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大概在一年前在b站刷到了十五喵金融的日本经济的科普视频，并对这方面的内容产生了兴趣，然而也是浅尝辄止而已。出于提升自己和更深入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我打算这段时间好好阅读一下Richard Werner教授写的《Princes of Yen》。该书对这日本银行和日本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有着深入的见解，是一本不错的书籍，该书出版已有近20年时间，但是并没有中文的版本。因此在这里我将会在阅读的同时，尝试做简单的中文翻译，一是可以加深印象，二是可以稍微锻炼一下我许久没用的英语。因为本人英语水平并不高，必有翻译不当之处，仅供学习和参考之用。

前言

　　在2001年1月，一位日本驻欧的的大使向我说起他今年在东京居所中的新年派对，派对中的宾客包括了一个大藏省的高级官员。派对的气氛非常愉快，大家都在期待21世纪的开端，觥筹交错之间，派对的氛围显得十分高涨，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开心。

　　大使和我说道：”我注意到，伴随着时间越接近午夜，这位来自大藏省的官员的情绪越是显得低落，直至到达最低点。我好奇原因到底是什么，而我想这应该不是一个常见的原因。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之时，他向我走来，用一种悲伤的语气想我说道：

　　“现在……全部都结束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名字，从2001年1月开始，大藏省（财务省前身）就不复存在了。”

　　我尝试去开导他：

　　“这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你不应该过分关注名称的问题，这个机构依然存在，而你们仍拥有权力并保持影响力”

　　但是他沮丧地摇了摇头：

　　”至少他们应该把大藏省的名字给我们保留下来，现在他们不光夺走了我们的权力，还要把我们的名字都要剥夺掉，一切都过去了。”

　　对于许多说英语的人而言，这只是简单地把名字从大藏省（Okurasho）改成了财务省（Ministry of Finance），但他们并不能意识到，这是一段漫长而辉煌的历史的终结。在上世纪的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至少从法律的意义上，大藏省曾经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机构。大藏省名字从原意上可以翻译为管理财富和仓库的最高部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以实物交税的时代，在那时这个部门实际上就代表遍布全国各地储藏大米的仓库。

结构性改革

　　普通民众并没有为大藏省的消亡而流泪，大藏省通常被认为要为现代日本和平发展时期中最严重的经济管理不善负责，这里包括了上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产生，以及随后在90年代出现的长期衰退。经济衰退使人们普遍相信，日本主要以官僚机构为首的旧经济体系已经不再有效，因此必须进行彻底改革。现在，大多数评论人士声称，结构性改革是“被迫切需要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最常重复的口号是“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就没有复苏”。日本央行的高级官员几乎每天都在呼吁进行影响深远的结构改革。他们主张，要想恢复日本经济，就必须实行自由化、规制改革、民营化，即引进美国式资本主义。

　　但是，真的有必要放弃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吗?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惨淡表现，人们可能会这么认为。但奇怪的是，日本的经济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远比现在封闭、卡特尔化和受限，而当时却没有人抱怨日本经济增长太慢。这同样适用于上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当时一个几乎完全卡特尔化的经济体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此外，美国经济本身仍然受到商业周期和衰退的影响。因此，同样的经济结构似乎可以实现高增长或低增长，而增长率也取决于其他因素。这本书表明，日本的经济衰退确实是由于驱动商业周期的主要力量——货币的不足。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支持者正是那些控制着日本货币的人，这并非巧合。

无视一切的日本央行

　　财政大臣和首相政府呼吁央行创造更多货币来刺激经济，以结束长期衰退，但央行一直对此置之不理。在关键时刻，如1992年、1993年、1995年初和1999年大部分时间，日本银行甚至主动减少了经济中流通的货币量。这减小了购买力，国内需求也进一步缩小，使得政府的货币干预无效，并使日元升值，从而中止了正在出现的复苏。由于缺乏足够的支持性货币政策，政府不得不依靠财政政策。这些措施没有效果，反而创造出工业化国家中最大规模的“国债山”。

　　20世纪90年代最大的谜题是，尽管失业率和通货紧缩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日本央行为何未能进一步扩大货币规模，从而创造经济复苏、减少通货紧缩并稳定就业。出于对通胀的担忧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见证了通货膨胀水平的急剧下降，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则见证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当价格上涨，出现通货膨胀时，我们知道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制造了太多的货币。然后，央行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当物价下跌，出现通货紧缩时，央行有责任创造更多的购买力。一般来说，央行的工作是创造足够数量的货币，以保持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从而避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鉴于通货紧缩问题十分明显，日本央行不久前承认，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并非出于其谨慎立场考虑。相反，日本央行多年来一直表示，它正在努力刺激经济，并指出已将利率降至零。同时它却表示问题在于缺乏对资金的需求。然而，很明显，世界上最大的货币需求恰恰在日本。首先，政府部门需要创纪录的资金来填补财政支出。其次，许多中小型企业是市场中的主要雇主，它们愿意借钱。但背负坏账的银行只愿意向规模更大、风险更低的借款人放贷。这就是为什么央行需要介入并取代这些银行进行放贷。

　　有时候日本央行会声称，它已经向经济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它主要将资金投入只有银行才能进入的非常狭窄的货币市场。在其他时候，它的发言人会反驳对公众对通缩的担忧，声称通缩的原因是合理的结构改革，因此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这些结构性变化确实提高了日本经济的生产率，这将提高日本经济期望的增长率，使其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将不得不创造更多的货币，以缩小通缩缺口。

　　央行官员们最近的观点是，日本存在太多的“过剩产能”，这显然也得到了首相及其经济和财政政策大臣的支持。这是对的，换句话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但是，央行并没有得出应该刺激需求的逻辑结论，这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相反是建议通过关闭企业来限制供应。这种“过剩产能”据说会导致“过度竞争”，必须通过破产来解决，这让人想起日本、德国和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的某些政客的不幸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论点正是由同样认为日本需要更多放松管制的评论员提出的，因为日本“缺乏竞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规律：尽管日本央行的观点十分多样，而且一旦遭到反驳，就会迅速改变，但其中有一个结论是不会变的，即央行的货币政策是恰当的，而衰退应归咎于日本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日本央行拒绝出手相助

　　货币通常是由银行创造的。正是因为银行不放贷，央行才需要直接向经济注入更多资金。因此，它将扮演国家的银行角色，就像其他中央银行以前所做的那样，就像日本银行在1945年之后所做的那样，当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比上世纪90年代要糟糕得多。在1945年之后的几年里，这种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信贷增长迅速恢复，经济繁荣起来。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央行未能实施这些经过检验和尝试过的政策，也未能为持续的经济复苏创造足够的货币。此外，它还拒绝向那些最需要钱的人，政府和小公司提供贷款。日本央行也有能力在不给自己、纳税人或整个社会带来任何成本的情况下，消除银行体系中堆积如山的坏账。然而，它选择不采取行动。为什么?

　　很自然我们可以假定原因为政府的无能，无能确实可以解释这出戏中一些参与方的行为。例如，只要上世纪90年代财政部的领导人改变财政支出的融资方式，就可以实现经济复苏。他们本可以通过与银行签订直接贷款合同来满足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而不是通过发行债券向公众借款——从而从经济中抽走资金。当银行放贷时，它们凭空创造货币，而不从经济的其他领域收回货币。这样，财政政策就不会像实际发生的那样，一日元一日元地排挤私人部门活动。如果他们完全明白这一点，我相信他们会用这种方法来恢复。然而，无论是在日本、欧洲还是美国，经济学家对这种机制知之甚少。

　　即使银行破产，央行也可以通过购买资产（包括政府债券）来直接向经济注入资金，这是一种明显而普遍，甚至可以在入门经济学教科书里找到的方法。然而，央行多年来一直否认这个事实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难道是央行没能看到这一点吗？我对这些问题及其历史研究得越深入，就越清楚，日本央行的领导人其实对日本的困境以及如何结束这种困境非常熟悉。在之前几次由信贷紧缩引起的衰退中(如20世纪60年代的衰退)，中央银行增加了对企业部门和政府的贷款。同样是在今天，央行有很多选择来实现这一点。举几个例子，它可以购买公司发行的债券，向政府贷款，购买更多债券，购买房地产并将其变成公园，或者只是印刷钞票并分发给每个公民。在所有情况下，购买力都会增加，需求会受到刺激。印钞也可能削弱日元，这将有助于出口。但这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因为经济衰退的问题和原因是缺乏资金，从而导致通货紧缩。

　　换而言之，在上世纪90年代的任何时候，央行增加信贷创造都可以推动经济复苏。如果日本央行希望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实现高速增长，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科学。此外，现今中央银行的决策者们也可以回顾日本银行或其他处理过同样问题的中央银行的历史，如德国中央银行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从中获得经验。因此，谜题依然存在：为什么日本央行不创造更多货币? 关于参与者的动机，毫无疑问，在20世纪90年代，大藏省有着创造经济复苏的各种动机。饱受舆论批评的他们痛苦地意识到，长期衰退将会危及其法律主导地位，也危及战后的经济结构。相反仔细研究一下，央行的动机似乎不那么明确。到1992年，当我还是日本央行的访问研究员时，我已经发现了信贷创造及其配置的重要性。我意识到，如果日本央行不实施正确的政策，日本的经济衰退将会变得更糟，失业率将会飙升。仅仅靠降息等财政政策是不够的。现在需要的是中央银行创造更多的货币。但当时央行却在做相反的事情，主动地从经济中撤出资金。我不明白为什么，一直要求日本银行的不同成员给我一个答案。最后，一位央行内部人士向我解释道:“如果我们印更多的钞票，我们就会复苏。但一切都不会改变。日本的结构性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话。日本央行会故意延长经济衰退以改变经济结构吗？中央银行的工作是实施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吗？尤其是规模如此之大的变革，以巨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和不透明的方式进行吗？到1998年，自杀率达到了战后的最高水平，其中许多是由经济衰退引起的。

　　日本央行有关其政策的官方声明一直高度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央行坚持认为，经济衰退不是由于其政策，而是由于经济结构。这就是为什么结构性改革是必要的，而非货币刺激（美联储从未厌倦使用的方法）。然而央行的管理者也说他们不想刺激经济(其实他们可以这么做)，因为这将推迟“迫切需要的”结构改革。央行工作人员甚至辩称，大幅放松货币政策“可能造成伤害”，导致“结构调整进程进一步推迟”。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亚当·波森(Adam Posen)因此得出结论:“在进行事实上的排除和仔细阅读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成员的声明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推动日本经济结构变革的愿望，是日本央行被动接受通缩的主要动机。”如果读者像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样持怀疑态度，那么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结论。

日本央行的崛起

　　如果经济复苏会阻止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这就说明结构性改革对于经济复苏是没有必要的，那为什么还需要结构性改革。日本的经济体系有许多问题，当然也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特别是当它涉及到提高生活质量，房子的大小，空闲时间，公园的数量等等。美国式的经济体系是否会显著提高生活水平还不清楚。美国式的经济体系也有缺点。如果就结构性改革方案展开公开辩论，日本经济体系有许多积极方面本可以得到保留。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确实引发了一场被许多专家称为“引人注目”的结构转型“。90年代的结构和行政改革不只产生了输家。在2000的新年前夜，大藏省的前官员们可能已经快要哭了，而香槟可能已经在别处开得砰砰响了。当大藏省被废除时，它的任务已经被废止或重新分配给其他机构。1998年，货币政策由新近独立的日本银行负责，而金融监管由独立的日本金融厅(FSA)负责。由于许多有影响力的FSA员工都来自央行，因此这次行政重组显然是赢家这不是别人，正是大藏省的长期竞争对手日本央行。它最终取得了胜利，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尽管财政部在法律上占主导地位，但央行拥有更好的筹码：它负责一种鲜为人知、法外的信贷控制机制。它的决策者躲在传统利率政策的烟幕后面，仍然完全不负责任。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央行的货币政策缺乏透明度，也缺乏切实的问责制。

日银的独立性

　　新的日本银行法是在1997年作为桥本首相行政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提出的。当时，金融媒体认为，新法仅仅意味着日本央行“略微提高了自主权”。当时的日本央行副行长福井俊彦游说媒体和政界人士，称新的《日本银行法》“将允许日本央行更快、更灵活地做出货币决策，并帮助它在金融市场获得更多信誉。”

　　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我在1997年担心的那样，当时新的银行法正在辩论中。在那时候，我已经做了足够的研究，确信新的《日本银行法》违背了日本人民的利益，同时也对其他国家的民主构成了威胁。所以我尽力阻止它通过。因此我给尽可能多的议员发送传真，并试图安排与议会有关委员会成员的会面。许多人对我的传真和电话置之不理，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花时间与我见面，听听我要告诉他们的事情。但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正如我多年研究日本央行之前的想法一样，大多数专家也认为，央行的独立性是一件好事。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部分看到，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支持央行独立性的论点都存在严重缺陷。其中包括一种观点，即德国央行(Bundesbank)的巨大成功是建立在其独立性的基础上的。我们将看到，事实恰恰相反。

　　新的日本银行法获得通过，因此今天政府再也不能控制货币政策了。在2001年和2002年股市下跌后，许多政界人士呼吁日本央行行长辞职。针对这些批评，速水优先生要求日本人放弃终身就业，减少工作保障。然而他自己的工作却是有保障的，政府没有办法解雇他。根据新的《日本银行法》，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因为该法没有明确规定，央行的职责是实现健康的经济增长。除了再次修改银行法之外，没有任何机制让政客们发挥他们的想法。决定经济繁荣还是衰退的不是政府，而是日本央行。

谁是央行的管理者？

　　虽然央行行长善于保持低调，但他们的职业道路往往比普通公民或政治家更容易预测。几乎没有人敢去猜测谁会成为下一任财政部长，现任首相能执政多久。但是在战后时期，日本央行的最高职位就没有这种不确定性。日本在战后的58年里换了26位首相。然而，控制日本货币和日本经济核心的人要少得多。他们被同事们称为“王子”，是日本央行的幕后人物。就像日本文乐中的木偶一样，这些鲜为人知的央行行长们在暗处行动，影响了日本战后的许多关键事件。政客、政府和官僚，甚至是强大的大藏省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们金钱游戏中的傀儡。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它们及其政策工具所知甚少。我希望这本书能对他们的活动有所帮助，让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到非选举产生的央行官员所掌握的权力。

　　即使在今天，大量记者和评论人士似乎对谁将成为下一任日本央行行长相当确定。2001年5月，这本书在日本出版的同一周，富士通综合研究所所长福井俊彦(Toshihiko Fukui)试图接替速水优成为新行长。媒体一直在吹捧福井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候选人，是“日本央行行长竞选”中的领先竞争者，并有望坐上央行行长的位置。日本主要的金融报纸《日经新闻》在头版用一张照片过早地将他介绍为新任行长。最终，速水优拒绝辞职。但是，他的5年任期将于2003年3月结束（注：任期结束后接任的正是福井俊彦）。直到去年12月，尽管有其他可能的候选人，但媒体都一致认为最有可能的继任者是福井俊彦。英国《金融时报》将福井俊彦称为“处在候选名单首位的候选人”，并称他是一位“有能力带领日本央行渡过困境，高效的领导人”。

　　事实上，在战后历史上，日本央行行长的选择几乎没有过出人意料的结果。在三重野康(Yasushi Mieno) 1989年出任央行行长之前，媒体和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也一致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而在此10年前，前川春雄(Haruo Maekawa)出任行长时也是如此。再往前推10年，内部人士早就知道佐佐木直将成为行长。在这本书中，我们发现福井、三重野、前川和佐佐木有很多共同之处。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曾执掌日本央行长达10年之久，而且他们都在日本企业高管协会(Keizai Doyukai)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该协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主张日本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其经济结构。不妙的是，他们都是早年在央行工作时就被称为“王子”的人——日本央行未来的掌门人。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称号：每十年只有一位央行内部人员能成为王子。

　　早些时候这本书的日文版提高了日本民众对这些“王子”的认识——他们的目标和实现的政策，包括福井在80年代经济泡沫的产生和90年代长时间的衰退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此外，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似乎明白，日本央行是日本经济低迷背后的罪魁祸首，央行采取更支持性的政策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也许正因如此，小泉首相在2002年12月底表示，他将只任命“在对抗通货紧缩方面积极进取”的人担任日本银行行长。这实际上排除了“王子”福井俊彦竞争日银行长的可能性。他过去的行为和最近的声明似乎都表明他不愿与通缩作斗争。相反，他要求更多的公司破产，日本的失业率应该进一步上升到至少8%。只不过，说的和做的不一定是相合的。

　　如果一位外人取代福井出任日本央行的新任行长，日本央行的老将们可能会采取一种久经考验的方法，以达到继续掌权的目的。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每当前大藏省官员或来自私人部门的外人成为日本银行行长，他们将保持在暗处操纵实际货币政策实现，即中央银行的信贷创造。这些都是由副行长决定的，他是王子中的一个，五年后成为正式的行长。在这五年间，行长将只会控制利率和银行准备金率等小型政策工具，而保守派将通过控制信贷数量继续掌权。结果，福井俊彦再次参加了行长的竞选，就像35年前计划的那样。早在2000年，当我完成这本书的日文版时，我就预测他将成为日本银行的下一任行长。尽管首相和以任命出人意料而闻名的政府发表了相反的声明，但他还是被正式任命了，这一事实只是证明了王子们掌握的权力有多大。

公众辩论是必要的

　　没有人比”王子“福井俊彦更清楚，引入通胀目标(目前被认为受到首相的青睐)本身也不是一个解决方案。他知道，现在需要的是扩大信贷创造的政策。相反，就像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国家银行一样，日本央行一直在实施不恰当的信贷政策，远远超出了职责范围，也缺乏必要的问责制度。欧洲央行和美联储也有可能步这些央行的后尘。

　　央行行长也是人。因此，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容易犯错误和做出自私的行为。因此他们需要的是正确激励机制来限制这些倾向的，即需要民主的制衡。实施这样的监督并不意味着需要央行挥霍货币和纵容通货膨胀。相反，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有正确目标并实施正确政策的央行，是维持货币稳定的唯一保证。

　　我们有必要就中央银行在民主国家的正确角色展开更广泛的讨论。任何此类辩论都必须基于对事实和央行历史的了解。这包括认识到，央行往往会利用利率作为烟幕弹，转移他人对其真实政策的注意力。而在衡量信贷数量通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判断真实的政策。

　　我很高兴的是这本书对这一努力作出了微薄的贡献。日文版出版了15万册，成为最畅销的书。许多议员读了它，部分自民党成员也从中有所收获，并成立了自民党中央银行改革研究小组。我希望英文版也能在其他国家激发这样的争论。

东京

2003-2-28

Richard A. Wer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