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实业街福感寺遗址考古现场，遗址南区发掘情况。

福感寺遗址考古现场出土的石刻残件。上面刻有“福感寺”的字样。

佛像出土情况。

出土的石刻残件。

千年前，唐代诗人刘禹锡游至成都，挥墨写下《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赞其“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

始建于两晋，声隆于盛唐的福感寺，受唐末战乱的影响走向衰落，不仅湮没于历史烟云，更让后人几无踪可寻，由此在考古界还留下一段公案——福感寺遗址到底位于成都何地?

今年6月，历时1年的考古发掘后，考古人员凭藉刻有“传今福感寺”的经版，确认了福感寺遗址所处地标——宽窄巷子旁，实业街原实业宾馆处。一千多块出土的经版上，刻着佛教经典;一些篆刻文字上还残留着的金粉，展现着往昔的肃然;栩栩如生的石刻造像，传递出僧侣的信念……地底下的实证，将文献资料中的名寺逐步还原，一场历时30年的古寺寻踪也就此落定。

古寺寻踪 出土经版石刻确认福感寺坐标

据介绍，考古人员于去年4月，在实业街正式开始了对福感寺的发掘。

成都市考古所副研究员易立、张雪芬是成都实业街工地的考古发掘领队。他们对福感寺的了解，以往都来自文献：福感寺从东晋延续到两宋，一度是益州(成都)名寺，常有高僧驻留。唐代高僧道宣就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里记载，成都时年常有旱涝，官家祈雨都要到这来，祈而有应，特有感征，寺庙因此得名“福感”。唐末宋初，战乱波及，一度香火鼎盛的福感寺，逐渐衰落。

张雪芬回忆，他们在发掘现场，发现了一块蟠龙碑首，上刻“大唐益州福”的字样，但这块碑首是残缺的。队员们猜想，另一半上，会不会刻着“感寺”?毕竟，在文献中，福感寺就在这一带。直到一块石刻经版的出土，证实了他们的猜想，因为上面清晰地刻有“传今福感寺”。继续阅读石刻，“章仇来临”几个字显现，又令她联想起不同的僧侣传里提到的一件事：章仇移塔。张雪芬说，这个故事有些夸张，但章仇兼琼确有其人。

据史料记载，章仇兼琼治理蜀地，德政颇多，政绩斐然，民常怀其恩惠。不仅如此，他还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捐资助建乐山大佛。因交好杨贵妃和杨国忠，被荐为户部尚书、殿中监。

还原盛景 上万平米发掘已显古寺盛时风华

易立介绍，此次考古发掘面积达1万1千平米，“能挖的都挖了。”但挖掘区域里，福感寺只占了一部分面积，而且因为破坏严重，寺庙遗址在整个发掘现场的占比，尚无法确定。尽管如此，寺庙当年香火旺盛的概貌已可以勾勒。

据称，此次考古，发现了塔基、房址、水井、道路、沟渠等遗迹。而出土文物中，最为吸睛的可能要属一千多块石刻经版了。经版上秀丽的楷书、行书字样，经辨认，出自《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典。其中，一些篆刻文字上还残留着的金粉，展现出往昔的肃然。据称，以往这些文字上都涂有金粉，只是部分的消褪了。经版质地都是本地产红砂岩，因湿度不同，呈现出或深或浅的颜色。

而多达五六百块的石刻造像残件，则展示了当时的寺庙文化。易立说，按照残件还原，最高的可达四五米。经考古人员清理后的造像，已可清晰辨认：庄严祥和的菩萨、目光炯炯的天王、自在安逸的伎乐、手捧莲花的供养人……它们千姿百态，神态不一。留存下来的佛像抑或宽额丰颐、体态丰腴;抑或身著璎珞、姿容凝重。张雪芬说，不同的僧侣巧匠雕刻出来的造像，神态都不一样，这和他们的内心想象有关。

石刻有95%都取自红砂岩，小部分取自黄砂岩。红砂岩石质较软，易于雕刻，在当时是最普遍的雕刻石材。

同时，考古发掘而出的蟠龙碑首、模印密檐塔砖、有铭文的琉璃瓦等建筑构件，也旁证了当年的盛况。此外，还伴随岀土了大量杯、碟、碗、盏等日用陶瓷器。

佛寺聚集 宽窄巷附近为当时宗教文化重地

“福感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易立说，在附近区域，比如宽窄巷子、西安路，同仁路，发现过不少寺院，而且历年来，也都有大量佛教遗存陆续出土。可以看出，这是成都当年重要宗教文化区域。

据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透露，2014年12月15日，他们在青羊区下同仁路126号、原成都市水表厂厂区的考古发掘现场(北面与实业街相邻，东南方向距宽窄巷子街区约200米)，出土了80余件石刻佛像及残件。这些造像均为红砂石质地，个别外有贴金，极为精美。初步判断，这批造像的时代集中在南北朝至唐之间，其中一件单体倚坐式托塔天王像更是极为罕见的珍宝。

考古人员认为，福感寺的兴衰，均与其相应的时代息息相关。两晋时期，数位高僧从洛阳等地抵达成都，筑起“大石寺”。后来，官人百姓来此祈福，遂更名为“福感寺”。唐玄宗、唐僖宗为躲避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出逃至川，引入大量文人墨客、能工巧匠、虔诚僧侣。寺院佛龛、佛教造像也由川北向南成燎原之势。而此时，福感寺的兴盛也达到顶峰。

据史料记载，唐代高僧玄奘来到川时，福感寺正处于兴盛时期。而唐代诗人刘禹锡游川时，更是作下《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力赞寺庙“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

到了唐朝末年，受到战乱的影响，福感寺走向衰落，直至湮没于历史烟云。

福感寺 传·奇

章仇移塔

据考古工作人员介绍，在一些僧侣传上有过“章仇移塔”的记载，而此塔便来自福感寺。

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的益州最高长官章仇兼琼，刚刚走出剑门关，不想遇到一个巨人相迎。巨人为福感寺的守塔神，称寺庙的塔位置不好，特意求章仇帮助把塔移位。于是，章仇兼琼将塔向东北方向，移了42步……

地震不倒

福感寺到底有多繁盛?正史难寻。但在一本僧侣传里，可以寻得一个影像：唐代高僧道宣，亲见福感寺筑有一座9层高的宝塔，雄伟壮丽，令人肃然起敬。

就是这座宝塔，还留有地震不倒的传说。《法苑珠林》记载，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一场地震突袭益州，地震当天，宝塔剧烈颤动，摇摇欲坠，却终挺立不倒。传言称，当时有四个跟宝塔一般高大的神灵，以背倚住塔的四方，福感寺才得以安然无恙。

福感寺 迷·影

古寺迷踪：成都考古界的一起公案

现于文献的大唐名寺“福感寺”究竟位于成都何处?

今日，这一千年古刹经虽考古人员之手显露真容，但曾经福感寺遗址却为公案，引来后人不断找寻。尤其在30年前，还在考古界掀起过一场福感寺迷踪的大讨论。

“福感寺”遗址确定，消息经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发出后，得到不少考古爱好者的反馈。他们，都曾是古寺迷踪的探寻者。

无论是诗人笔下那个“如昆阆间物”的名刹，还是记载于僧侣传中的那个“感应百姓祈求”的灵寺，福感寺始终带着一种神秘感，引人入胜。其间，不少考古爱好者和专家学者也曾在成都条条老街道，一个个发掘现场苦寻其真貌，但终寻不得见。

上世纪80年代，四川大学考古专家林向在长顺中街，发现了3个寺塔塔基。基于地理位置，他认为这是福感寺的踪迹。一时间，考古界轰动，讨论热潮掀起。在一些史料里，“福感寺”和“福成寺”总是交替出现，一度让人迷惑。林向公开表示，文献中的“福感寺”和“福成寺”所指同一个地方，只是古人笔误。

随后的30年间，考古专家们每逢在长顺中街附近进行考古发掘，破解福感寺迷影的愿望俱如影随形。

福感寺 要·义

福感寺遗址发掘

佐证成都城市中心历数千年未有位移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称，隋唐时期成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安史之乱后玄宗入蜀，成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更得到飞跃发展。福感寺大量遗存和珍贵文物的发现，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除与福感寺有关的遗迹外，此次还发现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战国的墓葬，东汉六朝的道路、房址、水井、水沟，大量日用器具和建筑构件，以及两宋和明朝的部分遗迹。

说起福感寺遗址，王毅颇为慨然，“这个遗址的年代从商周一直延续到明代，加上之前在成都市中心发现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诃池遗迹、镇水石犀、巍巍大汉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遗迹等，表明今日成都市区一带是罕见的历数千年文明叠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文化遗存年代跨度大、内容极为丰富，相信未来必将会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