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培养崭新的人才，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其中文学堂为国立广东大学，也就是中山大学的前身。走在校园里，从建筑的命名到校园里的雕塑，处处都能看到孙中山的“影子”。而“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的十字校训，正是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1日在国立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时亲笔提写的。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表示：“博学，就是要学生广泛地吸收中西文化的学问；审问、慎思、明辨，是要求学生多思考；笃行，是不能光停留在理论层面，还要实行。”这十字校训，是孙中山摘录儒家经典《礼记·中庸》中的名句。就在学校成立、校训公示的第三天，中山先生北上，5个月后在北京病逝。“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的十字校训，也就成了孙中山留给中山大学的遗训。

    从成立至今，中山大学的校训从未变更。90年里，中山大学大师辈出，学者的传奇代代相传，诠释着中大人尊德问学的优良传统。

    1927年，鲁迅成为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深入阐发了孙中山“革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革命”的宣言。

    20世纪50年代初，双目已经完全失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以口述的方式，历十余年，在75岁完成了《柳如是别传》。

    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的蒲蜇龙，193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农学院，1949年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得悉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断然放弃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历经一个月的航行回到中山大学任教。他的生物防治解决了南中国多个农业生产的难题，于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今天，中大的师生们仍然敬佩这些师长，敬佩他们的博学，更敬佩他们的笃行。

    80岁的中文系教授黄天骥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大学的第一届大学生。在当年的老师当中，他最难忘的是岭南第一才女冼玉清教授。黄天骥回忆说：“当年冼玉清教授请我吃东西，她从一个玻璃瓶里面只倒出一颗莲子给我吃。我回去跟同学们一说，大家都笑了，觉得这位女老师很吝啬。”但后来抗美援朝，国家号召捐款，冼玉清捐出了大半辈子的积蓄，这笔钱可以在当时的广州城任何地方买下一幢舒适的大房子。黄天骥感叹：“国家有难，冼玉清老师教会了我们什么是校训中的‘笃行’二字。”

    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表示：“校训作为学校的文化基因，影响着一代代学子，每一位毕业学子又将校训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山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选择回到校训‘修身至诚’的本意：‘人心向学’。心诚则事成。心要静，静则思远，思远则成大事。”

    在四季青葱的中山大学校园中，“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的十字校训，静静矗立在校园中轴线上，观时代变幻，看坚守不离。（本报记者 吴春燕 本报通讯员 蔡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