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机器（生产工具）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已成为"劳动条件"并发挥着"使用工人"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作为"自动机"（生产工具）的"死劳动"与工人的"活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机器与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机器生产工具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同时它在生产过程中强大的复制功能,能够促使生产出的产品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如此一来相对剩余价值得以大量产生。马克思的"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论断的提出,显示了将机器的功能属性与应用场景相区分的重要性。"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批判,预示了"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取代"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历史必然性。

青年马克思在早期文稿《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22页)这开启了将不同生产工具所具有的不同重大社会影响力予以区别对待的重要窗口。仔细分析不难进一步发现，晚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做出的许多论述是紧扣大机器生产工具展开的，这表明他对大机器生产工具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影响很重视。例如，他写道：“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0页)“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就是指生产工具。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工具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应当注意的是，与直接阐述生产工具重要性的理论不同，《资本论》中的生产工具理论需经过字里行间的深入分析才能把握。这恰好说明阿尔都塞倡导阅读《资本论》需用“征候读法”的可取性。“征候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21页)虽然《资本论》中并没有显见的生产工具理论，但是人们可以借助“看到”和“看不到”所构成的征候条件，在《资本论》中“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的地方，以生产工具理论为问题导向做出相应的回答。(参见同上，第27、21页)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着重强调生产工具的“劳动手段”意义。从《资本论》中的生产工具理论出发则可以进一步看到，马克思已不再局限于从“劳动手段”意义上理解生产工具，机器(生产工具)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条件”的意义得到确切阐明。基于此，马克思还对作为“自动机”(生产工具)的“死劳动”与工人的“活劳动”之间的内在关系予以揭示，并澄清了机器(生产工具)与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使用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69页)这一提法，从而将机器的功能与机器的应用场景这两个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从生产工具层面看，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它将机器(生产工具)应用于社会主义生产体系这一重要场景之中，实现了“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保证了生产工具在生产过程中带来的巨大价值增殖成果，能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服务，而不是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出来的情形，由生产工具带来的价值增殖成果，直接成为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的物质基础，即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0页)本文将围绕上述内容展开具体分析，以此更深入地把握《资本论》中的生产工具理论及启示。

一、作为“劳动条件”的生产工具及其发挥的“使用工人”的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3章中写道：“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7页)这段论述阐明了机器与工人劳动的关系，并使人们看到，随着机器的采用，就会出现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这种颠倒关系的现实。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具有支配工人劳动的意义，即成为能够使用工人的“劳动条件”。

更进一步，马克思还写道：“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同上)在这里，马克思专门以当时还不多见的自动机为例，阐释生产工具的重要作用。自动机作为物化的资本和“死劳动”的载体，已成为资本家支配工人活劳动的重要前提，因而可以“同工人相对立”。由此，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工具在资本追逐剩余价值中的关键作用。当生产工具转化为自动机之后，生产工具与劳动者之间原有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下所维持的紧密关系，便会不复存在，此时机器不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的重要手段，相反地成为了使工人的劳动变得毫无内容的前提。正因如此，资本逐渐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存在意义，资本家可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本购买机器等劳动资料，让工人进行生产劳动，从而制造出让劳动条件“使用工人”的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工具在转化为自动机的过程中，既会作为剥削工人活劳动的资本而存在于劳动过程中，也会作为能够支配活劳动力的“死劳动”与工人之间形成直接对立关系。资本的价值增殖意义，来自于通过资本购买的生产工具所带来的巨大价值增殖。离开了生产工具在生产过程中带来的价值增殖，资本的价值增殖意义只具有虚构性。虽然马克思十分强调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但他也指出：“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2页)从一般意义上说，生产工具在生产过程中带来的价值增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保证。

生产工具作为“劳动条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劳动手段的意义上理解。工人利用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此时的生产工具既是劳动手段也是劳动条件，这正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谈到的内容，即“机器正像拖犁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22页)。二是从生产工具可以相对独立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为脱离其使用者的独立存在者，在此种情况下，生产工具不再仅是工人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手段，同时也是支配与使用工人的前提，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的内容，即：“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7页),“工人在技术上服从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同上，第488页),等等。

应当看到，一方面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从一般意义上揭示了生产工具作为劳动手段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强调了机器(生产工具)在作为“劳动条件”的情况下也会对工人发挥支配与使用的作用，至此推进了人们对生产工具与工人劳动之间内在关系的理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曾说道：“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同上，第487页)就此来看，伴随着机器化的大工业的产生，生产工具作为劳动手段的意义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人们仅从劳动手段来理解生产工具的意义已远远不够，还需要从促使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的角度，深入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工具的重要作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剖析了斯密等国民经济学家的错误。在斯密看来，资本就是“一定量的积蓄的和储存的劳动”,即“资本是积蓄的劳动”。马克思认为，斯密只是“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国民经济学家的错误就在于，“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假定为事实、事件”。因此，马克思主张应当“从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假定的事实出发来研究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30、783、156页)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事实，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工具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他在《资本论》中写道：“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8页)在这里，马克思运用事实画面，指明资产阶级的各种制度都是受制于机器使用中的各种“必需”,从而最终利用生产工具理论很好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成因。

二、生产工具与相对剩余价值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由于它直接地使劳动力贬低，使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便宜，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而且还由于它在最初偶尔被采用时，会把机器占有者使用的劳动转化为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同上，第467-468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已深入地看到机器(生产工具)与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在马克思看来，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要高于它的个别价值，由此便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这种相对剩余价值体现的是由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带来的价值增殖，是由机器“生产”出来的。“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加进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由于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因此，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有很大的差别。”(同上，第444-445页)因此，虽然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机器不创造价值”(同上，第444页),但由上面论述可以看到，他认为机器可以“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产生“加进的价值”。这种由机器所“加进的价值”,由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带来的价值增殖，是资本家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的重要保证。机器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是机器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带来价值增殖。这两个方面，在马克思那里是辩证的统一。

前面提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作为生产工具的“自动机”称之为“死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7页)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自动机是与工人的曾经的活劳动紧密相联的。在马克思的解释中，自动机就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它“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0页)从根本上说，自动机作为“死劳动”就是工人的曾经的活劳动的物化呈现，这里的“死劳动”是相对于曾经的“活劳动”来说的，它与活劳动之间的联系就在于，可以用“沉默的”活劳动重新定义，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体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7页)生产工具的产生与使用的过程，就是“活劳动”曾经活跃的发展史。如果从生产工具中包含了大量的“沉默的”活劳动的角度看，生产工具与价值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联系。不过，相较于工人的活劳动与价值之间的直接联系来说，这种联系体现为间接性。

在生产工具的产生过程中，人们所看到的是，“工人的一定量体力等等被耗费了，结果是工人精疲力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8页),因此，生产工具的产生本身就意味着已将工人曾经的活劳动凝聚并固化在其内部。离开了工人的活劳动，生产工具是无法产生出来的，因此，生产工具就是工人曾经的活劳动的固化形式、物化形式与重要体现。马克思曾指出“过去的对象化劳动”与“现在的活劳动”之间存在着“劳动的不同时态的形式上的差别”,即：前者是“处于完成时态”,后者是“处于现在时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15页)因此，生产工具又可被视为“处于完成时态”的“过去的对象化劳动”的结果。(同上)当马克思谈及作为生产工具的“自动机”在劳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时，使用了“死劳动”界定其意义。“死劳动”这种提法客观地指明了大量的活劳动被固化与物化在生产工具之中，并且它们“处于完成时态”,所以，将“死劳动”在新的角度上重新定义为“沉默的”活劳动是可能的，而且这样才能对凝聚在自动机中大量的“沉默的”活劳动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清醒的认识，而不是忽略不计。

马克思说道：“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就机器具有价值，从而把价值转给产品来说，它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44页)在这里，一方面“机器不创造价值”这一著名论断得以明确提出，另一方面“机器具有价值”这一论点也得以提出。“机器不创造价值”并不意味着机器中凝聚的大量的“沉默的”活劳动与创造价值的过程无关。由于凝聚在机器中的“沉默的”活劳动与使用机器的活劳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因此机器就能够把自己具有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同上),从而实现产品的价值增殖并完成由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带来的价值增殖。基于这一点，人们就能更加充分地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会有大量剩余价值涌现的重要由来，就能认清大量的“沉默的”活劳动在大机器生产的过程中同样与价值相关联，特别是与剩余价值相关联。

面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无论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还是皮凯蒂等人，都曾相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生产工具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工人的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显得日益不重要，因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已无生命力，已经过时。例如，马尔库塞认为，“机械化不断地降低着在劳动中所耗费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这种变化“似乎取消了马克思有关‘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及其有关剩余价值的创造的理论”。(马尔库塞，第24、28页)哈贝马斯提出：“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哈贝马斯，第62页)皮凯蒂认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已过时，并将原因归为“马克思完全忽视了持久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以及稳定增长的生产率”。(皮凯蒂，第10页)

但是，如果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工具能在生产过程中带来价值增殖以及生产工具中存在着“沉默”的活劳动这三者联系在一起考虑，就会发现，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生产工具水平的日益提高和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显得“愈来愈不重要”,并不表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过时，而是表明在理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需要将工人的“处于现在时态”的活劳动与凝聚在生产工具中的“处于过去时态”的“沉默的”活劳动严格区分开来，由此便能认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仍然保持强大生命力。通过澄清机器能在生产过程中带来价值增殖，马克思讲明了生产工具与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尚未来得及更进一步指出这种相对剩余价值同样与对工人活劳动的剥削相关。在认清生产工具中包含着大量的“沉默的”活劳动之后，人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在这种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中，同样包含着对工人活劳动的剥削。一言以蔽之，如果说绝对剩余价值是针对工人的活劳动来谈论的，那么存在于生产工具(机器)中的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剥削产生的相对剩余价值，就是针对已固化的“沉默的”活劳动来谈论的。资本家对工人活劳动的剥削所产生出来的绝对剩余价值，体现的是残酷性；资本家对凝聚在生产工具中的“沉默的”活劳动的剥削所产生出来的相对剩余价值，体现的是隐蔽性。在这种隐蔽性中，既包含针对体力工人的活劳动的剩余价值剥削，也包含针对科技人员在脑力劳动层面上的活劳动的剩余价值剥削。不仅传统意义上的人工生产线上的体力工人活劳动与剩余价值剥削有关，而且自动化生产线上的“沉默的”活劳动同样与剩余价值剥削有关。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应用日趋成熟。人工智能中凝聚了大量的科技人员与辅助工人的“沉默的”活劳动，人工智能的生产能力就是这些“沉默的”活劳动的体现。进一步说，纵然在无人自动化工厂中已难以见到活跃在生产线上工人的身影，但是无人自动化工厂的生产能力体现的是大量的“沉默的”活劳动，这些“沉默的”活劳动同样与剩余价值的创造有着内在联系。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机器生产工具，是剩余价值得以大量涌现的重要保证。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大机器生产工具的功能特点来加以理解。大机器生产工具的基本功能特点，就是可以大量地不断重复使用，即具有强大的可复制性。在此情况下，使用大机器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边际成本可以不断下降，甚至趋近于零。这样，在价值转移中就会有价值剩余，而且由于这个价值剩余的本质仍然是劳动，因而就有了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马克思曾说：“把价值看做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51页)由于“对象化的劳动”或“对象化的剩余劳动”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活劳动，而是需要落实到生产工具之类的具体物质形式之上的活劳动，所以反过来说，透过马克思上面论述可看到，生产工具是与“对象化的劳动”或“对象化的剩余劳动”密切相联的物质形式，其内部凝聚的“沉默的”活劳动，不仅可与价值建立联系，也可与剩余价值建立联系。生产工具中凝聚的“沉默的”活劳动越多，生产工具的先进程度就会随之得到大幅度地提升，这样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就会越多。关于这一点，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同上，第60页)商品价值是由呈现在商品中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决定的，这里可以不管这种劳动究竟是“处于现在时态”的工人的活劳动，还是凝聚在生产工具中的“处于过去时态”的“沉默的”活劳动。

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社会，剩余价值的总量计算体现出的是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叠加效应。在这种总量计算中，以工人的“活劳动”作为计量单位的绝对剩余价值，会逐渐呈现出小于以凝聚在生产工具中的“沉默的”活劳动作为计量单位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发展趋势。从剩余价值的总量计算来看，工人提供的绝对劳动时间只能是一个固定量，因此其中体现出来的是绝对剩余价值，即便工人一天24小时不睡觉，其绝对劳动时间也只能是24小时。但是生产工具的发展却是永无止境的，不仅生产工具在生产中的复制功能是可变量，而且在使用生产工具的过程中由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所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也是可变量。相对剩余价值的计量，与马克思所强调的以劳动时间为单位的计量方式有所不同，它所体现出来的是对由生产工具在生产过程中带来的价值增殖的计量。不同生产工具在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价值增殖是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使得这种价值增殖体现出来的是“相对剩余价值”,而不是“绝对剩余价值”。马克思曾说：“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66页)但是应当看到的是，相对剩余价值之所以能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联，主要就在于生产工具本身的改变。“它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同上)

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是劳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因此，当马克思讲明“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同上，第371页),也就澄清了相对剩余价值与机器(生产工具)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如果从机器(生产工具)中包含着大量的“沉默的”活劳动的角度认识，相对剩余价值是不同于超额剩余价值的，但它却能帮助人们看到资本家对工人“沉默的”活劳动所进行的剩余价值剥削，而且这种剥削是与对“处于现在时态”的工人活劳动的那种绝对剩余价值剥削有别的。凝聚在生产工具中的“处于过去时态”的“沉默的”活劳动越多，生产工具就有可能变得越先进；生产工具的复制功能越强，其所能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就有可能越多。如此一来，依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看到，虽然资本家对“处于现在时态”的工人“活劳动”的绝对剩余价值剥削会保持在一个固定量上，但资本家对工人的“处于过去时态”的“沉默的”活劳动的相对剩余价值剥削却会成为可变量，并且会相对地不断增多。目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生产工具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带来的价值增殖日益增多，而且从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不是低附加值的，而是高附加值的。例如，由光刻机生产出的芯片，之所以能成为高附加值的产品，其中的关键性环节就在于它的价值增殖是由光刻机这种生产工具在生产过程中加以完成与实现的。离开了光刻机，芯片所具有的高附加值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相对剩余价值与机器(生产工具)的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还只具有潜在性，那么，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就需要高度重视它们的存在了。

三、生产工具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并且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这样的变革，以致打破对这种趋势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游离出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现代工业史上的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69页)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提法。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明确地将机器的功能属性与机器的应用场景区分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机器(生产工具)具有凝聚劳动价值和给劳动过程(生产过程)带来价值增殖等多种功能作用，是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唯物史观视域下衡量历史发展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机器(生产工具)可以在不同的生产体系中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中被使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耗费大量心血加以研究的正是机器(生产工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应用。

价值的来源、剩余价值的产生、相对剩余价值与绝对剩余价值的区分等等问题，都与生产工具相关。进一步说，价值分配的扭曲，价值的无偿占有，劳动者被剥削被奴役，都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相关。马克思在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这一提法的同时，也进一步阐述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包含的内容：首先，它会使得工人活劳动被剥削的时间得到“无限度地延长”,而且正是这种时间的延长会让工人的身心皆受到极大的摧残，以致于会带来工人阶级力求打破这种趋势的抵抗。其次，它也会将过剩的劳动人口“制造出来”,从而引发激烈的社会竞争，甚至出现让工人阶级“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69页)。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深刻揭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本质密切相联。他在《资本论》中强调指出，资本家通过资本“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从而使“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资本家由此可以通过机器体系的固化形式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同上，第471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体系的加快发展，不仅是相对剩余价值得以生产出来以及其性质发生变化的重要前提，也是使资本家对工人活劳动的绝对剩余价值剥削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它可以确保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同上)。

在马克思看来，工人活劳动的投入是可以利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加以计量的，因此，他的劳动价值论是客观的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家之所以生产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获取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生产使用价值并不是资本家的真正目的，只是他获得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副产品。在马克思那里，在商品价值(C+V+M)中，C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V是劳动力的价值，V+M是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M是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因此，为了揭示资本家对工人活劳动的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马克思明确指出新价值与生产要素(包括生产工具与生产对象等)无关，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即“剩余价值只是来源于资本的可变部分，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参见同上，第468页)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剩余价值与生产工具(机器)的“无关”,是一个有条件性的论断。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针对机器与剩余价值的关系，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让其在绝对剩余价值层面上得到呈现，但他已让其在另一个层面上即相对剩余价值层面上得到呈现，即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71页)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不单纯是商品生产。它是一个吸收无酬劳动的过程，是一个使生产资料(材料和劳动资料)变为吸收无酬劳动的手段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32页)在此，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针见血地解读为“一个吸收无酬劳动的过程”,深刻地表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凝聚在生产工具中的大量的“沉默的”活劳动所遭受的剩余价值剥削，是具有残酷性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机器(生产工具)的一次性购买，使得他们可以不必为凝聚在生产工具中的大量的“沉默的”活劳动持续性付酬，这就意味着他们基本上可以无偿地占有这些“沉默的”活劳动。这种无偿占有的方式就是资本家赚取相对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它区别于资本家对以剥削工人活劳动的绝对必要时间为内容的绝对剩余价值的占有。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吸收“无酬劳动”的不断增多，资本家以无偿占有的方式赚取的相对剩余价值就会不断增多，由此便使得相对剩余价值的重要地位得以形成并不断完善。特别是随着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无人自动化工厂的问世，资本家无偿地占有相对剩余价值的程度会进一步大幅度地提升，所以人们需要更加警觉无人自动化工厂中大量的“沉默的”活劳动所遭受到的残酷的剩余价值剥削。表面看来，无人自动化工厂已与资本家对工人当下的体力上的活劳动的剩余价值剥削无缘，但从本质上说，一旦无人自动化工厂开始运转，资本家对大量的“沉默的”活劳动的剩余价值剥削便开始，而且它是以“吸收无酬劳动”为基本特点的。

一直以来，人们十分重视资本与劳动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参见何云峰、王绍梁)但是资本需要借助生产工具的发展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因此不仅应当关注资本与劳动，也需要关注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资本与劳动的重要载体，它一方面是资本与劳动的重要作用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离不开资本与劳动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没有资本与劳动的支撑，生产工具是难以得到大力发展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强调大机器生产工具的涌现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唯物史观对生产工具基础意义揭示的充分证明。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将资本作为一个天然的逻辑起点来切入对于历史发展的研究，甚至提出：“资本一旦得以建构起来，它就会以比产出增长速度更快的的方式进行自我复制。过去侵吞未来。”(Piketty, p.571)但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人们更应当坚持自觉地不断提升与发展生产工具，而不能假借所谓的资本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性之名，而将发展生产工具只是置于资本之下，让资本控制生产工具的提升与发展。从本质上说，让生产工具的提升与发展直接受控于资本及其发展规律，就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重要表现形式，它深刻地反映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工具的提升与发展是缺乏自身独立性的。

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这一提法看，马克思是将机器的功能属性与机器的应用场景严格区分开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具体地阐述了这个区分的重要性：“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 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93页)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只有充分认清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之间的区别，才能从捣毁机器的自发性斗争上升到摧毁机器的不合理的“社会使用形式”的自觉性斗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出发，着重论述了工人在机器生产过程中之所以会遭受到剩余价值剥削的根本原因，这种剩余价值的创造和被剥夺，都是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联系在一起的。机器一旦与资本主义应用挂钩，就会带来对工人的残酷的剩余价值剥削。布雷弗曼说：“机器除了其自身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功能之外——这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具有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还具有剥夺大多数工人对自身劳动的控制的功能。”(Braverman, p.133)这是对机器控制工人劳动的阐明。

经过马克思的诠释可以看到，“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就是“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的体现，同理也可以进一步将“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予以提出，由此彰显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在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中的重要意义。“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是人类社会迈进社会主义阶段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劳动者被动地受到机器的支配，劳动者无权支配机器生产的成果。在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中，劳动者是机器的主人，劳动者拥有分享机器生产成果的权利。一方面，机器的功能并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将机器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与应用于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中，会在社会效果与效应上产生重大差别。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突出强调机器的应用场景问题的重要原因。“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是机器在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应用，是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扬弃与超越，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优越性积极地体现在这种运用中。在“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的前提下，由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带来的巨大的价值增殖成果才能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看不到“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之间的根本区别，就看不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固有的重大区别，就会将二者混为一谈。因此，为了与资本主义相区别，将“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作为重大课题加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四、余论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从《资本论》中脱颖而出，让人们认清了大机器生产工具的涌现，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力。“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26页),大规模的剩余价值的产生以及对剩余价值起源问题的反思，都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19世纪中叶问世恰好反映了这一点。“资本主义下的人，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加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3页)这一方面反映出生产剩余价值具有隐匿性与潜在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生产工具转化为大机器生产工具之后，资本主义与生产剩余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便得以显露。

经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生产工具与相对剩余价值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并且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这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也与剩余价值剥削有关。这种剩余价值剥削是有别于对当下工人的活劳动的绝对剩余价值剥削的。它是围绕凝聚在生产工具中的工人的“沉默的”活劳动而展开的相对剩余价值剥削，具有隐蔽性、潜在性与残酷性。正是通过指明这一点，人们可以看到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与皮凯蒂等人力图从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生产工具水平提高的角度来证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已经过时，是难以成立的。在他们看来，生产工具水平的提高已使得工人在体力劳动上所遭受到的绝对剩余价值剥削日趋减弱，因此，可以不再需要用剩余价值理论来解释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生产状态。但是，如果从马克思的“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看，一旦生产工具的应用进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场景中，凝聚在生产工具中的工人的“沉默的”活劳动就会受制于“资本的支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69页)遭受到残酷的剩余价值剥削。显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没有过时，适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也是基于此，“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这一提法的重要意义便凸显出来。“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的着眼点是将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带来的价值增殖直接用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因而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性。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曾说：传统马克思主义一般只是“诉诸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理论，却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和技术的批判性评论”。(Feenberg, pp.44-45)他特别强调了深入把握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以及与生产工具相关的技术的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借此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这种批判性思考，实际上是人们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生长点。

罗尔斯曾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旨，是挖掘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在表象下的深层结构，使我们能够了解劳动时间的花费轨迹，并发现那些使得工人阶级的未付酬劳动或剩余劳动能够被剥夺以及剥夺多少的各种制度安排”。(罗尔斯，第342页)因此，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的“沉默的”活劳动之所以会遭受到剩余价值剥削这一问题，一定要结合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加以理解，这也是马克思着力加以揭示的主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导致的种种社会弊端，给予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另外，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论述“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但他在研究“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所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在今天深入理解“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必须掌握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实现“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以取代“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马克思的“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提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可以成为澄清“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与“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之间区别的重要方法论依据。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与“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之间存在着前后的相承关系和明显的扬弃关系，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本质性的。马克思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有力批判，预示了“机器的社会主义应用”取代“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2001年：《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哈贝马斯，1999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

何云峰、王绍梁，2019年：《马克思劳动辩证法的新解读——“资本—劳动”权力关系的起源与变革》,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罗尔斯，2011年：《政治哲学史讲义》,杨通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尔库塞，1989年：《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1995年、1998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皮凯蒂，2014年：《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

Braverman,H.,1998,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Feenberg,A.,2002,Transforming Technology: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iketty,T.,2014,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ranslated by A.Goldhammer,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原载：《哲学研究》2021年第9期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1.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