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千年文明演进的活水 创新力MAX

唐宋时期，“蜀刻本”广受欢迎

汉代蜀锦织机复制版，原型出土于成都老官山汉墓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仿制品），原件出土于新疆尼雅汉代遗址

唐代茧纸刻印《陀罗尼经咒》

“交子之环”人行天桥，以独特的文化内涵展现交子的魅力

交子之后的历代纸币，明代宝钞

交子之后的历代纸币，南宋会子

交子之后的历代纸币，元代交钞

创新创造，一直是推动成都不断发展，保持城市活力的根源。在从秦汉到两宋的一千多年间，古代成都诞生了无数令后世惊叹的创新创造。都江堰水利工程、文翁石室、邛崃天然气井、蜀锦蜀绣、蜀纸蜀刻、邛窑彩瓷……无一不在向后世诉说着属于成都的科技成就，无一不在展现着成都的“科技实力”。古人用勤劳与智慧，将成都打造成了中国创新高地，赢得了“创新之城”的美誉。而今人也将继承古人的精神，在新的时代，翻开属于成都创新创造新的篇章。

汉代“蒸汽机”

织出天下母锦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杜甫的这首《赠花卿》，将唐代成都的繁华描绘得入木三分，同时也用“锦城”二字，将古代成都最为世界所熟知的创新创造成果展现在世人眼前，它就是蜀锦。蜀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首，被誉为“东方瑰宝”，也有“天下母锦”之称。汉代时，蜀锦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前所未有的4部蜀锦织机模型。这是我国首次出土西汉的蜀锦织机模型，堪称国宝级的文物，是成都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它们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成都老官山出土的4台蜀锦织机模型为竹木制成，较大的一部高约50厘米、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其他3部略小，大小相近，高约45厘米、长约60厘米、宽约15厘米。根据织机模型与周边的织锦人俑的比例对比，如果对织机进行复原，原型高度约2.5米，长七八米，大小如一个能容纳20人的会议室。“成都造”西汉织机，是当时全球最顶尖的“黑科技”，它极大提高了纺织效率，其意义不亚于工业革命时“蒸汽机”的出现。

对于这些存在于2000年前的精巧机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教授认为，它们都属于多综式提花机，即用多片综片提花，织出的图案往往呈扁长形，与战国到汉代的织锦图案一致。这些织机都是一勾多综提花机，都有一个四条腿支起的长方形机座，机座中间又有四根立柱支起的机身，机身中间悬挂十余片综片。四台织机的传动方式不尽相同。其中一台为滑框式，另外三台传动机构是一根带提勾的连杆，属于连杆式一勾多综提花机。这四台织机模型，代表了当时中国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

汉代成都是全国闻名的织锦中心，“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在成都工匠的潜心研究下，蜀锦的工艺独步天下。蚕丝染色在朱、黄、青、白、黑“五方正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红、绿、紫、绛等“间色”。长久以来蜀锦都是贡品。汉成帝曾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输，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七成，即七重，其精致豪华难以想象，亦反映出蜀锦工艺水平之高。到了三国时，蜀锦更是成为蜀汉政权的经济支柱，诸葛亮在颁布的教令中毫不讳言地宣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在漫长的岁月中，蜀锦不仅为四川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成就了成都南丝绸之路中心城市的地位。“成都造”的蜀锦，不仅是古代四川创新创造能力的有机载体，更为促进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蜀地雕版

承载大规模文化传播

四川是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无论是造纸还是印刷，蜀地的雕版印刷，都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4年，成都望江楼附近出土一座唐墓，发现一幅约一尺见方的茧纸刻印《陀罗尼经咒》残片，长34厘米，宽31厘米。上面除刻有佛像外，印本首行还竖镌一行汉文：“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咒本□□□。”从文字记载可以推断，此印本应在设置成都府（757年）之后不久，比发现于敦煌、现存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的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刚经》还早。

唐代的成都，因盛产“麻纸”而闻名天下，是全国最著名的造纸中心。据唐代李肇《翰林志》和宋代程大昌《演繁露》卷四记载，唐代政府公文都用益州黄、白麻纸。造纸业的发达，为成都的印刷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中晚唐时，成都已成为全国印刷业最繁荣的地区，蜀地私家刻印的历书大张旗鼓地在各地市场上出售，并远销全国各地甚至日本、东南亚以至西方各国。

五代十国时期，巴蜀地区成了社会稳定安宁、经济繁荣的一方乐土。前后蜀政权大力提倡和扶持印刷出版，雕版印刷技术的完全成熟，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使成都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雕版印刷中心。宋代以后，蜀地雕版印刷进入了黄金时代，史书上有“宋时蜀刻甲天下”之称。以成都和眉山为中心，蜀地的雕版印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其中成都是北宋时期的蜀刻中心，眉山是南宋时期的蜀刻中心，有“成都本”和“眉山本”之说，又因它们都是四川刻本的代表，故又称之为“蜀本”。

与唐代刻印书籍主要是民间所为不同，宋代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之分。其中，官刻指中央或地方政府机关组织的印刷出版。宋代四川至少有四次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印刷出版活动。宋太祖赵匡胤就曾派人到成都主持开雕《大藏经》，这部《大藏经》共1076部，5048卷，约4860万字，印刷共用雕版13万块之多，历时12年才雕印完毕，是世界上刻印的第一部佛经总集。宋代政府将印经送给日本、高丽、越南等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宋代的蜀刻本，版式疏朗明快，字大如钱，字体肥劲，墨香纸润，古朴浑厚，刻印精美，内容印刷均为上乘，不但经久耐用，而且是收藏传世的精品。流传至今的宋版蜀刻本也被图书收藏界视作价值不菲的绝妙艺术瑰宝，有“一页值千金”的美誉。

成都先民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在印刷术上实现了巨大的突破，“蜀刻甲天下”，它让中国文化有了一个能够大规模传播和承载的载体，使人类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成为可能，成都人的创新创造，对推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成都交子

千年前的货币革命

公元1024年，年轻的宋仁宗赵祯刚即位不久，而在宋的西南都市成都，“官交子”正式发行，为他的执政生涯添上了影响世界最为深远的一笔。

货币是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的产物，为何世界第一张纸币会诞生在成都？这与成都在古代的经济地位可谓是密不可分的。从唐代开始，成都就是有“扬一益二”之称的全国性繁华大都会。到了宋代，成都商业更趋繁荣，夜市和各种专门市场比唐时更加兴盛。不仅如此，成都还是“茶马市”的商品物资供应基地。蜀道上往来不断的商旅，巨额的货币周转，使得成都成为当时最大的粮食集散地、茶叶集散地、纺织品集散地和纸张、书籍集散地及宋代名副其实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中心。

一张薄薄的纸张，能够成为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除了政府的信用背书外，背后更离不开科技的有力支持。宋代时，成都的造纸业和印刷业位居全国之冠，蜀纸与蜀刻为交子在成都的诞生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成都印刷的交子采用同一色的纸张，分朱、墨双色套印，纸张绝佳，刻印一流。其图案也很精美，常绘上房屋、树木、人物等。为了防伪，各钱庄还在交子上做暗记并加盖押字。作为一种认票不认人的铸币符号，成都有先进的技术手段保证市场流通的交子难以仿造。

首批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9%。至此，世界上第一种纸币被正式确认。诞生之初，交子的适用范围被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至南宋时，全国均开始仿此发行纸币“会子”，中国由此进入了纸币流通时代。

与166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欧洲最早的纸币，美国1692年发行纸币相比，成都诞生的交子领先世界六七百年，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成都人以自己的创新精神开创了世界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也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后记

从古至今，成都人在创新创造上从来不甘于人后，他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与不懈努力，创造出了独属于这座城市的“传奇”。从三星堆令世界惊叹的黄金器、青铜器，到都江堰润泽成都平原两千多年；到文翁石室开启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深刻影响世界，成为近代文官制度的起点；再到蜀锦蜀绣远销世界、蜀纸蜀刻甲天下、“十二月市”繁华一时……成都在从秦汉到唐宋的千年岁月中，一直都是中国最繁华、最先进也是最令人向往的城市，也是各时期极具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这也无怪苏东坡动情地赞叹成都：“成都，西南大都会也。”

到了近现代，成都依然在创新创造上书写下了“成都造”的辉煌。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都从一座传统手工业城市转型成为新兴工业城市；从内陆腹地变身成为开放前沿；从区域中心城市跨越为国家中心城市，“成都造”依然影响着中国，影响着世界。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让成都制造出了新中国第一根批量生产的黑白显像管和彩色显像管，也让成都的无缝钢管产量居全国第一，电缆产量居全国第一，光学玻璃产量占全国的60%……如今的成都，在高科技领域依然奋发向上、砥砺前行。近年来，成都研制出了全球首款超高清8K GOA显示面板、“成都造”激光显示屏成为“世界第一屏”，成都还自主研发了中光电玻璃基板制造技术，柔性显示制造技术全球领先。不仅如此，成都的电子信息技术、核电技术、无人机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等，都处于全国乃至世界一流行列。成都这座2000年“城名未改、城址未变”的古都，在新的时代，正在以深厚的城市创新创造底蕴和世界瞩目的科技实力，迎接着更加广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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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亦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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