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威的复杂性还在于，他自认为是个有良知与原则的人，他对自己的人品和作为毫不怀疑。他以“善类”自居。有意思的是，关于沙威的“良心”，不同的译本做了不同的处理。有一段沙威心理活动的描写，方于、李丹的译文是：

“除此以外，沙威也还有他自己的顾虑，除了上级的指示，还得加上他自己良心的指示。他确是拿不大稳。”‚

而郑克鲁先生的译文则是：

“另外，再重复一遍，沙威还有顾虑，除了厅长的叮嘱，还有自己内心的叮嘱。他确实有怀疑。”

“良心”与“内心”，一字之差，恐怕反映了译者对沙威的理解与疑虑。其实，沙威自认为是有“良心”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坚守和践行的，却是没有人性与爱的信念，虽无意作恶，甚至心存理想，但结果依然是作恶多端。这使他最终靠近了德纳第，与德纳第殊途同归。

雨果创作的重心似乎在沙威而不在德纳第。沙威的“恶”具有更强烈和深厚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在社会学意义上，沙威具有更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基于这个认识，我设计的关键问题是：假如说雨果写的是五个人，在四个人之外，还要增加一个“恶人”，你会选择谁？

我预设的答案是沙威与德纳第。虽然我更倾向于沙威，但选择德纳第也是有理由的。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希望引导学生比较两个恶人的表现形态，对“恶”产生新的认识。

为什么设计这样的问题呢？我在《语文学习》第7期发表的《整本书阅读之思辨读写策略》一文中有较为具体的阐述。我将《悲惨世界》归结为“苦难与罪恶”，在此“母题”下寻找《悲惨世界》在同类作品中的独特性。我们可以设计很多能够揭示其“独特性”的问题。譬如：

问题1：为了一块面包，冉阿让承受了19年的苦役。“他在监牢里判了社会的罪后觉得自己的心狠起来了，在判了上帝的罪后他觉得自己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遇到了卞福汝主教后，幡然悔悟，洗心革面，用后半生的牺牲与奉献来践行宽容与博爱。他这样做的逻辑是什么？这合乎我们习以为常的因果逻辑吗？如果不符合，那是为什么？

问题2：在“尚马第事件”中，冉阿让明知自首将面临终身苦役甚至死刑，还是在百般纠结中走上了法庭。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这合乎我们习惯的逻辑吗？即便单从救人的角度看，冉阿让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自首，救出被冤屈的尚马第；或者继续隐姓埋名当市长，这样就有机会拯救病危中的芳汀。但冉阿让为什么还是毅然决然地前去自首？这其中的逻辑能够得到清晰的解释吗？

问题3：再如沙威。沙威这样一个心如铁石的“硬汉”，为什么最后选择投河自杀？这合乎我们习惯的逻辑吗？还可继续追问，沙威自杀，是不是一个可信的情节？

问题4：……

这样的质疑与追问，恰恰是思辨性阅读最该关注和着力的地方。沙威是个张力极强的人物形象，围绕沙威可设计出很多具有“生发性”与“整合性”的问题。④

你究竟“中意”哪个恶人？在课堂上，多数学生选择了德纳第，三位同学选择了沙威。一位学生说，沙威的“恶”，叫做“理直气壮的恶”。这样的“恶”可能更可怕。从现场反应看，这句话给多数学生带来了震动。

思辨：在事实、逻辑与情理的纠葛中突围

思辨性阅读的实质，就是读者与作品的对话，在对话中达成理解、反思与断言。要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须有两个要素，一是清晰的理解，二理性的评价。先要理解文本自身的逻辑，靠的是文本细读与综合分析的能力；然后用自己的逻辑去判断文本的逻辑，寻找共鸣，或者发现破绽，靠的则是质疑、分析、判断与评价的功夫。前述几个思辨性问题的设计，其实都包含了“理解”与“评价”两个要素。比如在“问题1”中，“他这样做的逻辑是什么”，这是理解，这是站在冉阿让的角度设计的问题；“这合乎我们习以为常的因果逻辑吗”，这是判断与评价，这是站在“我”的角度设计的问题。

在思辨性阅读中，理解与评价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要理解文本，就要尽可能地贴近文本，走进文本，要换位思考，移情体验；而要评价文本，则要保持与文本必要的距离，保持审视的姿态。理清作品的因果逻辑，并不等于我们认可这个逻辑，清晰的理解是为了更准确的评价。

有一套关于“评价”的说辞颇为流行，说要站在人物的立场来评价人物。这个说法是可疑的。我们只能换位“理解”，不能换位“评价”。一旦站在被评价者的立场，还怎样去评价他？站在武松的立场去评价武松，武松肯定算个英雄；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看，武松后来沦为暴徒。同样，站在沙威的立场看，沙威是个献身正义与法律的硬汉；若站在人道与爱的立场看，沙威肯定是个“理直气壮的恶人”。

评价的立场，只能是自己的立场；评价的标准，只能是自己的标准。思辨性阅读的难度就在这里，它要求对话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判断与评价能力。因此，要开展思辨性教学，我们有必要对自己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来一番“思辨”——判断与评价。

回到《悲惨世界》的教学。在小说类文本的理解与评价中，我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我将它概括为文本事实、因果逻辑和人性情理。

一是文本事实。这是任何阅读都应该重视的因素，也是思辨的起点。什么是文本事实？在我看来，就是文本的要素、结构与意义倾向。小说的人物、情节和环境，这就是要素；作品结构，包括人物的关系结构、情节的时空结构、环境的隐显结构，等等，这些决定了一部小说的基本风貌；意义倾向，就是作者寄寓在文本中的宗旨与褒贬态度。不可能有真正的“零度写作”，倾向总会渗透在要素与结构之中。作品一旦完成，要素与结构就固定下来，而意义倾向也随之形成。我引导学生梳理“三个纠结一生的男人”的情节脉络，就是希望学生把握冉阿让、沙威、德纳第的基本信息及他们的结构关系。从“意义倾向”看，即如沙威，雨果对他的贬斥中有欣赏、诅咒中有怜悯、同情中有憎恶，这复杂的态度，本身就是将我们导入作品深处的一个诱因。

文本事实是客观的，但却需要读者的“发掘”，需要我们克服各种遮蔽与偏见，搁置习以为常、自以为是的理念、前提和假设，直面文本，避免先入为主，避免视而不见。我在研读“尚马第事件”时，发现有学者认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法庭的虚伪与荒谬，批判资本主义法律混淆黑白，草菅人命。这显然是一种概念先行、无视文本的解读。小说反复渲染商马第与冉阿让外形酷似，不仅迷惑了精明过人的沙威，连冉阿让在土伦监狱的几个难友都信以为真。将这个情节与《复活》开头的“法庭戏”对照一下，就不难明白，《复活》意在揭露当时恶劣的司法现状；而雨果描写这一场错误的审理，意在凸显冉阿让的良知：他完全可以借此脱身，但他的良知不允许他这样做。雨果的那段著名的话就出现在这一节：

“精神的眼睛，除了在人的心里，再没有旁的地方可以见到更多的异彩、更多的黑暗；再没有比那更可怕、更复杂、更神秘、更变化无穷的东西。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活动。”

文本解读何尝不是如此。只有用“精神的眼睛”，才能穿越迷雾，窥见到作品中“更多的异彩”与“更多的黑暗”。这也说明，接受的过程，也是思辨的过程。从来没有一个纯粹的接受过程，如同没有一个纯粹的思辨过程一样。如此“花开两朵”，仅仅是为了“单表一枝”。将阅读与思辨分开，只是为了言说的需要，而不是事实本身。

当然，把握“文本事实”，仅仅是思辨的基础；理解与评价人物言行、故事情节中的因果逻辑，才是思辨性阅读的核心。因果逻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以及个体差异，人们的因果逻辑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恰恰给“对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拿《水浒传》与《悲惨世界》做个比较。《水浒传》曾经让中国读者在很长的时间里热血沸腾，欣喜若狂，原因在于它的血债（加倍）血还、斩草除根、父债子还这些情节，极大地迎合和满足了我们内心的因果逻辑。若用这个逻辑来理解冉阿让，就会出现错位和乖谬。冉阿让放走纠缠了他半生的沙威，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我们更容易接受的，似乎是《水浒传》里的一个类似的情节：宋江在捉拿了一心捕杀自己的政府官员黄文炳之后，不仅杀了他的全家老小（除了其兄长黄文烨），而且还挖下他的心肝与兄弟们下了酒。

显然，雨果的逻辑与施耐庵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发现这些不同时代、民族、文化的因果逻辑之间的差异和差距，需要读者具有独立的立场与敏锐的眼光。

在教学中，我比较关注性格逻辑、社会逻辑以及隐藏更深的文化逻辑。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与人的命运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因果关联。但决定命运的，不光是性格，还取决于个体与现实环境、文化传统的关系。同样一个李逵，喜欢撒野使横，却也有低眉顺眼的时候，这与其具体处境相关。沙威也是。他冷血，但喜欢沉思，有价值追求，看重活着的意义，还有些自我欣赏式的骄傲，这样的性格嫁接在一个扭曲的灵魂上，结出的必然是一颗长瘤的果实。但显然，这悲剧的原因不单在其性格，而是众多的社会因素共同促成的。小说中有一段沙威的心理活动：

“沙威是在监狱里出世的，他的母亲是一个抽纸牌算命的人，他的父亲是个苦役犯。他长成之后，自认为是社会以外的人，永远没有进入社会的希望。他看见社会毫不留情地把两种人摆在社会之外：攻击社会的人和保卫社会的人。他只能在这两种人中选择一种，同时他觉得自己有一种不可解的刚毅、规矩、严谨的本质，而对他自身所属的游民阶层，却杂有一种说不出的仇恨。他便当了警察。”

为什么沙威“自认为是社会以外的人，永远没有进入社会的希望”？因为“他只能在这两种人中选择一种”。为什么他会产生这样的观念？显然与其在监狱出生、在苦役犯父亲与骗子母亲的摧残下生长的成长环境相关，与其“游民阶层”的身份相关。是社会遵循的、通行的观念促成了沙威的选择。社会逻辑也参与了恶人沙威的塑造。

单纯的性格分析与过度的社会分析，都会带来理解与评价上的偏颇。剥离了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忽略人的社会性与精神性，性格分析就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若过度强调环境的因果逻辑，又会削弱人的主体色彩，沦为环境决定论与机械唯物主义，性格分析就失去了应有的人文关怀。

因此，因果逻辑分析应该是综合性的，而且是具体的，不能夸大某一个因素的作用。沙威讲原则，铁面无私。小说写到，“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沙威目睹有钱人调戏芳汀，他不去捉拿流氓，却毫不犹豫逮捕了有所反抗的芳汀，他认为一个妓女羞辱一个绅士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沙威是冷血的，麻木的，此时的他是鹰犬，是走狗。但是，当他以为自己错误地检举了冉阿让之后，他觉得自己很卑污，他能主动给冉阿让道歉，并真诚地请求处罚，因为无端怀疑上司同样是不被允许的。此时的沙威又是正直的，无私的，敢于负责的。

看起来是矛盾的，但从性格逻辑看，两个情节中的沙威却是一致的，都讲原则，都无私。但问题在于，同样的性格，同样的性格逻辑，却留下完全不同的生命印记。原因很清楚，问题在于对“原则”的理解上。沙威所理解的“原则”，是人分三六九等，达官贵人永远是对的，妓女、流浪汉永远是错的。他之所以逮捕芳汀，仅仅因为芳汀是个卑微的人；他之所以给冉阿让道歉，仅仅因为他误认为冉阿让并不是一个“贱人”。那么，继续追问，为什么沙威会有这样的念头呢？显然，沙威缺乏独立思考与判断，而社会恰好将这些垃圾观念植入了他的内心，成为他的信念。可见，所谓执着、讲原则、坚定……，如果不考察其具体的内容，其实也是没有意义的。而一旦考察了具体内容，必然会触及具体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于是，性格逻辑与社会、文化逻辑就关联到了一起。

性格与环境，在个人的命运中所发挥的作用孰轻孰重？在关于沙威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很有意义。过分强调环境对沙威的塑造作用，就等于为沙威的罪过开脱；承认人的主体地位，承认人对环境的选择权利，就会导向对沙威自身罪责的追问。至少在教育的意义上，我倾向于后者。沙威最后自杀，其实也显示了雨果的想法：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的学生在课堂上联想到了汉娜·阿伦特笔下的艾西曼，这是一个让我惊喜的插曲。艾西曼在耶路撒冷的庭审中，将罪恶归结于上司的命令，归结为自己的“职责”，试图以环境与社会因素为借口逃避惩罚。但艾西曼最后还是被判了死刑。⑤人应该对自己负责。社会因果逻辑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人类的苦难与罪恶，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铲除制造罪恶的土壤，但在生命与人生的意义上，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多地强调个体的主体责任。

最后一个要素是“人性情理”。

对于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来说，完全依靠因果逻辑来解释其人物与情节，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像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命运一样，单靠因果逻辑是难以解释的。不要说现代派的作品，即便理性取向非常明显的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理性与逻辑在解释上也不可能完全胜任。事实上，合乎因果逻辑的，未必合乎人性情理；合乎人性情理的，未必合乎因果逻辑。有时候，听起来头头是道，想一想却不合人生常识。这其实源于人性的复杂性与人生的复杂性。表现在文学中，这种思辨难以企及的不可理解性与不可解释性，也正是文学的魅力，经典的魅力。

思辨不是万能的，它是有限的，也是有边界的。人性情理，这是理性无法穷尽和透视的地带。有些人高估了逻辑与思辨的力量，每个细节都要做出逻辑的分析，每个对话都要给出合理的解释，左冲右突，试图穷尽文本的一切。在我看来，这是不明智的；在教学中，更是不必要的。《悲惨世界》里有个“公案”争讼不休：沙威会不会自杀？譬如梁晓声先生就认为沙威是不会自杀的。他在《未死的沙威》中这样表达：沙威投河自杀是雨果设计的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结局，因为沙威纯粹是法律的工具，根本没受过人文精神熏陶，被社会秩序异化得毫无人性，以将穷人绳之以法为乐，这样的人不可能因为冉阿让救了他就被感动，更不可能为此自杀。从《悲惨世界》的因果逻辑看，梁晓声的说法未必比雨果的设计更合理，但不能不说，他的说法也是能接受的。我相信，在生命面前，理性与逻辑归根到底也是苍白和无力的。沙威一定会死吗？据说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他因为“写”死了安娜而痛哭。这个大师的轶事一直让我们津津乐道，我们为大师的严谨与缜密而折服。但是，为什么安娜一定要死呢？对于沙威，生存还是死亡，也是个问题。但答案却未必只有一个。

不是说人性情理不能思辨，而是说在关乎人性情理的问题上，思辨的价值，在于走向开放与多元。尊重并承认多种可能性并予以辨析，本身就是思辨的精神。相反，那些试图给出封闭的、完美的、唯一答案的所谓思辨，极有可能在更高的层面上违背了人性情理。

我理解的思辨性阅读，是以文本事实为基础，以因果逻辑的“理解”与“评价”为核心，以人性情理为参照的阅读思考过程。思辨的过程，就是在事实、逻辑与情理之间，寻找契合的可能，在三者的纠葛中突围。

这是我在备课时做的思维导图：

作品要素

文本事实作品结构

意义倾向

性格逻辑

思辨性阅读因果逻辑社会逻辑

文化逻辑

人性情理

反思：在多元辨析中寻求更合理

遗憾是课堂教学的必要组成部分。

这节课我设计了三个环节，一是梳理“三个纠结一生的男人”，回顾小说的情节与人物，唤起学生的阅读记忆；二是提出关键问题：谁是你“中意”的恶人？三是展开讨论，比较德纳第与沙威，要求紧扣文本，理由充分，逻辑清晰。设计理念与具体内容在上述分析中多有涉及，兹不赘述。简要谈谈三点感想：

一、文本细读依然是“整本书阅读”教学的难点。参与本次活动的学生虽然是“博雅书院”的学员，且已用两个月8课时的时间做了前期教学，但我还是明显地感到了他们对作品的生疏，整体把握与细部研读都显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的推进。课后也有老师认为，在眼下的教育环境下，经典阅读没有必要。有老师留言：“学生不读经典，我心痒；让学生阅读经典，我心疼。”这也反映了在学业负担普遍沉重、阅读时间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开展“整本书阅读”的困境与尴尬。不过，我依然坚信已故语文教育前辈商友敬先生的话：经典是文学王冠上的明珠，应该读。不过，也确实需要在方法上做调整与改进。

二、大部分学生选择了德纳第，这个出乎我的预料。原因当然复杂，也可理解。不过课后我与学生交流，有学生坚持认为，沙威其实不算是“恶人”，他就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他的行为都是职业行为，他不用为此负责。听了这话，我更觉得讨论沙威的罪恶十分必要。在特定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工具与零件；但是，我们不能以工具与零件自居。我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人。

三、思辨的关键在于多元的思考、理性的求索和平等的交流。创造一个多元思考的环境，激发学生深度的思考。同时，也要认识到，多元并存并不意味着这世界没有真假、是非、合理与更合理的差别。思辨的过程，就是去伪存真的过程，就是祛魅与祛蔽的过程，就是寻求更合理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会选择沙威作为我“中意”的那个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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