区的社会秩序。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蒙古民族进入中原后，破坏着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秩序，而金朝和南宋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再也没有力量稳定局势。因此，中原地区的不少汉族地主阶级成员只得寄望于锐气正旺的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丘处机的应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种意向。

第三，希望通过此行为全真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丘处机以及全真道的其他一些成员都认识到，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必须借助于统治者的扶助。丘处机看到，金和南宋政权已是末日将至，而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则很有可能成为一统天下的霸主。只有借助于以他为首的蒙古贵族统治集团，才可望扩大全真道的影响，促进全真道的发展。因此，在答宣抚使王巨川的诗中，丘处机将自己的西行论道与老子化胡联系起来，诗中说：“良朋出塞同归燕，破帽经霜更续貂，一自玄元西去后，到今似无北庭招。”(《长春真人西游记》)虽然谦称自己的西行是“续貂”，却也足以说明他此行的动机。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丘处机才不顾自己已经72岁的高龄，毅然应召，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来到成吉思汗的帐前。

三、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道德规劝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正式论道共有三次，成吉思汗令人将论道内容用蒙、汉两种文字记录，并命“勿泄于外”。后来，侍臣奉敕将其整理，编成《玄风庆会录》，这就使我们得以了解到，丘处机是如何规劝成吉思汗的。

(一)长生之道在于节欲。

在初次见到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向丘处机询问长生之药。丘处机坦率地回答他说，并无长生之药，而只有养生防病的卫生之道。在正式论道时，丘处机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以道家的崇俭寡欲主张和精气理论来阐述养生之道。他说：“人以饮食为本，其清者为精气……气全则生，气亡则死，气盛则壮，气衰则老”，如果恣情于声、色、味、情，则散气伤身：“眼见乎色，耳听乎声，口嗜乎味，性逐乎情，则散其气。……人以气为主，逐物动念则元气散。……愚迷之徒，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恣其情，逐其欢，耗其精，损其神，是致阳衰而阴盛，则沉于地为鬼，如水之流下也。”而知晓修炼长生之术的学道之士则与之相反，他们“去声色，以清静为娱；屏滋味，以恬淡为美。……去奢屏欲，固精守神，唯炼乎阳，是致阴消而阳全，则升乎天而为仙，如火之炎上也。”

丘处机否定长生之药并摒弃了道教肉身成仙等神话，以道家的俭啬寡欲作为卫生长寿之术，这是对全真道以精神成仙理念取代肉身成仙信仰这一道教史上革命性转折的继承和发展，但此时此地，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宗教信仰、神学理论和修炼方法。众所周知，自秦汉以来，历代帝王为寻求长生成仙而轻信邪道佞臣，劳命伤财，不知造成了多少政治上的昏乱，不知给天下民众带来多少苦难和负担，秦皇汉武等人所折腾的求仙闹剧及其政治弊害，实可谓前车之鉴。面对这位来自大漠草原的蒙古贵族，丘处机断然打破了那个曾经让众多汉族帝王痴迷的长生美梦，他将道家道教抑奢崇俭寡欲的道德要求与长生延寿的人生企望紧密联系起来，引导成吉思汗谨守节欲去奢等养生伦理信条，这是极具政治伦理意义的。

(二)帝王修行应“外修阴德，内固精神”。

为了打动和迎合成吉思汗，丘处机以君权神授的理论美化成吉思汗，将其打扮成“皇天眷命”派来管理人间的“天人”，即天上之仙官。他说：“陛下本天人耳，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残去暴，为元元父母，恭行天罚，……克艰克难，功成限毕，即升天复位。”作为天人下凡，恭行天罚的皇帝更需要珍重自己的身体，清静节欲：“在世之间，切宜减声色，省嗜欲，得圣体康宁，睿弄遐远耳。”但是，帝王妃嫔成群，因而比常人更加难以节欲。于是，丘处机反复警告成吉思汗：“贪欲好色则丧精好气，乃成衰惫，陛下宜加珍啬。”然而，丘氏又认为，仅仅做到节欲，这还只是平常之人的修炼内容，皇帝的修炼之道则又与此不同。丘处机指出：“陛下修行之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则为外行，省欲保神为乎内行。”这就是说，“省欲保神”只是做到了修行的“内行”，还必须“外修阴德”，即是要做到“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

为了使自己的劝诫具有更大的权威性，丘处机向成吉思汗鼓吹，道教经典乃上天所降：“上天屡降经教，劝人为善，……东汉时，干吉受《太平经》一百五十卷，皆修真治国之方，中国道人诵之行之，可获福成道”，道经“皆治心修道，祈福禳灾，扫除魑魅，拯疾疫之术”。而上天降经的目的，是要“使古今帝王臣民皆令行善”。他又将《太平经》等道经中宣扬过的承负说和佛教轮回说加以改造，以之告诫成吉思汗：“行善进道则升天为之仙；作恶背道，则入地为之鬼。……帝王悉天人谪降人间，若行善修福，则升天之时位逾前职，不行善修福则反是。天人有功微行薄者，再令下世修福济民，方得高位。昔轩辕氏天命降世，一世为民，再世为臣，三世为君，济世安民，累功积德，数尽升天而位尊于昔。”他努力将道教的“修真治国之方”和积善行道之术影响成吉思汗，强调只要能够“积善行道，胡患不能为仙乎?”在这里，丘处机明确地阐发全真道精神成仙的主张，将修道成仙与治国行善联为一体，以图促使成吉思汗接受道家道教的政治伦理规范，恤民保众，平治天下。

如果仅从传授道教延年益寿的养生修炼之道的角度来说，丘处机上面关于道教养生之术的讲述颇有几分敷衍的味道，因为不论是以丘处机在延年养生方面的深厚素养还是从他千里迢迢应诏的劳累奔波来说，上述的回答的确是过于简略。由此，我们也足以看出丘处机此行的醉翁之意。

(三)建议选贤与能治理中原。

丘处机运用道家治身治国一体的理论，将个人养命长生的话题引向了济世安民之术，向成吉思汗提出了“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的要求。这乃是他这次万里赴诏的主要目的。围绕着济世安民的目的，丘处机还献上了具体的治平之策。他首先向成吉思汗指出，中原地区具有丰富的物产、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完备的治国之术：“普天之下，所有国土不啻亿兆，奇珍异宝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天垂经教，治国治身之术为之大备。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蚕，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所以，历代有国家者，唯争此地耳。”因此，治理好中原地区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然而，此地区目前却是“兵火相继，流散未集”，急需派遣精明能干的官员前去治理。他还建议免除其三年赋税，以便使国家和军队“足丝、帛之用”，使老百姓“获苏息之安”，这是“安民祈福”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上述安抚山东、河北等地的建议，丘处机在论道过程中曾反复提起。在此，他又强调，如果派遣廉洁、干练的官员前去按上述筹划行事，则“必当天心”，如果让那些无才无德的人去统治中原，则“不徒无益，反为害也”。接着，丘处机建议成吉思汗仿效金朝，在不熟悉中原的情况时，先立傀儡皇帝统治中原，然后再取而代之。

四、道教政治伦理影响成吉思汗的政治意义

丘处机万里赴诏、西行论道，以道教的政治伦理影响成吉思汗，此举有着较大的社会政治意义。

第一，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成吉思汗的屠杀行为。

丘处机的上述一系列主张适应了成吉思汗巩固政权，进而统一全中国的长远计划，并且，还为之涂抹上了几缕上天神灵的光芒。因此，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这番话语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天锡仙翁，以寤朕志”，从而“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他对丘处机说：“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当然，其遵依的程度如何，尚无详细的记载。不过，从历史文献来看，丘处机对于成吉思汁的劝诫在某种程度上是发生了一些实际作用的。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岁癸未(1223年)，成吉思汗猎于东山，因马踣而失驭，摔于马下。丘处机谏曰：“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成吉思汗马上接受他的谏言说：“朕已深省，神仙劝我良是。我蒙古人骑射，少所习，未能遽已。虽然，神仙之教在衷焉。”还对臣下表示：“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此后，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打猎。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丘处机会见成吉思汗以后，其军事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在此以前，成吉思汗奉行的完全是武力征服和屠杀政策。1219年，他开始了进攻中亚大国花剌子模的战争，使中亚地区陷入了血海。据史书记载，在这段时间内，成吉思汗直接插手的屠杀行动有：1220年2月攻下不花剌城，3万多抵抗者全部被杀；3月，投降的康里将卒3万多人全部被杀；1220年夏，蒙军攻入花剌子模的首都玉龙杰赤城，除了将居民中的年轻妇女和儿童掳为奴婢外，其余人尽被屠杀。杀掠之后，又决阿母河堤，放水灌城，藏在城中的人全被淹死；1220年秋，成吉思汗统大军攻下阿母河北岸要塞忒耳迷，毁其城堡，尽屠其民；1221年初，率军进攻塔里寒，7个月后攻克此地，守军和人民被屠杀殆尽。而在1222年年底即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论道之后，情况似乎有了一些变化。1223年成吉思汗起程东归，“这段期间，蒙古人似乎没有在钦察草原进行大征战。”(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第156页)在1226年秋开始进攻西夏的战争中，成吉思汗还因为出现了五星聚于西南这一天象而下令不杀掠。到第二年六月，他又再次向臣下提起这件事说：“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元史》卷一，《太祖本纪》)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利用星占术证明自己顺乎天道，并力图通过丘处机曾主张的止杀这一怀柔之术来获取民心。

以上事实说明，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论道以后，成吉思汗的军事政策曾有了明显的转变。应该说，恰好在1222年底出现政策转变，这并不是时间上的某种巧合。我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转折，除了军事形势、气候和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因素之外，我们也不应排除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影响。当然，关于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劝诫所发生的作用，我们也不应估计太高。例如，1225年成吉思汗从西域返回蒙古后，第二年就大举攻西夏，在这一战争中，进行过抵抗的肃州、中兴等城居民遭到残酷屠杀，肃州城民幸免者仅一百零六户(见《元史》卷一二二，《昔里钤传》)这说明，成吉思汗对丘处机止杀等劝诫的遵循程度又是有

限的。

第二，促进了统一中国的事业。

丘处机西行论道，从而直接观察和了解到成吉思汗及其整个政治集团的状况，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蒙古政权取代濒临灭亡的宋、金统治者，统一全中国的必然性。因此，在回到中原以后，丘处机便将这些认识化为一些具体的行动。当时，护送丘处机东归的宣差阿里鲜要去山东招谕各支抗蒙武装，使之停止抵抗，归顺成吉思汗。他要求丘处机予以帮助，并对他说，如果皇帝派大军前往，必然杀害许多生灵，求大宗师以慈悲为怀，派人同去。丘处机看到这些零星的武装力量不足以与蒙古军队相抗衡，于是派弟子尹志平与阿里鲜同往，并手书两封信函，以招谕抵抗者，为蒙古军队的统一事业效力。

丘处机去世以后，其弟子继续奉行与蒙古统治者合作的宗旨，他们宣扬“北方气运将回”(姚燧《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并序》，《甘水仙源录》卷二)，鼓吹“今皇朝应运，奄有诸夏，朔南漠北，东海西凉，异轨殊途，咸归一统，……多方顺化，四海归仁，亦臣子之至愿也。”(姬志真《京兆普渡碑》，《云山集》卷八)要人们顺乎天命，停止抵抗，做新皇朝的顺民。这一切，从舆论上支持着蒙古统治者统一全中国的事业。而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问题的话，这些协助蒙古政权统一中国的行为是顺乎历史发展潮流的。

第三，解救了部分沦为“驱口”的群众。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论道，甚获这位蒙古大汗的欢心，从而拥有了显赫的地位和某些特权。当丘处机载誉东归之时，中原广大地区正处于蒙古军队的铁骑之下，灾难深重。战争又使广大人民沦为近乎奴隶的“驱口”，严重地破坏着这一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史籍记载说：“时国兵蹂践中原，河南、北犹甚，民罹浮戮，无所逃命。”(《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在这种情况下，丘处机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拯救人民：“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同上)甚至有人认为，当时投归教门以求避难者甚众，以至于河朔之人十分之二都成为了全真道徒(见元好问《怀州清真观记》，《遗山集》卷三五)。这些记载，也许不无夸张之处，但有些学者对丘处机这方面的功绩估计太低，则是不公平的。行善积德是全真道教徒修炼外行的重要内容，更何况，丘处机素以悲天悯人、济世救民自诩，他曾赋诗抒怀说：“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生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丘处机《石番溪集·愍物诗》。目睹生灵涂炭，丘处机派出他的门徒持牒四处奔走，招徕百姓，使沦为奴隶的人民恢复人身自由。虽然这些活动的动力来自宗教信仰，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发展壮大全真教的阵地，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丘处机及其门徒的这些努力，在客观上救助了部分濒于绝境的人们。

第四，促进了“汉法”的采用。

丘处机与蒙古统治集团的接触，对于后来“汉法”的采用也有某些促进作用。早在丘氏与成吉思汗论道时，就曾陈述以农业为主的中原文明的优越性，强调农副业生产产品足以供应军国之用。并建议尊重汉地的风俗，保留原有的统治方式。当时，一直在成吉思汗身边听讲并且担任记录任务的是契丹人耶律楚材。他曾与丘处机“联句和诗，焚香煮茗，春游邃圃，夜话寒斋……”(见耶律楚材《西游录》)其关系之融洽可见一斑，丘处机对他产生影响是顺理成章之事。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身为佛教徒的耶律楚材采取了联合全真道徒的态度。虽然后来因全真道势力的膨胀及政治形势的变化，耶律楚材在丘处机死后反对全真道，并在其《西游录》中批驳丘处机十谬，但丘处机的一些思想影响却难以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而消除，在后来蒙古统治者之间发生“汉法”与“旧俗”之争时，耶律楚材一直是坚持推行“汉法”的重要人物。

所谓“汉法”，乃是中原地区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它与落后的蒙古“旧俗”是对立的。从蒙古建国之初到元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之间一直存在着“汉法”与“旧俗”之争。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执政时，蒙古贵族别迭等人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主张以落后的蒙古“旧俗”来统治汉地，取代汉地先进的生产方式。耶律楚材坚决反对这种倒退的做法，他驳斥“汉人无补于国”的谬论。有意思的是，他所持的理由，与丘处机论道时所谈的内容十分相似。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他又将征收来的中原物产让窝阔台过目，促使这位大汗体会了行“汉法”的好处。耶律楚材前后任事近30年，官至中书令。在职期间，他参照汉法，定策立仪制、建议军民分治、建立赋税制度、废屠城旧制，奠定了元朝封建国家的立国规模。元朝建立后，以忽必烈为首的当权者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任用汉人，采用汉法。而这一政策的确立，与耶律楚材在前代所作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耶律楚材之所以能够这样做，除了他较早地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等主观条件之外，丘处机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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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 第一、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全真篇》上)，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出版。

原载《中国道教》，2003年第1期    录入编辑：方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