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英国新左翼的代表人物之一，霍尔曾是《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首任主编，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 主要撰稿人之一、《探测》（Soundings）的创刊人之一。代表编著主要包括《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1976）、《管控危机：行凶抢劫、国家、法律和秩序》（1978）、《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和左派危机》（1988）。

作者有感

在众多研究意识形态的理论家中，霍尔的主要贡献在于把意识形态问题引入文化研究，且接合文化霸权理论，探究意识形态在文化表征层面的运行机制和过程。意识形态批判是理解其文化政治批判理论的关键。它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读，或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意识形态理论的阐发，他的意识形态理论首先是各家理论的“接合”和“挪用”：马克思、阿尔都塞、葛兰西、弗洛西诺夫、拉克劳和墨菲等人，是一次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其次，霍尔注重发现意识形态在文化表征、话语层面的运行机制和传播方式，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编码/解码理论和表征理论。更重要的是，霍尔的意识形态批判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而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他既注重微观政治，探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族、身份、族性、媒体、性别、多元文化、差异、表征、视觉文化、全球化、现代性等问题背后的深层结构和元语言；又注重积极介入宏观政治，批判撒切尔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国政府的社会政策和政治改革。霍尔不仅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且更注重如何改变世界，实现了文化理论和文化批判实践的高度统一。

原文精简

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自从文化被阿尔都塞纳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范畴，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就产生了密切联系。意识形态的概念适用范围愈来愈大，超越了纯粹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发展成为当代文化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指出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范畴。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甚至声称“干脆将英国文化研究描述为意识形态研究，这样更简洁，或许也更准确”。在文化研究领域，意识形态研究首先关注的是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和价值。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意识形态的功用局限在维持统治阶级的政权范围内。在后来的发展中，意识形态的外延逐渐扩展到性别、种族、身份等文化政治的问题上。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2014）是一位“能够在自己的著作中将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20世纪80年代霍尔在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就已经提及表征和接合的概念，并运用了这两个概念来阐释意识形态问题，提出了独特的意识形态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霍尔在最后一次访谈中也主张“回到文化研究早期的问题，如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化、意识形态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文化、意识形态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文化、意识形态和其它社会领域的关系，包括那些我们没有考察过的领域，如教育、性别、种族。”霍尔的意识形态研究为其在文化研究领域不断开创新空间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了他在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种族、身份政治、撒切尔主义、霸权理论、表征理论、接合理论和媒介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因此，霍尔的意识形态批判被视为霍尔文化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二

霍尔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是“找出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中最明显的弱点和局限，本着批判的原则，对已经取得的成果、应该舍弃以及应该保留的论述进行评价或者反思”。霍尔充分接合或挪用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阿尔都塞、葛兰西、沃洛希诺夫、拉克劳和墨菲）的相关理论资源，致力于在实践中重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理论上，霍尔主要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话语理论、表征理论和接合理论阐述了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和运作原理。在实践上，霍尔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撒切尔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社会现实中的运作和表现，做到了从实际出发，理论结合实践，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精神。

三

研究语言符号在文化语境中的表征与意指实践成为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霍尔认为意识形态（像语言一样）由不同话语元素之间接合形成，但是并不等于语言，而且语言与其所表征的政治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看来，语言符号可以反映或影响认知方式，语言符号既是意义生产和流通的优先媒介，又是意识形态运行的主要媒介，若探究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就要研究使用中的语言符号。因此，霍尔认为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霍尔首先从萨丕尔-沃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进行分析，这个假说认为语言决定/影响说话人的认知或世界观。霍尔由此推论道，不同社会的语言和语义结构反映出不同的认知方式。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运行依赖语言符号系统，而这套语言符号系统的运行则需要一定的表征和意指规则。所以，研究意识形态运行的关键就是要发现表征和意指规则的问题。现实世界中的万事万物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牢固的普遍意义，意义是人为地赋予给它们的，具有任意性和规约性，意义还取决于说话者、听者、说话语境、传送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霍尔认为，意义是一种社会文化产品和实践，语言之所以能够建构意义是因为语言是作为一种表征系统而运作的，语言是在文化中表征思想、观念和情感的媒介之一，是一套复杂的编码/解码文化循环系统的产物。例如，媒体通过特定的社会组织使得生产者得以任意地使用制造意义的编码工具，借助特定的编码过程而制造出产品的特定意义。意指实践的主要功能特点是它接合了不同的社会和象征元素。文化意义不仅仅存在于大脑之中，它们还对社会实践进行管理和调节，影响人们的行为，并最终产生实际作用和效果。因此，霍尔把意识形态的运行看作是意指的文化政治实践，并受制于特定的现实权力和利益，特定意义的表征以及表征方式都要经过权力和利益相关方的挑选和组合。

在实践层面上，霍尔以及其主持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意识形态在社会和文化中运作机制的分析颇显功力。他们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英国青年亚文化的仪式抵抗、行凶抢劫所引起的英国社会恐慌以及撒切尔在危机中重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努力。其中，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实践昭显出其意识形态理论主张。霍尔把撒切尔主义概括为“威权平民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 其成功之处在于它能够把“相互矛盾的话语在相同意识形态内接合起来”，因为这个术语本身就是一种悖论。霍尔认为脱胎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变体已经不能充分解释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现象，阿尔都塞的理论也很难解释撒切尔的政治主张。由此，霍尔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失去了对当时现实的分析能力，必须用一种更合理的理论来解释新的意识形态现象。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统治思想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命题并没有看到这个现实，特定的意识形态，如撒切尔主义，为了成为统治思想必须在统治集团内部赢得意识形态斗争。

四

20世纪60-8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范式不断变化，霍尔的文化研究范式也经历了从霍家特、威廉斯开创的文化主义到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再到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转变，其转变过程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社会、语言的政治意义、符号和话语政治的再发现。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通过语言符号的表征和意指实践来完成。对霍尔来说，文化就是表征和意指实践，语言是文化的优先媒介和载体形式。任何文化的载体和表征实践都没有真正原初的意义，未受社会关系侵染的原初编码环节也是不存在的。文化形式的意义并非内在固定的，文本也不是透明清晰的，其意义并非能够在其所指物中看清。意义既是文本与社会接合的产物，也是嵌入其内的含义和编码的产物。文化符号的意义部分是由其所处的社会语境决定的，部分取决于其所接合的社会实践，并与之发生共鸣。内在于文化的固定客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种文化关系的接合状态。文本绝对不可以隔离，因为文本总是处于意指链网络之中。语言符号与所指意义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因为每一个语言符号在特定的语境中可以产生“多种重音”（multi-accentual）和多种所指（multi-referential），同一个所指在不同的文化中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能指表征出来。意识形态符号能够“在话语层面重新接合而建构新的意义，连接不同的社会实践，给予社会主体产生不同的定位”文化就是关于意义的斗争，这种斗争既发生在符号之外，也发生在符号之内。因为文化是界定生活方式和体验方式的斗争场域，这种斗争是通过我们所拥有的话语形式来展开的。文化实践接合了特定社会实践和事件的意义，文化实践界定了我们理解它们的方式，界定了我们的体验和生活方式。而且，社会实践经过文化的解读，能够和处于主导地位或反抗地位的社会关系接合起来。

五

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霍尔不断返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审视其所不能，再尽力在新语境中对其进行改造或重构。霍尔声称自己“曾经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并且长期以来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观察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之间内部关系的方法感兴趣……对文化的兴趣则总是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持批判态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从来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霍尔的意识形态观以及其所开拓的文化研究就是为当代社会现实问题和危机寻找更合理的文化方案。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话的基础上，霍尔建构了他自己文化理论和研究范式，再次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一种有益的文化政治批判实践。霍尔认为，理论化的目的不是提高个人的学术声誉，而是理解、掌握和解释世界和历史进程，对世界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以指导实践，从而才可能改变实践。霍尔提出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是为了理解和批判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现实，凸显了有机知识分子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问题意识。

作者信息：

李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安徽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原文请见：《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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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于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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