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是指直接为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生活质量提供共同条件和公共服务的设施和机构。狭义的基础设施又称为经济型基础设施,一般认为包括道路交通、给排水、环境、邮电通信、能源供应和防灾六大系统。广义的基础设施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娱乐等社会性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载体,与经济持续增长、社会整体福利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城乡规划学和城市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普遍认为二者紧密相连,具有较高的耦合作用(金凤君,2004),基础设施既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也是区域社会经发展的结果。一方面,基础设施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支撑和促进作用,基础设施是社会生产活动的必须要素,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吸引企业投资、提升生活质量、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本身也会带动地方就业和相关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巨大、建设和收益周期较长等特点,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往往受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同时,地方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特征决定了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和方向。

国内外学者对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证实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作用显著,例如Aschauer(1989)对美国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减少与生产率下降之间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发现两者存在正相关联系;Calderón等(2004)通过文献综述得出17篇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有16篇显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作用。张学良(2007)利用生产函数法和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通过空间分异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聚集特征。刘生龙等(2010)利用中国1988-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郑世林等(2014)研究发现电信设施尤其是移动电话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影响。史雅娟等(2016)通过计算得出1978-2014年期间北京市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4.9%。一般认为,基础设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主要是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促进企业竞争、推进城镇化等方式,提高要素生产率(Easterly et al, 2003; Hurlin, 2006; Duranton et al, 2014);二是降低企业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通运输成本等(Moreno et al, 2003; Reinikka et al, 2003; 张光南等, 2013);三是促进贸易与市场融合,提高交易效率(赵红军, 2005; Faber, 2014)。

社会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也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张军等(2007)运用GMM方法,证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深化改革和地方政府竞争是解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因素。张光南等(2009)基于多国面板数据,发现基础设施投入的决定因素包括政府支出占比、上期基础设施支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和对外经济贸易等。张秀莲(2012)通过相关数据建立模型,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前期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财政分权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陈银娥等(2016)运用2008-2013省级面板数据,认为民间资本和产业结构对基础设施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小城镇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截至2016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20833个,建制镇人口达1.62亿。基础设施对于小城镇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推动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配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则提出“要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成为服务农村、带动周边的综合性小城镇。”但是,目前小城镇基础设施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主要包括：①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少,制度建设缓慢,财政缺口较大(叶晓青等, 2017);②缺乏规划导致建设不足与过量建设并存等现象限制了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发展(郑卫, 2013);③由于缺乏管理和维护,导致大量基础设施在其预期寿命前被闲置或废弃(刘建平等, 2011)。

学者普遍认为,基础设施水平低是制约中国小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而大多政府机构往往将提升基础设施作为促进小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甚至是筹巨资、举高债建设小城镇基础设施。但是,基础设施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关系究竟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然而目前关于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有的侧重对不同区域协调关联度进行比较(杨莉等, 2009),有的关注某一地区协调关联度的变化(石森昌等, 2010; 史雅娟等, 2016),也有的特别关注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建设的关系(张建升, 2011),但对小城镇层面二者的关系缺少关注。目前关于小城镇基础设施的研究中,对小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较少。因此,关于小城镇的研究至少在2个方面存在不足,需要进行完善：一是小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是双向关系,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会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也会妨碍基础设施完善。但是当前研究以前者为主,对后者研究不足。二是目前的研究多应用统计数据,对某一地域的小城镇进行研究,缺乏全国尺度的一手调查研究。

本文拟弥补当前研究不足,采用全国121个小城镇的详细调查数据,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度进行分析,研究关联度的整体水平以及地域差异和发展水平性差异,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理论,并为小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本文构建小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指标选取遵循以下原则：①代表性原则,所选取的指标应当能够很好地代表该项基础设施建设或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②独立性原则,所选取的指标之间要具有相对独立性,即其彼此间关联重迭应当较小;③可比性原则,所选取的指标应适用于不同情况的城镇,使各城镇之间具有可比性。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由道路交通、给排水、能源、通信、环卫等方面构成(表1);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由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生活质量组成(表2)。

表1   基础设施指标体系

Tab.1   Indices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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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Tab.2   Indices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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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1、表2中的指标对相应数据进行收集,并利用下式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xij'=xij-x̅sj(1)

式中： xij是第i个小城镇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 xij'是标准化后的数据; x̅是第j项指标的平均值; sj是第j项指标的标准差。对各指标进行加权求和分别得到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得分。参考前人研究(崔丽等, 2007; 杜傲等, 2014),为保证指标权重客观性,采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对于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有相关系数法(李泊溪等, 1995)、协调度(石森昌等, 2010; 张建升, 2011)、协调发展度(史雅娟等, 2016)、灰色关联分析法(杨莉等, 2009)等。其中灰色关联分析法是灰色系统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容,计算简单方便,量化结果一般与定性分析的结果一致,因此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关于系统关系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求出各比较指标与参考指标的灰色关联度,用于衡量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度,数值越高,说明2个系统的关联程度越高,关系越紧密。其基本步骤如下：

(1) 对序列数据进行标准化

xi'k=xik-xi¯si(2)

式中： xik为第k个小城镇第i项指标的得分; xi'k为标准化后的得分; xi¯为该项指标得分的平均值, si为该项得分的标准差。

(2) 计算关联系数

ξik=miniminkyk-xik+ρmaximaxkyk-xikyk-xik+ρmaximaxkyk-xik(3)

式中： ξik为第k个小城镇第i项指标的关联系数;y(k)为第k个小城镇参考指标的得分;ρ∈[0,1]为判别系数,用来削弱最大值过大而失真的影响,提高关联系数间的差异显著性,有研究表明,当ρ≤0.5463 时,分辨率最好,通常取ρ=0.5(刘耀彬等, 2005)。

(3) 计算关联度

ri=1n∑k=1nξik(4)

式中：当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