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公元8世纪开始，伊斯兰世界的商人开始进行横跨印度洋的大规模海上贸易，将阿拉伯半岛与东非，包括马达加斯加岛、印度次大陆和中国连接起来。这种海上贸易活动需要远距离的旅行，因此需要完善一种人类在历史上一直使用的导航技术，即天文航行。天文航行是利用行星、月亮、太阳或天空中的其他星星作为固定点，以此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并进行导航。事实上，如果操作得当，不需要任何仪器，仅通过观察星星就可以实现相当精确的导航。由于任何给定的恒星在地平线上以相同的固定方位角（即绕着观测者的地平线顺时针测量，北纬与天体之间的角度）上升和下降，它们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指南针。阿拉伯和中国的航海家在横渡印度洋时，都曾使用过这种星空罗盘。事实上，丝绸之路上广袤的沙漠、山脉和海洋构成了理想的环境，因为它们相对没有光污染，因此可以清晰无阻地看到夜空中的星星。  

天文航行需要星图，使航海者能够通过星星在不同星座中的位置来识别天空中的特定星星。伊斯兰世界已知的最早的恒星编目和星座图是阿拉伯文的kitāb suwar al-kawākib，即《恒星之书》，由波斯天文学家阿卜杜勒-拉赫曼·苏菲在公元964年左右编写。《恒星之书》综合了罗马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托勒密（公元100-170年）的天文学作品，和阿拉伯半岛的天文学传统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观测结果。虽然没有现存的原始文本，但后来幸存下来的许多副本证明了它在中世纪天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参照托勒密公元2世纪关于恒星和行星运动的文献《天文学大成》的格式，拉赫曼·苏菲逐个列出星座，并从不同的角度为每个星座配上两幅插图，一幅是它在天空中的景象，另一幅是从上面看的镜像（就像地球仪上描绘的那样）。 因此，《恒星之书》反映了当时伊斯兰学者的关注点，他们在天文学领域需要提供精确航行的基础，使商船能够穿越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印度次大陆和中国。  

此外，我们需是重点将这本天文学著作置于其产生的背景和使其产生的环境中。《恒星之书》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至10世纪末巴格达等学术中心开展的伊斯兰世界大翻译运动期间产生的。在这一时期，许多来自古代世界（古希腊、古罗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即伊朗高原和印度次大陆）的文本，都被在学术机构工作的学者翻译成了阿拉伯语，这些学者可以使用庞大的图书馆，那里储藏了许多人类积累的知识。因此，《恒星之书》，正如这一时期产生的一些文本一样，是对学术界向观测和理论天文学转变的重要贡献，翻译运动启动了这一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古典知识被重新发现、组织和分类，并综合了新发展的知识体系。  

此外，丝绸之路本身也在这场翻译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种紧张的学术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成的纸张，而纸张大约在公元7世纪末或8世纪初传入伊斯兰世界，与翻译运动的开始时间相吻合。不久之后，造纸技术从起源于中国的丝绸之路沿线传入。这种技术的引进意味着纸张可以被大量生产，它比之前的羊皮纸更便宜、更容易制造。巴格达的造纸业始于8世纪末，用于行政、文学和科学目的，加速了书面文化和地理、医学、数学，当然还有天文学等学术文章的繁荣。 其次，丝绸之路为不同文化的民族提供了丰富的交流背景，这有助于文本的翻译，使学术界人士接触到不同的知识基础，也使学者们的流动性更强，使他们能够在新的城市和学术中心工作，并提供知识交流的渠道。因此，天文学和天文航行领域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些丰富的互动，极大地改善了海上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