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绘画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形成了深厚的人文传统与历史镜像、深刻的哲学意蕴与诗性智慧、丰富的意象造型与审美特征，丰厚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多彩多姿的人文景观，也为当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与观照。另一方面，处在全球历史景观和民族、时代发展的视域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绘画有其自身的承续脉络、境界追求、艺术规律与精神旨归。换言之，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考察与探究，既要注重文明文化进展层面的“道”与“理”，同时也要注重艺术史及审美造型层面的“法”与“技”。只有厘清这些关系与范畴，才能触及中国画发芽、生长的大树之土壤与根系，了解其枝叶、果实、树冠等多元形态之传统、内涵与本质，领悟其文化精神层面的学理根源与正大气象，促进其当代转化、创新发展并实现新的价值。

几乎可以断定，人类文明之初始大概是从“懵懂”的艺术开启的。远在文字出现之前，艺术的各种雏形就呈现在洞穴、崖壁或人类的生活空间、生存工具之中。而对于中国艺术源流的历史考据，萌芽状态的绘画大致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譬如在内蒙古阴山地区发现的鸵鸟题材的岩画就是例证。此后的古早艺术，多以彩绘陶器或装饰性纹样等形态出现，作为早期中华文明的历史曙光，值得现代人无尽追忆和畅想。

“1982年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发现的地画人物，距今约5 000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具有独立性的绘画”[1]，可以想象，从那以后，中国绘画实践从生涩到逐渐成熟，经历了怎样波澜壮阔的历程。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传统绘画实践与理论大致历经先秦两汉、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近现代六大时期，演进为中华文明进程中独特的人文景观，形成了特有的创作理念和表现形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艺术智慧的珍贵遗产，具有极高的艺术精神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

深入研究中国历代优秀绘画，首先需要探究其背后的文化传统与土壤，否则就无从着手。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大量的传世经典作品，它们既承载着中国历代文人画家的精神与智慧，也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与审美品质。在历史的脉络与视角中，中国传统绘画已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志。这个标志既是思想的，亦是美学的、哲学的，还是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等想象力、创造性规律的审美发掘与人文回应。

不可否认，在风云际会的世界与变幻莫测的时空里，中国绘画一开始就依附于传统，尊崇和承续着一种“以自然看自然”的特有之“自然观”传统，进而又改变和催生传统的形态、观念、生命、价值等。甚至在历来的传统里，“与壮观瑰丽的世界和作为‘道’的表现形式的山川、风云、树木、花草相比，人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其他任何文明都没有如此强调自然的形态和模式，以及人类的恭顺回应”[2]。

一定程度上，中国绘画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创造的传统文化记忆、精神寄托中最绚烂、最和谐的一部分，也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类历史记忆或艺术叙事，它具有塑造历史景观与自然景观的“道”与“器”的价值。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主任方闻教授就曾指出：“不具备对文化传统中‘道’的认识，任何独特的或者怪异的思想，不管有多么奇警，只能导致妄作，不可能载入新的史册。中国画发展的历程叙述着往昔想象力的运用——各种风格变迁与延续的重要插曲。它见证了中国杰出画家们无限的源泉、勇气和创造力，以及他们对于传统及其自身的忠贞不渝。”[3]16历史地看，中国画家们不仅创造了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意象艺术载体和类别，同时更发现了社会生存之法则、万物关联之秩序，乃至创造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文明的“自然”形式，并赋予这种“自然”以“生命”的价值，赋予这种“生命”以“自然”的韵律——这样的传统，一直根植和贯穿于中国绘画的发展版图，呈现出蕴含深意的人文景观与风貌。当下，从精神层面深入了解传统绘画，以及从人文、技术层面解析绘画传统，对中国传统绘画的传承与当代绘画的发展创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从绘画的视角来看，中国画传统的内涵是什么？传统的中国画对于整个世界美术史，作出了怎样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针对这类问题，正如美国文理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巫鸿教授指出：“我自己的关注点是确定中国美术史中具有鲜明文化和视觉特性，同时又是源远流长、深具影响的一些基本线索。换句话说，这些线索不是局部的和暂时的现象，也不是类似于‘四大发明’之类的独立事件，而是某些带有本质性，为中国美术中的一些主要视觉形式和美学概念奠定基础的东西，类似于‘基因’一样的东西。这不是说类似的艺术形式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美术传统中不存在，而是说它们在其他传统中的存在不具有中国美术中的持续性和深刻性。”[4]13可以说，正是这种蕴含文化性、视觉性的特殊“基因”，以及持续性、深刻性的深厚传统，构筑并发掘了中国画传承发展生生不息的基石与源流。

从题材类别上看，中国画包括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从形式技法上看，中国画又包括宫廷画、工笔画、写意画或水墨画、彩墨画等。如果把中国传统绘画放在世界美术史中进行考察，比较公认的学术观点是认为中国山水画成就最为突出。“虽然‘风景’是世界艺术中的一个常见表现内容，但是没有哪一个美术传统像中国这样，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把山水画发展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体系”[4]14。譬如，仅就历代知名的山水画大家而言，北宗有李思训父子；南宗有吴道子、王维；北方山水画派有荆浩、关仝、范宽、李成、郭熙；南方山水画派有董源、巨然、王希孟、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元“四家”有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明“四家”有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清“四王”有王时敏、王原祁、王翚、王鉴；清“四僧”有朱耷、石涛、石溪、渐江；近现代有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等。追根溯源，中国山水画可谓源流和脉络传承有序，这门起始于魏晋、成熟于隋唐、鼎盛于宋元、延续于明清的笔墨造型艺术，虽然期间历经泥古、摹古和了无新意等危机与衰落，但正是由于中国山水画“在自然形象中寄托了丰富的人文内容、伦理思想、政治抱负以及私人情感，与之同时不断完善的一个完整而深刻的山水美学理论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4]14。因此，其“香火”才能一直不断，优秀的传统基因才能延绵不绝，又加之近现代以来不同程度地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关注，方能在重新崛起中呈现出多元繁荣的征兆与气象。

总体上看，中国绘画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很大程度上，中国传统绘画的价值就在于其中华文化蕴含、审美意蕴、艺术表现方式等的独一无二性。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传统哲学观念与人文内核始终贯穿着中国绘画史的全部进程。不拒绝又反叛传统，坚持在传统中不断反思、探寻，延续传统绘画的正大“谱系”与文脉艺道，这正是其生生不息、创新不止的有益路径。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金岳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经写过一部《论道》的书稿，该书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在这部“旧书”中，他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5]16那么，中国传统绘画是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画道”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道”有着怎样的联系？虽然这是个纷争和意见并不统一的问题，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迥异性，也由于中国人特有的哲学观念、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不可否认，作为中华民族美术核心的传统绘画之“道”，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思想渊源及内涵特征，并打上了中国传统哲学之“道”的深刻烙印。

“在中国早期思想家们看来，一切艺术表现形式都必须包含或者传播‘道’，人类所有的风俗礼仪必然都揭示出同一个‘道’”[3]16-17，考察中国传统绘画的哲学本源，“道”与绘画的关系是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尤其是“道”对绘画本体观念、画理原则、审美规律等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十分深远。例如，“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道法自然”(《老子》)，“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庄子》)等[6]8。老子强调“道”先于天地，是宇宙的本源和本体，于天地之上存在。庄子进而认为，“道”无所不在，其“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古体”。魏晋时期，玄学作为自然审美产生和发展的根源，“道”甚至发展成为“无形不系”之“无”。王弼曾言“道者，‘无’之称也”，他将“道”当作存在于万物之中、万物赖以共存的依据。

由此，作为哲学之“道”的观念演进，使中国传统绘画的本体与理路得以开创性地充实和扩展：一方面，把自然的概念规定为“天地万物”及自然与人本身；另一方面，将自然与情感联系起来，强调情与景的互动与投射，在客观与主观的哲学视域融合、转换。“因为有了玄学中的庄学向魏晋士人生活中的渗透，除了使人的自身成为美的对象以外，才更使山水松竹等自然景物，都成为美的对象”[7]，乃至魏晋以后，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画家们寄情山水，去追求一种超然的处世和生活态度，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写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事实上，传统的中国文人画家们在寻求内心的慰藉、心灵的自由和人文的自觉的同时，也一直在不断探索绘画形式内容、技法语言的统摄。南齐谢赫的《画品》提出画要有“六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这是中国绘画史上较早提出的系统性理论，对后世山水画、水墨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对于谢赫的“六法”，后世学者也表达了不同观点，如“自古画人，罕能兼之”(唐·张彦远)，“画之六法，难以兼全”(南宋·邓椿)。中国绘画传统画家融入自然山川写生作画，倡导既不逾传统内核之矩，也不受形式技法之束缚，关键在于能否汲取“六法”之要义，在写生实践、创作梳理中形成润古纳新的审美品质、澄明心境的审美气象。

值得指出的是，唐代画家张璪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论说，拓展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画道”境界，也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走向。张璪强调主观与客观、心性与物象的深度交融，主张整合并统一创作主体与客体二者之“意”与“象”，进而由“哲理”延伸到“艺理”层面——从思想理念、技术路径、意象造型、情感表达等维度，突破单一的自然观、局限的人格论，重视主观与情感价值的介入，以及对理想人格和生命精神的尊崇。

从“哲理”到“艺理”，促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髓与艺术本体思维达成多重对应，将宇宙自然和艺术生命精神、人类心灵与艺术审美探索紧密联系起来，为中国绘画的传统之“道”与“正”，架接了多维的、立体的通途，为绘画创造之本能活动实践提供了持续的方法论、技术性可能。

再以山水画为例，中国传统文人画家一直将山水画创作当作自我心灵游移的承载，也当作精神探寻、生命回归的线索及途径[8]。在历代画家那里，山水，是自然之神与魂，是润育文明文化的原始生态与内在驱力。山水画，终究该浸润着自然的率性、人文的层级和时间的深度，由此方可绘山外之山，寻本心的悟道；临水中之水，养血脉之生气。在历史时空和天地自然面前，画者必有面对描绘对象的联想与冲动，使一切有形的自然物成为永恒的根脉，使一切空间内外的生命力化作永恒的象征——自然山水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即所谓“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山水作为自然的场域，同时也是人返璞归真、遐思神往的精神疆界。于是，在传统文化的路径上，山水的“传神”或“传奇”，便在于其如何“流落到人间”，并被艺术地“活化”了。

当然，本质上，中国传统绘画的“艺理”，必然透过日臻纯熟的艺术思想、生命感悟、创作技艺和材料驾驭等来实现。古人作画，常常游历名山胜地，于山水自然间造景设色、描岭摹云、绘水作图，艺术创作自在逍遥，既来源于对大自然的师法，也注重画家内在情思与技法的创造性转化。换言之，即是要深入生活、体察自然，强调主体与客体、表现与再现的统一，提倡现场写生创作。亦换言之，对于不熟悉的场景，画家应该通过现场记录、实地感受、亲身体验等写生方式，积累和沉淀生活的阅历，直观感悟自然之活态，并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才可能将创作上升到写意抒发与意象营构的高度。

时至今日，研究中国绘画本体问题，除包括基本理论、创作实践与价值体系等外，还应涵盖画理、画法、画品、画评、画鉴、画派、画史等分类范畴。可见，中国传统绘画内涵丰富，待深入探讨的领域和方面不一而足。然而，中国绘画终究是画者感情倾注的产物，是其心物投射的艺术结晶，中国画造型亦不同于西方绘画的方式，无论章法、笔墨，还是构成、风格，都自成一体、独领风骚。“在世界艺术史上，惟有中国的绘画艺术呈现出生机蓬勃的图绘性传统，它可以连续不断地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远古渊源……中国艺术关键性技法的稔熟似乎全然存在于中国文化的延续当中，它独立于外部影响，偶尔才与外界有所接触”[3]30。放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中来看中国绘画的“图绘性”传统，无疑最具典型意义的特质就是“意象观”与“境界论”。

所谓“意象”，或因“意”成“象”。既蕴主观之“意”，也含客观之“象”；或因“象”生“意”，又观“意”以寻“象”。有学者指出，“‘象’是作为主体的人之‘意’所为之；意与象互相依存，这种‘象’，就是意象”，“意象实际上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的一种契合，是以具体可见的‘象’，来表现抽象的、不可见的‘意’”[6]82。可以说，意象观是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核心之一，也是孕育、滋养中国绘画的诗性智慧与关键性、普遍性原则。

意象观在山水画中的反映，已然成为一种山水精神或山水美学。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发展，始终贯穿着意象造型的特征，以及对主体心源与客体自然造化关系的深层考量，强调客观的自然之象、生命个体的心意之象、物化后的无尽意之象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旨在促进主客观的交融互动，寓宇宙时空、历史情怀、人生境界于山水“超象”之中。中国山水画意象观，不拘泥于山水物象的简单描绘，而重在突破于山水之具象，取达于人文、哲思之境界。例如，南朝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的开篇即言：“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他继而认为：“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可见，人文之思与山水之质在宗炳眼中，是主客交融、通达互融的。在他看来，自然山水以其形质表征和感性形态，蕴涵着人文之“思”与“道”，即所谓“山水以形媚道”。于是，描绘山水自然的本质意在“趣灵”，是超越于山水自然形态本身的“应目会心”，亦是透过表面直入山水之“理”中，通往“含道映物”“澄怀味象”境界的意象性描摹与创造。

关于“境界”，一直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亦是构成传统绘画审美内核的重要基因。中国绘画传统中的“形神论”“气韵论”“趣味论”等，最终经过创作的审美抒发与提炼，构成对象化的审美视域景观，其实都直接或间接与“境界”关联，其核心就在于“心造之景”，实乃画者的诗性智慧与审美理想在创作中的自觉印证。

境界论强调，绘画之境界并非天然具有，而是画者主观与自然客观融合过程中的艺术创造，亦是创作面貌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诗性”融化、互通和移情。如此，纵观流传至今的传统山水经典作品，画中山水非一般景物、景象或景致，亦即并非画家所处时代的即时性风景。尽管它们正如画家题名《溪山行旅图》(宋·范宽)、《青卞隐居图》(元·王蒙)、《万壑争流图》(明·文征明)、《游华阳山》(清·石涛)等，描绘的是具体的山景水色，但它们呈现的一片片景色，又何止仅仅是画家作画时所面对的那片风景？倘若今人能够穿越回到宋元明清时代，置身于画中的真山真水中与画者对晤，心灵定会如被撞击了一般，惊讶于画家对自然历史的透悟，瞬间便不会再去考证他们到底画的是哪座山、哪棵树、哪片云、哪条溪流，也会从这些有限的画面空间呈现中，不自觉地朝着自然生命的深处寻索，朝着无限的混沌之美寻索，而这便可能成为山水自然的历史线索乃至人间传奇。那么，传世的经典山水画当然不是“死”山水，而是被“活化”了的山水，是被画家赋予了生命征兆、风骨与性灵的山水。由此可深知，当自然山水被画家艺术地“活化”了，它们其实就与大地上的灵魂与风骨合而为一了。

归结而言，中国传统绘画的诗性智慧与审美理想，正是由于历代文人画家心持旷远、悟对空明，以澄静的胸襟与天地自然相感通、相契合，有种“万趣融其神思”(南朝·宗炳)的历史感，方能延续中国传统绘画精神之生命意象与境界。

人们对艺术的认识、感知和实践，不仅与人的意识对客观自然审美映像的浑然觉悟相关，也与生命的缘起、生命的演化、生命的归宿相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路途中，人从属于自然，依赖于自然，同时也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重视“物我交融”的自由境界，这是中国哲学智慧对人类文化的重要贡献，也应是世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本法则。中国人强调“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钱穆)，将“人生”融汇入社会自然之中，澈悟于生命自然之道。这样的传统理念与哲学思维定式，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绘画及其传承发展，迄今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回顾中国绘画发展及“画道”演进史，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决不意味着是对“复古”的片面强调，亦不能简单而盲目地“弃古”或“扬今”。优秀的艺术传统来源于历史，超越于时代，是从文明的进程中抽象出来的精神境界、人文追求，是审美观念、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的体现和物化，更是人们对美的诉求与期盼，对审美创造的表现与开拓。

必须看到，艺术观念及艺术精神深藏于哲学与文化视域之中。人从自然中来，终将回归到自然中去，人类文化的核心在于其生命的内核，在于其创造的禀赋，在于其同自然息息相关、水乳交融的相互关系。当然，也应看到，中西文化与哲学观念是有着巨大差异的，并且对于艺术及其发展的影响是无形的、深远的。一般认为，中西哲学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到底谁占主导地位。即便如此，厘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意识与自然规律的本质，仍是东、西方长期探索求解和共同面对的问题。然而在中国传统绘画领域，值得反思的是，艺术创作一定程度存在脱离文化母体、远离生命自然、背离哲学真谛的倾向。

当前中国画创作的现状，出现了某些亟待扭转的不良现象：或简单地以西代中，或刻意拒西于门外，或以片面观念消解人文内涵，或追求大而全却忽视心灵滋养，或粗糙仿制、粗暴媚俗，或坠入市场，或去主流、去历史、去审美……于是，净化传统绘画艺术传承的生态环境，让中国画创作回到正道，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那么，聚焦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发展的辽阔历史版图，在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皆取得巨大成就的当下，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与世界文明进步的宏大主题之中，中国画到底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画如何实现当代转化与创新发展？当代艺术家及其创作又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文化指向来作出探索和努力？

笔者以为，如何“承续”与怎样“拓展”，是影响中国画创新发展的症结与关键。一方面，中国画创作的“承续”，既是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传统观念的承续，也是对世界文明文化的弘扬和承续。于此，就既要强调继承中、西方优秀的传统艺术理念，也应强调探究艺术的本源及返本开新的演进方式，在继承中变革、在变革中继承，在创造中发展、在发展中创造，进而完成当代艺术观念架构与秩序上的价值引领、路径疏导。另一方面，中国画创作的“拓展”，重在精神层面的提升，重在形式内容层面的渗透与创新，重在回归生命、回归自然，超越生命、超越自然。生命与自然，是哲学关注的永恒主题，也应成为艺术创造的内在观照和自觉体悟。应在中西文化碰撞交锋的现实氛围中，在世界文明交流之路上，克服艺术发展的固有模式、僵化现象，融汇古今中西，融注艺术生命于审美意蕴，探寻中国文化、中国元素、中国精神的精髓，在文化自觉、文化传承中树立文化自信，努力完成中国传统绘画的当代转化与艺术拓展的时代课题。

首先，要坚持和倡导中国画从历史中走来并走向历史中去的“传统观”。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与世界对话，与人和自然对话，与心灵和时空对话。让中华传统的哲学思绪和人文关怀，为当代中国画注入生长源泉和精神基因，成为这个应接不暇、飞速发展的时代河床中最滋润的乳汁、最温情的诗意、最温暖的远方。

其次，要坚持和倡导中国画回归艺术原点与艺术生命精神的“发展观”。强调中国画回到艺术创造本身，各种类别、形式、语言、途径、技法相通互融，艺术创作从容不迫、指向内心，融入生活体验、生命在场与时代特质。让传统绘画在当代焕发出开放包容、探索不止的新气度、新气象，使之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文化传承和人的精神追求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最后，要坚持和倡导中国画承载主流文化精神和审美取向的“价值观”。在继承传统中延续优秀文脉，探索建立于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化精神、艺术创新表达，注重中国画当代转化中的新风格、新特征，以及体现出中国的新时代气魄、精神与气质，从哲学观念、文化底蕴、绘画语汇、意象造型和审美意蕴等方面，不断构建和提升中国绘画的层次品格与当代价值。

时至今日，探讨中国传统“画道”及其当代价值，不应就道论道，更不能隔空谈道、空而论道、止步于道。正如金岳霖先生所指：“最崇高概念的道，最基本的原动力的道决不是空的，决不会像式那样的空。道一定是实的，可是它不只是呆板地实像自然律与东西那样的实，也不只是流动地实像情感与时间那样的实。道可以合起来说，也可以分开来说，它虽无所不包，然而它不像宇宙那样必得其全然后才能称之为宇宙。自万有之合而为道而言之，道一，自万有之各有其道而言之，道无量。”[5]17

为此，当代艺术家不仅应该站在历史和思想的高处，着力把握当代中西艺术发展的本质与规律，将创作的思路与笔触深入至人与自然世界广阔的生命图景，扩大中国画创新发展的可能性和延展空间。也应该不断加强艺术家之间、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及互动，积极探讨当代文化语境中哲学、人文、艺术与科技交互融合的可能性，为当代中国画不断注入新的元素和推动力。还应该从文化创意视角针对中国传统绘画展开研究，并运用科技手段和数字艺术设计等方式，探讨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交融，对传统绘画进行数位创作转化与传播，拓展传统艺术的载体与形态，拓宽让传统文化与艺术经典融入当下、进入日常生活的路径，达到传承、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