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每年有4800万到5亿人经历自杀的丧亲之痛。在过去的十年里，有越来越多的政策注意力直接关注到了自杀的丧亲之痛，但是极少有证据可以描述他们经历的自杀丧亲之痛，或者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政策指导。

我们用一个系统性的方法，为自杀的丧亲之痛对亲友的死亡率、心理健康、社会功能的影响，以及与其他丧亲之痛的影响做了相关的比较研究，写了这篇叙述性的综述。我们找到了57个符合严格入选标准的研究。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经历近距离接触的人的自杀，与很多消极的健康和社会结果相关，并且这取决于我们与死者的个人关系。

这些影响包括：同伴自杀的丧亲之痛，增加了丧亲者自杀的风险；孩子自杀的丧亲之痛，增加了对其父母精神照料的任务；成人孩子自杀的丧亲之痛，增加了妈妈的自杀风险；父母自杀的丧亲之痛，增加了孩子抑郁的风险。

有证据显示，相比于亲友其他死亡方式的丧亲之痛的数据报道，各种关系的亲友自杀的丧亲之痛会到来更多的被抛弃感和羞愧感。

与自杀丧亲之痛有关的支持性服务相关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在志愿者组织，而他们从精神服务的知识，到处理以上描述的风险的能力都非常少。

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如何为那些经历自杀丧亲之痛的人们，增加健康管理和社会照料的资源，来防止可避免的自杀率和悲伤。

前言

自杀的丧亲之痛可以描述为：在自杀者去世后，死者的家庭成员、朋友和任何与死者有联系的其他人受到丧失的影响，而经历悲痛、哀伤和调解的过程。

在美国，个人的影响被描述为：自杀的幸存者或者自杀未遂的幸存者。每年有7%的人经历自杀的丧亲之痛。

调查数据评估结果显示，每个自杀的死者会很严重的影响60个人，包括核心家庭和大家庭、朋友、同事和同学。WHO的评估结果显示，每年有80万人自杀死亡。一年之内，有4800万到5亿人可能经历自杀的丧亲之痛。

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高收入的国家，政策制定者对经历自杀丧亲之痛的人，以及自杀防范措施的关注有所增加。 现在建议为那些因自杀而丧失亲友的人提供支持。

然而，这些政策在制定的时候，对自杀丧亲之痛的本质或者影响程度的描述，几乎没有参考什么证据，并且为死者的家人和社会关系提供支持的范围模糊不清。即使有证据支持的干预措施的范围，证据也是不足的。

人们认为增加自杀事件的风险，和增加经历丧亲之痛的人产生的其他不利结果的风险因素，是有理论可循的。因亲友自杀而丧亲的人，有相似的环境，以及自杀行为、精神疾病和攻击性的遗传危险。

配偶（同伴之间）选择理论、关系（朋友之间）的选择理论、以及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职业的、雇佣的和休闲的）在亲友之间是存在的，然而与两个团体都相关的因素是社会模型、羞耻感、和照顾者的负担，尤其看到亲友自杀的紧张。

这些因素是人们经历任何丧失亲友之后的附加因素，这些与风险的增加有关联，这些风险是全死因死亡率—心理悲伤、孤独、酒精滥用、朋友或者闺蜜的丧失、社会关系的改变、生活的安排、饮食习惯和经济支持。

                     非亲友                                                  亲友

考虑到可以被自杀死亡者潜在影响的人数，确切的了解它的相关风险（尤其是那些与自杀相关的风险），以及干预方法来缓解这样的风险，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前人只做过一次系统性的回顾。

研究者发现41项研究，其中很多有方法学的缺陷。这些研究的数据显示，在自杀和那些其他原因死亡的人，对人们的精神疾病或者自杀风险的影响，没有显著区别。

但是没有表明悲伤的特定部分的区别性，比如：羞耻感、自责感、和被抛弃感，这些是自杀者给活着的人们带来的更加常见的感受。最近，对那些有登记的、相关的、研究分析，忽略了许多方法学问题。

包括在加拿大，丹麦和瑞典的全部群体抽样研究，以及为那些没有回想起来问题的、丧失亲友的人的调整。为了测量自杀给人带来的影响，调查者需要对自杀事件有准确的了解。

在很多研究中，研究者把自杀家族史作为自杀丧亲之痛的代表。尽管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自杀家族史与不利的精神健康结果（包括自杀）风险有关系，研究结果指出是遗传风险，而不是必要的、共同的家庭环境。

方法

我们用的是系统性的文献检索方法，是PRISMA目录里的对照研究，对一些研究结果的证据做了叙述性的回顾，这些研究测量经历自杀丧亲之痛对死亡率、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的影响。

我们的目的是，检验丧失了重要关系的人之后，人们的情感体验，不考虑生者和死者之间有没有关系。

生活在自杀丧亲之痛的环境中，通过本人对与死者关系的自我报告（调查得来），或者同居的家庭因素（日常数据），解释了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在以前的系统综述中， 我们的目的也是比较亲友自杀和其他方式死亡对个人的影响。

我们旨在调查这个关系，因为与非丧失之痛因素相比较，尤其是与自杀丧亲之痛比较，而得出的任何不同点，不需要表明后果，而是一系列的消极的事件，这些事件可能与所有自杀丧亲之痛相同。

有18个研究对亲友非自杀创伤死亡，带来的个人痛苦进行了比较，被看作是特别有用的，因为他们对暴力和意外的自然因素带来的丧失，对自杀的特殊影响进行了描述，自杀蔓延的潜在影响进行了控制。

因此，我们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以往的研究上，以往的研究证实了死者和丧失了亲友的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不是与未经历丧失的人、以及控制组。

结果

因自杀而经历丧亲之痛的危险因素

有57个研究完全符合我们是研究结论标准。其中一些研究有方法学的缺陷，这与之前综述中提到的相似。

比如：样本量小、有选择的和没有代表性的样本（来自自杀丧亲的支持性团体，或者心理课程上的样本）、参与率低、回忆偏差、不正规的分析、使用的方法无效、以及不同亲友关系的混合。

这些证据表明了，自杀丧亲不是一个随机事件。与自杀者有关系的和没有关系的人，与那些未经历自杀丧亲之痛的人，在社会人口学和临床特征上是有不同的。

甚至在丧亲之前，身体健康方面的不同，比如：吸烟、躯体活动不足、负性童年经历可能是已存在的收益不平等的标志，并且与精神障碍有关。这个关系强调了控制的重要性，这里的控制是针对潜在混淆影响的。

对之前有过丧亲的人的精神病理学、自杀可能性和社会功能的影响，也是对自杀家族史、其他自杀（或者其他方式死亡）而丧亲的历史、以及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因为这些问题，我们优先讨论有适当调整的那些研究结果。

亲友的作用

根据亲友和丧失亲友的时间，自杀的影响似乎是多种多样的。一些早期的研究使用亲友关系的样本多样化，这些我研究倾向于证明，自杀与那些因为其他多种原因的死亡，对人造成的心理社会学的结果之间没有不同之处。

这种多关系样本的研究可能会产生二型错误，尤其因为人们建议用为后果的一个预测指标，亲友关系比自杀丧亲之痛更合适。

我们对我们的研究结果做了总结，它是通过亲友关系来细分的。自杀死亡对人的影响，也可能取决于亲友关系的结束或者关系的质量，但是没有鉴定性的研究包括感知亲密性的有经验的方法。

因自杀而经历丧亲之痛的危险因素

•母亲因为成年儿子自杀而丧失儿子，与那些因车祸死亡而失去成年儿子的妈妈相比，会经历更多的伤害（早期分离），并且很明显她与去世的儿子之间曾经是冲突性的关系。

•与儿子因为事故而去世的父母相比较，在孩子去世之前，孩子自杀的父母会有更严重精神障碍、躯体障碍、单身的时期、以及收入比较低。

• 父母不是自杀死亡的孩子，与那些父母自杀死亡的学龄儿童相比，似乎有更明显的行为和焦虑障碍，以及更多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婚。

• 父母自杀未遂的孩子，与那些父母非自杀而死亡的孩子相比，教育水平更低。

• 自杀死亡的孩子，与没有丧失亲友的对照组相比，在自杀之前有更高的几率患精神障碍。

    • 自杀死亡者的伴侣或者伙伴，与没有丧失亲友的控制组相比，抑郁或者患精神障碍的概率更高。

研究结果的总结

伙伴自杀的总结

•与伙伴非自杀死亡的人相比，伙伴自杀死亡的人在伙伴去世两年之内有更高的自杀风险。

•配偶非自杀死亡的人，与配偶自杀死亡的人之间抑郁的风险没有区别。

•配偶因暴力事件或者非暴力事件死亡的人，与配偶自杀死亡的人之间，配偶患抑郁和其他精神病理学疾病的概率没有区别。

孩子自杀的父母的总结

    •任何年龄的孩子非自杀死亡的父母，与孩子自杀死亡的父母之间，父母自杀的风险没有显著区别。

•与成人孩子非自杀死亡的父母相比，孩子自杀死亡的母亲自杀的概率增加。

•孩子非自杀死亡的父母，与孩子自杀死亡的父母，患抑郁的风险没有显著区别。

•与孩子车祸死亡的父母相比，孩子自杀死亡的父母，患精神障碍而住院的风险更大，但是比孩子非车祸死亡的父母抑郁的风险更大。

父母自杀的总结

•有间接的证据证明，与母亲非自杀死亡的孩子相比，母亲自杀死亡的孩子抑郁的风险会更高，但是父亲自杀死亡与否，孩子患抑郁的风险没有显著的区别。

•与父母死于癌症的学龄儿童相比，父母自杀死亡的儿童患抑郁的程度更严重44。

兄弟姐妹自杀死亡的总结。

• 兄弟姐妹自杀死亡的人，与兄弟姐妹非自杀死亡的人相比，抑郁的风险没有显著的增加。

成人对伴侣或者伙伴自杀的丧亲之痛

丹麦登记的研究数据表明，在过去两年中经历配偶或者同居者的死亡，尤其是自杀（p=0.01）死亡的人，有很高的自杀风险，即便他们已经适应了之前的精神障碍或者孩子自杀（适应风险率[ARR]21.69）。

男人（p=0.004）和女人（p=0.008）的风险都会增加，并且，风险不能由选择配偶的方式来解释（对伙伴双方的精神病方面的间接方法的分析都是消极的），表明了自杀是可以蔓延的，或者悲伤反应是有牵连性的。

配偶自杀后，人们因抑郁住院的风险（ARR 3.41，p＜0.001），与配偶非自杀的人相关的风险（2.4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