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德国精神病学家和艺术史学家汉斯·普林茨霍恩（Hans Prinzhorn）出版了一部名为《精神病患者的艺术：对心理和心理病理学的贡献》的书籍。与大部分从心理和美学角度评判作品的书籍不同，在这本书中，普林茨霍恩从精神病学、艺术和自我表达界限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十位患有精神疾病的艺术家的作品，来阐释艺术在心理疾病治疗中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现在这种平常的愉悦已成了医疗中心悬挂的艺术品的特质，但是它有着更复杂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灵魂和罪恶的概念，被认为比刺激内啡肽的释放更重要。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明白治疗的艺术需要同时服务于精神和肉体，所以这个领域吸引了一些最伟大的画家，从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罗吉尔·凡·德尔·维登和列奥纳多·达·芬奇，到伦勃朗、弗朗西斯科·戈雅和文森特·梵高。

圣保罗的整体主义认为身体和灵魂相互联系，“身体不是一个单一的器官，而是许多个器官……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如果一个器官遭受痛苦，它们都会一起遭受痛苦。” 灵魂也是这样一个器官。对画家们来说，这句话召唤着无数画笔。

整体主义态度的出现，部分原因是中世纪的医院不仅仅治疗病人，也是各种慈善事业的中心，兼作旅行者和朝圣者的宿舍、收容所、救济院和弃儿的避难所。在意大利锡耶纳的圣玛利亚·德拉·斯卡拉（Spedale di Santa Maria della Scala）医院，有一幅1444年的壁画，写着一条颇有传奇色彩的题注：“这是圣母玛利亚的图像。在你的披风下，基督教民众受到保护。”

圣玛利亚·德拉·斯卡拉医院的壁画

“最伟大、最令人痛苦的

也是最令人精神愉悦的来源”

从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画作《Polyptych of the Misericordia》的中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庇护和救助的信息的早期体现，该作品是1445年由della Misericordia商团委托创作的，这家商团是画家的家乡圣塞波尔克罗的一个慈善团体。在圣母站着打开斗篷覆盖着八个跪着的市民的形象中，皮耶罗给予“Misericordia”——慈爱——这个词一个物理的形象。她脸上的表情可能是严肃超然的，但给予和接受援助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玛丽，优雅的化身，被画在一个朴素的金色背景上，看起来像一块招牌：在这里，在玛丽的脚下，在她的阴影下，人类可以找到仁慈和解脱。

与此同时，在1000公里外勃艮第的伯恩，弗拉芒派艺术家罗吉尔·凡·德尔·维登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救赎愿景。他于1443-1451年间为主宫医院创作了《最后审判》，这幅画作展示了基督和他的圣徒的威严，但在他们下面，明显更接近于眼睛的高度，是一幅悲惨的画面，描绘了被诅咒的人跌跌撞撞地走向地狱。这幅多面板的祭坛画是受勃艮第大臣尼古拉斯·罗林委托，为一个几年前因瘟疫爆发而被摧毁的城镇所绘制的。

《最后审判》罗吉尔·凡·德尔·维登

1505年至1515年间，德国画家马蒂亚斯·格鲁内瓦尔德创作了艺术上最伟大、最令人痛苦的画作之一《伊森海姆祭坛画》。这家修道院的僧侣专长于治疗瘟疫和各种皮肤病，由于圣安东尼修道院在绘画图像学中的突出地位，有一种很可能是由丹毒引起的红疹的疾病就被称为“圣安东尼之火”。画面中部显示了耶稣受难，但是基督的身体一点也不高贵或神圣——它被撕裂了，覆盖着疖子和脓包。基督像医院里的病人一样，枯槁、憔悴、痛苦。巧合的是，这幅画是当时欧洲绘画中最大的基督受难场景。

罪与死亡，或是救赎。对于已经处于困境中的身体和心灵来说，看到这种他们潜在命运的活生生的场景——无论是即将到来的还是遥远的——一定都十分震惊。

《伊森海姆祭坛画》

“所有疾病绘画中最宏大的一个系列

本质上就是一部象征美德的史诗”

1564-1587年间，雅科波·丁托列托为威尼斯圣洛克大会堂的墙壁和天花板画了38幅巨幅画。圣洛克大会堂是另一个慈善团体的豪华总部，这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公民生活的一个特点。该建筑是献给圣洛克的，他是瘟疫患者的守护神，病患的遗体就被埋葬在隔壁的教堂里。

威尼斯是一个东方贸易比例很高的港口城市，它不仅特别容易受到新一轮黑死病爆发的影响，也是隔离检疫系统最先发明出来的地方。隔离检疫系统是以船员在被允许卸货之前，要在一个边远岛屿度过40天（quaranta）而得名的。所有疾病绘画中最宏大的一个系列，本质上就是一部象征美德的史诗。

威尼斯圣洛克大会堂的墙壁

在17世纪和18世纪，有几所医院建得和圣洛克公会建造的大会堂一样宏伟。这些医院建得比斯巴达的卫生机构和最宏伟的宫殿更像宫殿，比如巴黎的荣军院、伦敦的格林威治皇家海员医院和切尔西皇家医院，这些医院都是为受伤军人建造的。

为了配得上国家对其士兵和水手表现出的尊重——正如一位当代爱尔兰作家所指出的，他们是“为我们国家的荣誉而负伤退伍的军人”——这些建筑的设计和装饰都交给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建筑师和画家。

伦敦孤儿院的博物馆

威廉·贺加斯碰巧是桑希尔的女婿，也是一位画家，作为伦敦孤儿院的创办人，贺加斯更为无私的一面凸显了出来，该医院最初建址于伦敦的哈顿花园。尽管医院致力于保护儿童免受天花、痢疾等疾病的侵害，但没有孩子的霍加斯不仅自己抚养弃儿，还设计了他们的制服和医院的纹章，并捐赠他的几幅画作为最初的永久艺术藏品。随着托马斯·庚斯博罗和约书亚·雷诺兹等艺术家的更多作品的加入，艺术收藏提升了医院的形象，使它成为一项时尚事业。

在反映精神疾病的画作中，最令人不安的作品出自法国浪漫主义艺术家杰利柯之手。大约在1820年，他为一位名叫埃蒂安-让·乔治的前沿精神病学医生创作了十幅一个系列的精神病患者肖像。它们中有5幅留存了下来，凭借其观察的高超和同情视角，它们代表着有史以来最非凡的肖像画。杰利柯自己也曾患过精神病，可能曾接受过乔治的治疗：这些画像描绘的可能是巴黎的沙普提厄教学医院或乔治医生在艾弗里私人收容所里的同狱犯人。它们也可能充当医生的教具，展示各种精神状态的表现，如强迫性嫉妒、盗窃癖或军衔妄想等。

与阿列塔医生在一起的自画像，绘于1820年

戈雅1820年的作品《与阿列塔医生在一起的自画像》。戈雅不仅患有耳聋，还可能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这让他的生活岌岌可危。在这幅双人肖像中，他展示了73岁的自己被一场恶性疾病打倒，年老体衰，精疲力竭，躺在床上，一瘸一拐。阿列塔医生正搀着他，以一种神圣的姿态和十分关切的神情，给他一杯饮料——一服安定剂或药水——即使病人虚弱得甚至不能回头看他。在这一对人背后的黑暗中，是一簇光谱，也许是焦虑的旁观者或者等待的鬼魂。阿列塔的关心救了戈雅的命，这幅非常亲密而情感外显的画是他的致谢。

杰利柯笔下的精神病患

“唯有悲观进化而来的乐观

才是真正的乐观”

我们今天在医疗中心看到的那些令人愉快的图片，已然与历史上挂在或绘在医院里的那些虔诚的、宏伟的或令人痛苦的绘画大相径庭。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写道：要用艺术家的透镜来看待科学，用生命的透镜来看待艺术。他认为，生命是一个过往，一段路程。我们不仅要用审美的眼光看待自我的生命，更要以哲学、甚至形而上学的眼光去理解我们的人生，通过悲剧意识和对人生悲苦的理解、升华，我们最终获得一种美学意义上的“达观”和“喜悦”，达到古希腊悲剧中的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唯有悲观进化而来的乐观才是真正的乐观。

尼采认为，快乐比痛苦更原始，但痛苦亦是“保持人之本性的头等力量”之一，不敢正视痛苦，正表示了一种软弱。适度的痛苦有利于快乐感觉的培养，至少可以培养我们对快乐感觉的，敏感程度，套用一句俗语：哪里没有痛苦，哪里就没有快乐。

痛苦对于快乐感培养和重要性还在于，微小的痛苦的积累也许正是高度快乐享受到来的必要前奏。尼采在心中始终为痛苦的控制技术保留了重要的位置。艺术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的根基，情感夸张放大的手法，让痛苦更痛苦，让欢乐更欢乐，实际上就是在同一个整体中包容了两种大矛盾有统一的情感，告诉我们：所谓快乐较之痛苦，本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全在于我们内心平衡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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