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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苟利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

来源：《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5期 总第231期

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社会危机——独立30年后的乌克兰社会

文：苟利武

【内容提要】2021年8月24日，乌克兰迎来了独立30周年。然而这30年的转型与发展并不顺利，先后经历了多次全国性危机和变局。独立后的乌克兰打破了苏联时期的阶层结构，而市场化转型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分层，形成了以寡头精英、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然而寡头精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阶层壁垒，阻碍了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的壮大，在挤压低收入群体生存空间的同时，造成了不同地区、行业和城乡的贫富分化，加剧了阶层之间的对立。这种以寡头阶层为主导的封闭的社会结构，不仅没有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反而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向下流动和低收入群体的横向流动，使得作为安全阀的社会流动难以发挥缓和阶层对立、降低社会危机的功能。经济危机、国外变局、周边矛盾等由外而内的传导，激发了乌克兰的社会情绪，加上国内长期的经济衰退、治理失效与社会腐败，使得乌克兰跌入“塔西佗陷阱”，导致转型期间多次爆发全国性的危机。

【关键词】乌克兰转型、乌克兰社会分层、乌克兰社会流动、“塔西佗陷阱”

2021年8月24日，乌克兰迎来了独立30周年。然而这30年的转型与发展并不顺利，先后经历了多次全国规模的危机。作为欧洲面积第二大国，加上独特的地缘政治格局，乌克兰在俄欧关系乃至欧亚局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乌克兰爆发的一系列危机，作为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转型发展和欧洲安全体系演变的重大事件，也影响着大国关系。因此，作为国际关系中的热点议题，乌克兰危机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乌克兰独立以来的两次大的危机，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入手，强调大国博弈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作用和影响。也有部分学者从文化的视角切入，强调俄语与乌克兰语、东正教与天主教等东西部之间的文化异质性是乌克兰危机的主要诱因。

纵观乌克兰独立30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大国博弈固然重要，但并非唯一原因，而东西部之间文化的异质性也并非不可调和。语言方面，乌克兰语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方言:斯洛博达方言(东部方言)、西南方言和波利西亚方言(北部方言)。标准乌克兰语以斯洛博达方言为基础，该方言同俄语最为接近。通常所说的语言对立，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致力于维护乌克兰语的官方地位，担心受到俄语的威胁而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下限制俄语，给俄语使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不便造成的。实际上，早在俄国占领乌克兰时期,乌克兰人就开始学习俄语了，一方面是因为俄国政府对乌克兰语的限制，乌克兰人不得不学习俄语:另一方面对于长期以务农为业的乌克兰人来说学习俄语是改变阶层和融入城市生活的需要。与此同时，大量的俄语词汇被引入乌克兰语，在乌克兰人尤其是东部、中部和南部乌克兰人中形成的一种名为苏几克(Surzhyk)的乌-俄混合语沿用至今。“政府要求公立教育机构使用乌克兰语进行教学。在乌克兰西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都是乌克兰语，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也会俄语。在东部，人们日常生活使用俄语，部分人不会乌克兰语。对于乌克兰人来说，无论俄语还是乌克兰语，都是一种交流方式……有些人说的实际上是俄语，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用的是乌克兰语，如果不是专业学习乌克兰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无法准确区分俄语和乌克兰语词汇的。”

此外，关于宗教对立，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东正教与东仪天主教之间的对立引发了乌克兰危机。实际上，在乌克兰，东仪天主教又称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是基督教大分裂之后，于1594年通过教会联合，部分东正教神职人员及信徒承认教宗为教会领袖，并日接受天主教教义，同时保留拜占庭礼而产生的宗教。21963年12月23日，东仪天主教成立利沃夫大主教区，受制于当时的宗教政策而在地下传教，信众也局限于利沃夫州一带，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才逐渐开始在全乌范围传教。2004年12月6日，教座迁至基辅。成立基辅-加利奇大主教区，利沃夫降为主教区，另有基辅、捷尔诺波尔-兹博罗夫、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共4个主教区，并在全国设有5个督教区6个教区，信众包括国内各州及海外乌克兰侨民约550万人。

不可否认，语言因素在乌克兰独立之初的几次选举中发挥了影响，宗教人士也确实参与了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但随着全国范围内人口的流动和宗教的传播，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语言和宗教的对立通常作为一种政治辞令影响民意，但在民众之间，这种文化对立的表现并不明显。

显然，对于乌克兰危机的解释，不论是大国博弈还是文化分野，在乌克兰独立至今的多次危机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影响，但是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几乎每次危机都会升级为全国规模的大危机其至演变为影响欧亚地区局势的大动荡，造成政府变更、地区分离甚至长期的流血冲突。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立足于乌克兰国内，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社会危机三个层面探讨转型背景下乌克兰反复爆发全国危机的深层社会原因。

一、乌克兰的社会分层与特点

社会分层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指基于收入、教育水平、权力大小、职业声望的不同，个人和群体自上而下在社会结构(阶层)中所处的位置。分层反映了社会异质性和群体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伴随着苏联解体，独立后的乌克兰打破了苏联时期的阶层结构，市场化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分层，形成了以寡头精英、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大衰退不仅加剧了三大阶层的分化，而日造成了不同地区、行业和城乡之间的分化。

(一) 乌克兰的社会分层

独立30年的乌克兰经济与社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1年独立到1999年，这段时间最显著的特点是经济持续衰退。第二个阶段是从2000年到2008年，乌克兰经济迎来了短暂的增长。第三个阶段是从2009年至今，虽然这一时期经济有过阶段性增长，但相对于经济增长大衰退、颜色革命、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2013-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事件、顿巴斯冲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更能反映这一时期的特质。独立以来的乌克兰并没有实现人们所憧憬的繁荣，反而被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阴霾所笼罩。和1991年的统计数据相比，30年后的今天，乌克兰煤炭和糖的产量下降了80%，钢铁和牛奶的产量减少了50%。煤炭、糖等物资的产量下降在乌克兰只是冰山一角，产业的萎缩更是不胜枚举。在这些生产指标下降的背后，是苏联时期形成的阶层结构被彻底打破。伴随着所有制的改革，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一部分人凭借权力、知识与家族背景成了精英;一部分人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随着成百上千的矿山、工厂和作坊关闭，大型农场被毁，数百万工作岗位流失，大量乌克兰民众不可避免地滑落到了社会底层，组成了庞大的低收入群体。

与经济大衰退相伴生的是寡头的崛起。独立以来，第一任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Krawchuk)开始推行内部私有化，而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在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Kuchma)执政的10年内完成。随着私有化改革的推进，乌克兰出现了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阶层。这些人堂控着乌克兰的工矿企业、能源、交通运输、体育竞技、新闻媒体、金融行业等。随着财富的快速积累，他们开始向权力靠拢，或通过培养代理人，或竞选议员甚至总统。这些人通常被称作“寰头”，以极低的人口比例占据着乌克兰绝大多数的财富。通过“橙色革命”上台的尤先科，凭借个人的经济智慧和机遇，为乌克兰经济带来过短暂的增长，在还未取得打击寡头的重大进展之时，遭遇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尚未完全摆脱经济危机的乌克兰先后经历了亚努科维奇和波罗申科两位寡头，遭遇了全国性的危机，并且还失去了克里米亚，东部冲突持续至今。2019年，泽连斯基上台以后，原本计划大刀阔斧地改革，然而却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原本脆弱的乌克兰经济再次触底。寡头对经济的垄断，阻碍了乌克兰的发展和民主化的进程。

2000年贡加泽(Georgy Gongadze)事件的曝光将全球的目光引向经济复苏中的乌克兰。贡加泽的意外死亡，揭开了乌克兰寡头的黑幕。此时的寡头不仅成长为乌克兰的资本大亨，拥有自己庞大的派系网络，而且已经在政府层面发挥着各自的影响。按照地区划分，有以第聂伯市为中心的第聂伯集团，以首都基辅为中心的基辅集团，和以顿浑茨克为中心的顿涅茨克集团等，此外还有其他诸多中小集团派系。大大小小的派系集团在所处城市或者行业形成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通过裙带性的利益共同体，来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方政府乃至国家的政策走向。不同的派系集团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通常会笼络一个甚至多个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在乌克兰民众看来，关于打击腐败、清除寡头这样的承诺，不过是政治幽默或者作秀。就连广为人知的政治素人泽连斯基，在担任总统前从事演艺事业期间，也不得不依附于控制传媒的寡头科洛莫伊斯基。即使摆脱了科洛莫伊斯基势力，也要求助于控制传媒的其他寡头，他别无选择。泽连斯基当选总统以后，承诺要“摧毁传统的寡头秩序，并以一个更公平的制度取而代之，让乌克兰繁荣起来”。他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帮助自己成功当选总统的寡头科洛莫伊斯基。而正在调查这位寡头的总检察长鲁斯兰·里亚博沙普卡和乌克兰国家银行行长亚基夫·斯莫利，其至连泽连斯基的第一任总理奥列克西·洪恰鲁克，都被认为对科洛莫伊斯基的利益构成威胁，导致上述政府官员全部被泽连斯基免职。泽连斯基真正打击的寡头主要有:因涉嫌叛国罪而被软禁的乌克兰政党“反对派平台--为了生活”政治委员会主席维克多·梅德韦丘克:第二个关键目标是他的主要政治对手、乌克兰前总统彼得·波罗申科，他正在接受刑事调查;第三个是前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现任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琴科(VitalyKlitschko)，因为他对泽连斯基的疫情防控不力提出批评，同时被认为是潜在的下一届总统候选人。可以看出，看似打击寡头，实则是打击对手，排除异己。而同样的手法在乌克兰独立的30年里并不鲜见，比如前任总统波罗申科时期就将科洛莫伊斯基的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并将其驱逐出境，在泽连斯基上台以后科洛莫伊斯基才得以叵国。泽连斯基打击寡头的方式实际上是乌克兰政治生态中寡头博弈的一个缩影，从乌克兰前总理帕夫洛·拉扎连科、季莫申科夫妇，到第聂伯州前州长科洛莫伊斯基等，都有过明确的犯罪记录。这也导致寡头必须要培养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以便在政治博弈中保全自己的利益，或者吞并对方的利益。

乌克兰的寡头在脆弱的法律规范下奉行“从林法则”，利用每一次私有化的风口攫取财富，或者利用政治权力挤掉对方实现非法并购，最终在乌克兰富豪榜上占有一席之地。2019年10月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乌克兰富豪100强榜单中，持有SCM控股公司，旗下产业涉及矿产、金属、能源、金融、电信和媒体等，与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关系密切，在乌克兰东部断具影响的真头里纳特·艾哈迈托夫(RinatAkhmetov)和2018年一样仍然高居榜首。其资产占100位富豪资产总和的四分之一以上，是第100位商人亚历山大·塔巴洛夫资产的189倍。排在第二位的是第二任总统库奇马的女婿维克多·平丘克(Victor Pinchuk)，资产23亿美元:第三位是瓦季姆·诺温斯基(VadymNovynskyi)，资产18亿美元;科洛莫伊斯基，以15亿美元排在第四位。排名前6位的富豪总资产为178亿美元，比其他94位富豪资产的总和还多。前100名富豪的资产相当于乌克兰当年GDP的23%。这一比例略低于2018年的28%，远低于2013年的40%。和2013年相比，受乌克兰危机、顿巴斯冲突影响，乌克兰寡头的财富明显缩水。但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寡头所具备的两个明显的指标:巨额财富和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在乌克兰民众认知中早已形成无可争议的共识。

与寡头精英不同的是，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不仅很难被界定，在其具体指标上也很难形成共识，只能根据不同的职业进行大致归类。一般认为，中产阶级包括从服务行业的雇员到学校的教师、专业医疗人员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中产阶级与体力劳动者相比，由于在教育背景和技术资历上占据优势，处于能够获得更多物质和文化利益的地位。与体力劳动者不同，中产阶级的成员为了谋生，可以运用他们的知识资本。通常来讲，专业人员、经理、管理职业是中产阶级内人数增长最快的部分，但前提是要有良好的经济环境。

在乌克兰，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并无明显界限。其原因在于，按照教育水平，乌克兰继承了苏联时期发达的高等教育基础。苏联解体前，乌克兰高等教育机构保有量占全苏的16%，学生规模占全苏总数的16.6%。到2019-2020学年，乌克兰共有619所高等教育机构，在校学生144万人，毕业人数超过38万，其中硕士毕业生超过25万人，博士超过0.11万人。独立至今，高等教育机构为乌克兰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基于文化水平，根据社会学调查，有将近50%的乌克兰人称自己是中产阶级。但从职业收入来看，近年来，乌克兰人均收入列欧洲倒数第一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8年乌克兰人均收入为2963美元，排在世界第127位，介于菲律宾和老挝之间。2019年，符合中产阶级标准(收入)的乌克兰人大致在5%至15%之间。从行业来看，IT行业的大部分从业者和政府官员以及银行金融从业者，都拥有丰厚的收入，符合中产阶级的条件，但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这些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是试图保持这种现状。

总的来看，关于中产阶级在乌克兰社会结构中的比重，乌克兰智库国际政策研究中心一项2000-2002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是中上阶层的人从3.7%上升到4.8%，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从11.2%增加到14.7%，认为自己是非中产阶级的人从85.1%下降到80.5%。2016年，拉祖姆科夫中心进行了一项以教育水平、幸福水平、社会环境和与相关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等为指标，并结合受访者的主观认知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产阶级占比14%，35%的乌克兰人属于“中产阶级边缘群体”。受访民众之所以会有这样消极感受，归根结底在于，受社会流动性以及国内外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影响，民众从中产阶级滑向低收入阶层变得更加寻常。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乌克兰人均GDP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从1989年的1598美元下降到2000年的636美元;第二阶段，从2000年的636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887美元:第三阶段，从2008年的3887美元降到2020年的3727美元，其间经历了先衰退后增长再衰退的过程，且没能恢复到2013年4030美元的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开始至今，乌克兰取代摩尔多瓦成为欧洲人均GDP最低的国家:2018年乌克兰人均GDP为2963美元，比摩尔多瓦还要低8%。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加剧，会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两极分化加剧以及民粹主义的抬头。与独立初期憧憬的“芬兰社会”完全不同，乌克兰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以后，现在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民众对中产阶级的划分愈发不自信。尤其是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克里米亚事件，严重冲击了乌克兰民众的信心。

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根据世界银行估算，2020年全球经济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程度最深的衰退。毕马威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显著冲击，一方面疫情在全球范韦内加速扩散，不确定性急剧升高，投资者信心受挫，从而引发金融和资本市场动荡:另一方面各国为控制疫情传播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和交通运输，对经济按下暂停键，从消费端和生产端两个方面同时对经济运行带来压力。联合国报告《新冠大流行对贸易和发展的影响:向新常态过渡》称，这种大流行病造成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最脆弱的群体受到的影响更大,对低收入家庭、移民、非正规工人和妇女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此外，新冠疫情对两个部门--旅游业和雇用许多弱势群体的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产生了过度影响。图根据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计算，疫情暴发后的2020年，乌克兰人的贫困率急剧上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乌克兰办公室发布的报告也显示，由于疫情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和收入减少，以及乌克兰经济增长预期的下调，2020年乌克兰贫困率保守估计将从27.2%升至43.6%,新增贫困人口629万，2020年乌克兰贫困人口总数保守估计为1818万，达到2015年也就是乌克兰危机之后的数字。乌克兰国家统计局2021年8月6日发布的《2020年家庭收入水平自我评估》报告显示，67%的乌克兰人认为自己很穷，只有1%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另有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不认为自己很穷，但也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只有1.6%的家庭认为他们的财务状况在过去12个月内有明显改善，其他4.4%认为有所改善，43.6%认为保持不变，29.2%认为略有恶化，21.2%认为明显恶化。寡头阶层形成的集才壁垒严重阻碍了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向上流动。而经济衰退、社会危机则进一步挤压了乌克兰脆弱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中产阶级的向下流动和低收入阶层的赤贫状态。经过30年改革后的现实是，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障不断减少，官方承诺的保障停留在政策层面，很难落实。对于近年来乌克兰政府提出的“中产阶级”口号，只有极少数乌克兰人认为自己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而低收入群体更难以扭转生活的困境。

(二) 乌克兰社会结构分化的特点

回溯乌克兰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刚独立不久的乌克兰急于用掉苏联时期的社会包袱，快速融入欧洲，选择了休克疗法，但对这一“改革”所带来的长期衰退和多次社会动荡，却始料未及。大量企业因为私有化和经济衰退在短时间内破产，与之相伴生的是大批工人彻底失业。以金融业为例，在2014年到2019年间，乌克兰国家银行(NBU)关闭了当时180家商业银行中的100家。而这一现象与乌克兰独立30年间其他行业的情况相比，还只是冰山一角。市场效应所引发的社会分层对乌克兰产生的断裂式影响，需要基于不同职业、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情况加以考查。

首先，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工资收入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是收入的基本组成部分。根据乌克兰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2月，在10名以上员工的公司中，全职员工的月平均名义工资(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在全国为510美元，基辅为780美元。12月的平均月工资是最低工资180美元的28倍。2020年12月劳动收入同比增长15.6%，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环比增长17.2%，与2019年12月相比增长10.1%。从行业来看，在吸纳就业人员最为广泛的低技术行业，比如农业劳动收入仅为官方平均工资的76.5%，酒店和餐饮业为48.2%，纺织业为59.7%，建筑业为81.6%，教育业为82%，食品业为82.4%，贸易和加工行业为90%。而在吸纳员工较少、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信息和电信领域劳动收入为官方平均工资的159.4%,公共行政系统为159.7%,金融领域为161.1%，能源行业为162.1%，制药行业为177.4%。2020年乌克兰约有1800万经济活跃人口，10人以上公司的全职员工人数仅为744万人，而平均工资就是在这700多万人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大约1000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纳入国家统计局的平均工资算法。这就意味着国家统计数据仅覆盖了41%的全职劳动力，而59%的10人以下小微企业员工和非全职工人不在统计范韦内。由于乌克兰平均工资指标主要由国有企业、公共部门、外资企业金融和工业集团的数据构成，所以其官方发布的数据和世界银行等第三方国际组织的统计数据存在巨大差异，乌克兰民众也不认同这样的统计数据。例如，切尔尼戈夫州人均月收入为365美元，但当地居民认为90%的人口达不到这一标准。正是由于统计算法不同，以致乌克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数据显示--即使遭受2008年和2014年那样危机的冲击--乌克兰的人均收入依然为增长。

其次，不同地区之间收入也有较大差距。乌克兰的国土面积在欧洲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苏联解体时，乌克兰继承的工农业“遗产”规模仅次于俄罗斯。然而，时至今日，乌克兰各地区的经济结构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东部和南部是传统的工业区:西部农业活动最为集中，也是全国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中部地区受首都经济中心的带动，成为全国金融、贸易和服务业的领导者，但受经济规模等诸多限制因素影响，结构比较单一。农业方面，乌克兰是世界三大黑土分布区之一，其黑土地占全世界黑土总面积的40%，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被誉为“欧洲粮仓”。2013年乌克兰农业用地面积为4150万公顷，其中可耕地面积3250万公顷。即使乌克兰拥有这样的工农业基础，休克疗法引发的长达近十年的大衰退，还是导致大量的工农业企业濒临破产或者已经破产，对乌克兰各州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全面的冲击。长期形成的以产业分制为主导的区域经济格局，使得工业区的人均收入要明显高于以农业为主的区域。诸多因素的长期作用，造成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明显扩大。除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外，从近年来的平均收入看，排名前10位的基本都在东部及南部地区。排名后10位的，除了东部的赫尔松州外，几乎都是乌克兰中西部各州，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州是紧靠着波兰的利沃夫，也只能处于中等水平。总体来看，如果不考虑顿巴斯冲突的因素，乌克兰的贫富分化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的趋势。

第三，乌克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容忽视。在乌克兰，很多城市的产生和人口大规模聚集，是受到苏联工业化发展的推动所致。到1989年，乌克兰6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从1989年到2011年，乌克兰农村人口从1700万下降到1400万，城市人口从3400万下降到3100万。在乌克兰，大约34%的城市人口聚集在前8大城市(7个城市位于东部和南部，西部只有利沃夫市，目排在第七位:全国前15大城市人口排名中，西部也只有利沃夫一个，除了基辅和文尼察，其他城市人口都在不同程度地下降)。随着乌克兰全国性的人口大规模的减少，75%的城镇人口都在锐减。

在乌克兰，贫困是农村面临的重大难题，80%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受经济衰退的严重冲击，农村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苏联时期，农村就业岗位几乎全部由集体农场和国有农场提供。此外，少部分农村人员也可以在离家较近的小型工厂和大型企业的分支机构找到工作。由于乌克兰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和土壤条件，在苏联时期成为联盟的粮合。但受苏联经济结构的影响，乌克兰农村地区的首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单一。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集体农场和国有农场被解散，十地私有化彻底改变了农村人口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由经济大衰退引发的农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大量农民失业问题，长期难以改变。年轻人口的大量外流使得农村彻底失去经济活力，新的经济技术与政策难以在农村落地生根。乌克兰官方有改革农村面貌的努力，但由于政府与议会之间配合不畅，政策很难出台，即使出台也通常为短期政策，容易受政府和总理频繁更换而废止，加上官僚腐败和落实不力，收效甚微。根据敖德萨地区国家统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在2000年至2008年间，乌克兰从事农业的工人人数减少了72%。农业工人减少最多的是西部和南部地区。根据市场竞争的逻辑，农村落后的产能会被相对发达的工业和服务业所替代，除非让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乌克兰，农村就业岗位的减少并没有刺激非农业活动的增加。相反，因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土地私有化而被解雇的人，不得不离开农村转移到城市甚至到其他国家谋求职业，或者面临长期失业。农村失业率的上升反过来又使得城市的承载能力不堪重负，加上长期的经济衰退对乌克兰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并不只是在农村地区，因此农村失业者的流动只会增加城市的就业压力。颜色革命之后的2005年，约有100万农村居民在城市地区工作，占农村就业人口的28.5%。由于农村大多数就业岗位(55%)并不需要特殊知识或专业资格，而且受气候变化和季节性影响，只有收种两个时段可以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农闲时段根本不需要大量劳动力，加上农闲时段远远大于农忙时段，所以整体来看，农业从业者的工资大约是乌克兰制造业工人平均水平的一半。根据世界银行在2018年9月的报告，乌克兰城市和农村差距依然很大，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居民的教育等禀赋较差。这就意味着，农业系统对年轻人，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年轻人来说，严重缺乏吸引力。农村和城市地区家庭收入来源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农村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工资，其余部分包括来自国家预算的退休金以及出售小规模农产品的所得。考虑到充分吸纳和储备年轻农业人才的紧迫性，养老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在未来仍然很重要，这就需要政府配套相关政策以及增加农村养老金的开支。

总之，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独立后的乌克兰打破了苏联时期的阶层结构。开启的市场化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分层，形成了以寡头精英、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这种分层的本质是社会不平等，首要原因在于与财产和财富分配相关的不平等关系。乌克兰社会体制的转变，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经济发展效应，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乌克兰一直处在经济衰退、物质贾乏的阴霾之中。大衰退带来的内耗不仅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和社会整体的贫困化，还造成了不同地区、行业和城乡的贫富分化，进一步激化了阶层间的对立。

二、乌克兰的社会流动与影响

社会流动作为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结构之中。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一般认为发端于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于1927年所著的《社会流动》一书所做的系统研究。社会流动既表现为个体社会地位的变动，也表现为社会角色的转换或者叠加，强调的是个人社会关系的变动。在进行私有化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以后，商品自由流通有助于淘汰旧的僵化的分配制度，破除社会流动障碍，增加社会开放度。独立建国以后的乌克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改革的推进，逐渐形成了产业工人、跨境务工者和公务员三类基本的社会流动群体。

(一) 乌克兰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主要体现在合理的社会流动具有释放社会能量、缓解阶层对立、减少社会危机的功能，从而形成一种新陈代谢的社会机制，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虽然社会流动的形式很多，但合理的流动主要体现在为社会成员提供自由、平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是阶层分化合法性的源泉。

独立初期，乌克兰的社会流动主要体现为产业工人的身份变化和收入分化。由于苏联时期推行工业化政策，苏联解体前，乌克兰不论是东部的工业区，还是西部的农业区，都已经实现了较高程度的产业化。据统计，1980年乌克兰有1410万工人，到了1988年达到1430万，接近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独立初期乌克兰社会流动的主要形式是体制的变动和收入的分化。20世纪90年代的乌克兰，随着休克疗法和私有化政策的推行，原来苏联时期的国有企业、国有农场纷纷改制，大批公有制经济单位的工人开始进入市场，向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流动。与此相伴生的是收入的分化，部分工人通过岗位竞聘或者重新择业进入社会的高收入阶层。这部分人拥有知识或者技能，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或者社会资源，根据企业的绩效考核和管培机制，积极融入企业的晋升渠道之中，获得相应的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而另一部分人，比如文化程度低、非熟练工或者临近退休的中年人等在岗位竞聘过程中缺乏竞争力，无法或者不愿意通过岗位竞聘或自主创业获得职位，则容易滑入低收入阶层。迫于生计，也有部分人走上了劳务移民的谋生之路。

经济衰退的加剧，使得乌克兰国内难以消化大量的失业人群，从而产生了跨境务工的人群。自1991年乌克兰独立以来，跨境务工一直是乌克兰的普遍现象，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呈陆增趋势，之后趋于稳定。从人口规模来看，来自乌克兰的务工者作为整个欧洲的巨大劳动力来源，是欧洲大陆最大的工人群体。根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2020年的估计，在4200万总人口中，有多达900万的乌克兰人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在国外工作，320万人在国外有固定的全职工作。乌克兰的工作年龄人口共有2850万，其中1250万人正式就业。因此，大约三分之一的乌克兰工人至少在一年中的一部分时间在国外工作。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前，基于语言优势，大量乌克兰工人的流向国是俄罗斯，其次是波兰、意大利、捷克、芬兰和德国。乌克兰危机之后，如果不考虑克里米亚半岛的人口和顿巴斯地区流入俄罗斯的人口，跨境务工的总数大致保持不变，但主要目的地国家发生了变化，不再优先考虑俄罗斯，大多数跨境务工选择前往欧盟国家，其中去波兰的最多，约有200万人。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欧盟大部分国家都成了疫情的重灾区，先后出台封锁令，迫使数百万乌克兰工人返回国内。目前居住在国外的乌克兰工人数量(存量)估计在220万至270万之间，相当于乌克兰总就业人数的13%-16%。从就业渠道和侨汇收入来看，乌克兰的工人大部分通过招聘公司寻找工作，主要从事低工资的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在农场、果园从事季节性的水果蔬菜采摘工作，但不得不承认，跨境务工对乌克兰GDP的增长有着显著的贡献。2019年，乌克兰跨境务工的汇款在欧洲最高，达160亿美元，占乌克兰当年国家GDP的11%。"新冠肺炎疫情必然导致2020年的侨汇大幅缩减。总体来看，引发乌克兰劳动力跨境务工的因素构成与推拉理论的构成要件基本吻合。乌克兰低廉的薪酬和不稳定的就业环境成为跨境务工的直接推力，迫使他们为了生计离开故土，克服距离、环境、语言文化的差异、社会歧视等一系列中间障碍:而周边的欧盟国家拥有较高的薪资水平、福利待遇和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成为诱发跨境务工的拉力。尽管乌克兰跨境务工以侨汇的形式为乌克兰GDP的增加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跨境务工所造成的劳动力流失也导致国内劳动力短缺，尤其是中小企业一工难求，濒临破产或者已经破产。同样，农村的状况也不容乐观，由于农业属于季节性作业，大量农村地区因在收获季节难以招到短期工人而造成农业产业缩。2018年，时仟乌克兰外交部长帕维尔·克里姆金承认，每月约有10万人离开乌克兰，这种情况正在造成巨大的人口危机。

相对于产业工人和跨境务工的流动性，在乌克兰，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流动性相对平稳。根据职业属性，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类型可以划分为公共管理、科技研发、教育系统等。这类人员的社会流动性仅限于纵向流动，横向流动较少，尤其是流出更少。薪资待遇方面，根据不同行业和工龄以及所处岗位不同，差别很大，但在行业内部基本稳定。对于政府系统的公务员来说，自独立以来，几乎历届乌克兰政府都致力于行政改革，除了出台新的公务员法外，先后于2016年6月24日通过了《2016-2020年政府改革战略》，2018年1月25日通过了第24号决议《关于2018年国家机关、法院和司法系统机构工作人员薪酬结构》。改革涉及公务员的选拔制度和薪酬待遇。选拔制度方面，新的公务员法部分解决了不稳定问题，根据法规，所有公务员职位必须经过竞争性选拔，同时确保公平公正和保护公务员免受无故解雇。薪资待遇方面，改革决议规定了提高某些群体和某些类别公务员工资的系数。例如，从2018年1月1日起，地区级国家机构专家的官方工资增加32%，国家机构负责人的工资增加38%。达此，从2018年1月1日起，部委级别负责人的月基本工资(不含奖金)约为25万格里夫纳(合1000美元)。"但由于改革缺乏系统性、一致性和专业性，导致效果并不明显，反而弊病缠身。

总体来看，乌克兰具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表现为中产阶级的向下流动和低收入阶层的跨国流动。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全球社会流动性报告》，丹麦的全球社会流动性指数排名首位，乌克兰排名在第46位，社会流动性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中有17个在欧洲。这一排名也印证了乌克兰阶层之间确实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但与乌克兰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相称，社会流动并没有缓解社会危机，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向上的流动和流动的公平性。

(二) 社会流动的影响

社会流动的重要功能在于释放社会能量，缓解社会张力，减少社会危机，给社会成员提供自由、平等的上升流动的机会。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与该指数上的社会流动性分数之间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性越大的经济体，意味着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平等的机会，相反，社会流动性越低，就意味着民众享有的平等越少。增强社会流动性可以优化社会结构，使不同阶层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并对更广泛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显然，乌克兰社会长期缺乏这样的良性循环。

首先，乌克兰的现实状况阻碍了中低阶层的向上流动，影响了社会声望。在社会结构中，作为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综合性价值评价的重要指标，社会声望是个人或群体所感知到的社会尊敬程度，是影响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变量。随着社会流动，社会声望会发生相应改变。在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中，不同阶层之间的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获得自致地位。与经济地位差异相比较，社会声望的等级差异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更持久的影响力。乌克兰先后经历的从街头抗议到全国性“革命”的动乱和危机可谓不胜枚举，而当2013年再次爆发危机的时候，该危机被称为“尊严革命”(revolution ofdignity)。推动此次“尊严革命”的是年轻人，其中有不少学生参与，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社会公平的悲观和对改变未来的期待。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混乱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之一，是由严峻的就业市场引发的教育贬值。对就业环境悲观和晋升渠道失望的情绪，把心怀不满的学生和社会青年推上了街头。“尊严革命”爆发前，根据官方报告，2012年在乌克兰国家就业服务局登记的35岁以下失业人员为88.8万人，占登记总人数的48.6%;其中大学毕业生5.3万人，完成职业教育者3.4万人，中学毕业生63万人。与2011年相比，24-29岁年龄组的年轻人失业率从9.2%上升到9.5%。2013年9月1日，乌克兰登记失业人数为43.5万人，其中青年人(14-35岁)为18.3万人，占42.1%。改变乌克兰社会、追求欧洲价值观，成了乌克兰青年的理想和参加“革命”的动力。对许多乌克兰人来说，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仅指明了国家发展的地缘战略方向，而且也带来了改变内部运作规则的希望，有助于乌克兰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现代化。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退却意味着此一希望的破灭，而这就是点燃乌克兰“革命”炸药的火花。

其次，乌克兰的社会流动挤压了居民消费，激化了贫富分化。在乌克兰由于宏观经济与社会支出水平较低，阻碍了社会流动。内部流动的主要障碍还句括非常高的住房拥有率和不发达的租赁市场、信贷机制不完善、住房和抵押贷款市场不发达、迁移成本太高等因素。此外，自2000年初以来，大量的农业人口由于劳动生产率太低而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受知识水平限制，其中大部分人只能从事建筑、运输和零售，虽然这三个部门的回报高于农业，但仍然属于低收入的基础行业。金融业在市场化背景下快速崛起，从回报率来看，属于高生产率行业，但由于其专业性较高，所以在总体就业中占比仍然很小。目前，受制于乌克兰国内劳动力流动性局限，尽管新崛起的生产性服务业对高技能服务人员的需求不断增长，但和欧洲老牌工业化国家相比，在薪资待遇等方面缺乏竞争力，部分高级专业人员选择出国工作，导致乌克兰国内高技能人员数量短缺。

社会流动的消极影响还体现在居民的消费能力上。居民消费趋势有助于更加深刻地反映乌克兰社会不平等的多维面向和阶层结构形态及其形成机制。乌克兰学者将2005年到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这一时期划分为4个阶段进行分析。首先，2005-2007年，几乎所有商品类别的实际消费量都获得一定的增长，乌克兰这一阶段实际消费支出的增长有赖于全球经济的拉动。第二阶段，2008-2009年，是乌克兰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第一次“失败”，主要源于乌克兰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不佳。第三阶段，2010-2013年，总消费支出规模适度增长，伴随着主要大宗商品的实际消费增长。最后是第四阶段，即在乌克兰政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背景下，实际消费总支出的第二次“失败”，导致几乎所有类型商品的消费停滞。在乌克兰家庭消费的支出结构中，食品支出明显占据主要地位。研究显示，食品在乌克兰家庭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56.6%(2005年)到48.9%(2008年)不等，而2015年实际消费支出的下降使食品支出占比上升到53.1%，几乎达到2006年的水平。具体表现为，普通民众通过降低生活标准来维系生存。对于日益增长的困难，最常见的举措是节约开支，比如选择低质量的食物和购买二手衣服等。

民主化转型的初衷，是建立一种能为社会成员的公平流动创造机会的制度环境。作为合法性的源泉体现在，随着社会流动壁垒的减少，社会开放度的增加，在阶级分化中感受到挫折的社会成员可能因为机会的存在而忍受分化的事实。然而，转型背景下的乌克兰，虽然作为整体的社会流动明显增加。但缺乏有利的向上流动渠道和公平性，这不仅阻碍了中低阶层的向上流动，影响了社会声望，还挤压了居民消费，激化了贫富分化。根据2019年5月的一项调查可以发现，超过60%的乌克兰人认为自己贫穷，26%的人认为自己是普通人，约11%的人认为自己很富裕。虽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研究，但这一结果有助于理解乌克兰社会的整体情绪。

三、社会危机的传导与政府治理失效

如果说社会分层加剧了贫富分化，社会流动缺乏公平性给乌克兰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内伤”，使乌克兰社会结构具有敏感性，那么作为“外伤”的国际危机的传导也不可忽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贫富分化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也存在于低收入国家，并非某一国家特有，而公共危机的传导也带有随机性，问题在于社会如何接受、应对这种阶层分化和各类来自外部的危机。也就是说，处于转型时期的乌克兰，面对国内结构性问题和国外危机的传导。政府应采取哪些治理手段来有效缓解危机。通常情况下，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入与福利的提高，会缓解因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紧张，增强防御外部危机向内传导的能力。然而，在乌克兰却是另一番景象。

(一) 乌克兰社会危机的传导

纵观乌克兰转型的30年，可以发现，来自外部的危机确实给乌克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危机主要有国外“革命”、周边危机以及公共危机。

首先，国外“革命”的输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此机会，通过鼓吹民主自由反对集权专制的方式，煽动和支持东欧和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这也使得“颜色革命”具有典型的西方色彩，而并非只是纯粹的民主化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颜色革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尤其是在干预别国内政、颠覆政权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在全球各地爆发的“颜色革命”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有一套成熟完整的运作机制和议程设置，而其中大部分“革命”的策划者与组织者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比如1998年10月成立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学生组织“抵抗”(Otpor!)于2000年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以后，其成员斯尔贾·波波维奇和当地互联网公司(OrionTelecom)主管斯洛博丹·德吉诺维奇于2003年在塞尔维亚组建了名为“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简称CANVAS)培训机构，面向全球输出“革命”经验。如今，该组织先后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展开合作，培训对抗政府的专业技能。200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多次“颜色革命”和反政府政变都与该组织有关，比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杉革命”等。2为了扩大影响力，该组织还和欧美多家院校如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等，开展课程合作，在这些学校教授非暴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策略，并积极争取美国各大基金会的支持。在抗争方式上，该组织巧妙地避开了政府武装，而是煽动和争取年轻人和中产阶级的支持。

在乌克兰现有的社会结构下，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大部分青年人来说，可以选择的机会非常有限。缺乏工作经历和社会阅历，寻找工作岗位成为刚需，所以很难步入中产阶级，更何况是寡头阶层。而在寡头精英将利益瓜分殆尽的乌克兰，即使白手起家也难以摆脱寡头的影响，就连拥有本科学历且富有正义感的泽连斯基在2003年(25岁)凭借才艺组建95街区(Kvartal 95)工作室，也要与寡头科洛莫伊斯基的“1+1”电视台合作，甚至能在2019年当选总统也是受其帮扶。根据2003-2010年的一项民调，在大部分乌克兰年轻人看来，民主首先意味着“繁荣和稳定的经济增长”(31.8%)，其次是“自由公正的选举”(30.7%)和“家人的安全”(23.5%)。在繁荣和自由之间选择时，乌克兰年轻人更倾向于舍弃公民自由以换取个人收入增长(39%)，获得工作机会成为年轻人改变阶层、实现繁荣的首选。加上年轻人对总统的长期不信任(70%-80%)，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新生政治文化中的持久特征。所以在记者贡加泽遇害后，乌克兰就爆发了针对时任总统库奇马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次抗议也被视为2004年“颜色革命”的前奏。乌克兰青年组织“是时候了”(Пopa)的部分成员于2004年初前往寒尔维亚接受短期培训，主要是学习如何通过非暴力手段激怒政府，煽动民众愤怒的情绪。他们在2004年大选期间，利用选民上街万人空巷的机会，通过在鸟克兰各地建立的政治网络，以张贴政治漫画、明星造势等途径，加上西方资金与媒体的援助，最终成功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革命”。

其次，是与周边国家关于跨境民族及历史叙事等诸多问题产生摩擦。已有研究往往聚焦丁欧盟和大国对乌克兰的影响，而忽视了周边中小国家对乌克兰的影响。正是由于乌克兰历史版图的变迁导致跨境民族的产生，使得周边国家对乌克兰的影响不容忽视。乌克兰外喀尔巴阡州与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四个国家接壤，是跨境多民族的聚居区。外喀尔巴阡州至今生活着16万匈牙利族人(匈牙利语音译:马扎尔人)。乌克兰独立以后，随着全国经济的严重衰退，使得该州原有的工农业基础遭到不同程度地破坏，经济落后，在乌克兰全国经济排名中外干倒数几位。长期以来，当地部分匈牙利族人骑自行车前往经济相对发达的匈牙利从事季节性农业劳动以维持生计。乌匈两国边境设有5个过境点，匈牙利还在外喀尔巴阡州首府乌日霍罗德(Uzhhorod)和第五大城市别列戈沃(Berehove)设有两个领事馆，为当地居民过境务工提供便利。12010年欧尔班担任总理后，于2011年月简化匈牙利侨民入籍程序,这使得居住在外喀尔巴阡州的人只要曾经拥有或其祖先拥自倒牙利公民身份，并且通过凶语的先法基础知识考试，而无须长期居住在匈牙利，即可优先获得匈牙利公民身份，因此移民数量逐年增多尤其是“尊亚革命”和乌克兰东部冲突爆发以后，对乌克兰经济和就业形势造成严重冲击，2013年至2014年间，移民匈牙利的乌克兰公民人数增加了30%，2014年至2015年间又增加了60%。乌克兰东部冲突引发的军队征兵，使当地许多男性带着家人移居匈牙利，移民男性的比例从2013年的37%增加到2014年的58%和2015年的62%。然而，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两国关系出现裂痕。原因在于，克里米亚事件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要求乌克兰外喀尔巴阡州的匈牙利族人自治，以及匈牙利的国有媒体在报道乌克兰危机时采取亲俄立场等，引发乌克兰政府的严厉批评。2014年9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米勒(AlexeiMiller)结束访问匈牙利的第三天，匈牙利政府暂停了对乌克兰天然气的“逆向供应”(reverse flow)。32017年3月9日，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托(Péter Sziiiártó)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表示，匈牙利不支持欧盟就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42017年9月25日，波罗申科总统签署的新版《教育法》(9月5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通过)遭到部分欧盟成员国的批评，也让匈、乌关系迅速恶化。该法案限制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要求中学教师授课时只能使用乌克兰语，不得使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宣称，匈牙利将否决旨在促进与乌克兰关系的任何议题，尤其是乌克兰寻求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议题。匈牙利甚至还要退出欧盟-乌克兰联系协定。2018年10月初，乌克兰下令驱逐一名匈牙利领事，理由是他违规向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族人发放护照。22020年11月30日，乌克兰安全部门以该州一个小村庄举行的首届理事会成员演唱乌克兰和匈牙利的国歌为由,对该慈善基金会进行了搜查，导致匈牙利和乌克兰之间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实际上，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匈牙利经常因跨境民族和能源过境等问题干涉乌克兰与欧盟、北约的一体化进程，匈牙利对乌克兰成员资格的否决权现在已成为在双边争端中向乌克兰施压的常用杠杆。32021年9月27日，俄气公司和匈牙利签署一份为期15年(到2036年底)的天然气供货合同。乌克兰外交部表示，匈牙利决定与俄气签署绕过乌克兰供气的新长期合同损害了乌克兰和匈牙利的双边关系，基辅将求助于欧盟委员会。

乌克兰与波兰之间的经济合作发展较快，但两国在历史记忆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对1943-1945年间乌克兰人针对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地区波兰人大屠杀事件的认定。波兰方面认为，该事件是乌克兰对波兰人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而乌克兰方面认为该事件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争取民族独立期间，波乌战争的一部分，双方都犯有类似的罪行。2010年1月22日，时任总统尤先科追授备受争议的班杰拉为“乌克兰英雄”，该决定不仅在乌克兰国内的反应不一，也遭到波兰、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谴责。2011年1月，该奖项被亚努科维奇正式废止。2018年12月5日，乌克兰议会再次追授班杰拉该奖项。32018年12月19日，议会又通过决议，从2019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庆祝班杰拉诞辰日。历史记忆将成为影响波、乌关系的一个持久且难以克服的因素。

再次，公共危机的冲击。除了以往各个层次、各种类别的经济危机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次重大的黑天鹅事件，对乌克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疫情暴发以来，乌克兰政府先后多次实施阶段性的全国隔离政策。2020年8月1日开始，乌克兰推出了“适应性隔离”措施，根据各地区新冠肺炎疫情状况，乌克兰将境内地区划分为红色、橙色、黄色和绿色区域。随后，乌克兰政府又多次宣布延长实施“适应性隔离”措施。即便如此，疫情依然给乌克兰经济带来巨大冲击。2020年乌克兰失业率为9.5%，高于受经济危机影响的2009年的失业率(8.8%)，以及受乌克兰角机影响的2014年(9.3%)。乌克兰央行的报告显示，2020年乌克兰经济下滑4%。2021年第一季度末，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方法计算，乌克兰的失业人口多达180万，失业率为10.9%，接近2001年的失业率(11.06%);就业人数减少了107万人，降至1542万人，被认为是自乌克兰独立以来最糟糕的绝对就业人数。

(二) 乌克兰政府的治理失效

第一，寡头精英主导下的乌克兰政府，阻碍了乌克兰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对乌克兰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破坏。在乌克兰，历次总统竞选期间政客们关于发展经济、清除腐败的诸多承诺几乎都无法兑现。独立至今危机不断，先后遭遇了长达近十年的经济大衰退。2000年虽然迎来了短暂的增长但同时在2000年到2001年爆发了大规模的“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UkrainewithoutKuchma)的抗议示威:2004年又因选举问题而引发全国性的“颜任革命”;2008年遭遇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2013-2014年危机期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后，在乌克兰多个州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先后有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卢甘斯克州宣布以公投的方式决定地区前途，紧接着在敖德萨爆发的冲突导致4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持续至今的顿巴斯冲突造成的军民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计。经过30年的发展，如今的乌克兰人均GDP沦为欧洲倒数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穷国。此外，经济衰退、国内冲突的内耗，官员腐败，投资环境恶劣，导致乌克兰的资本净流出严重而又稳定，每年约占GDP的4%。在2014-2019年的五年中，实际外国直接投资仅占GDP的1%，乌克兰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超过了50%。财政亏空政府运转一定程度上只能依靠美国、欧盟和国际组织的援助来缓解。在庆祝独立30周年之际，根据拉祖姆科夫中心智库和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数据，1991年12月，随着苏联开始解体，乌克兰民众对独立的支持率高达92%，然而，到2020年12月，这一比例降至68%。根据拉祖姆科夫中心长期追踪统计发现，乌克兰民众对于独立的支持与经济的波动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乌克兰的经济状况越糟，独立的支持者就越少。根据同样的数据，2003年，也就是“橙色革命”前，民众对独立的支持率最低--当时只有46.5%的受访者支持独立。2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于2001年作为独立国家进行了首次人口普查。当时，乌克兰有4850万人居住。东欧国家随后在2019年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新的普查结果显示，现在只有3730万人(不含东部和克里米亚)居住在乌克兰，这意味着人口减少了1120万。究其原因，除了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还有大规模移民所致。移民在乌克兰人口下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16年顿巴斯冲突最严重的时候，乌克兰的平均月薪约为200美元。虽然月均收入最终上升到450美元左右，但靠这些工资仍然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所以，大量乌克兰人相继移居国外。仅2019年1-11月就外迁了21.2万人。在过去的十年中，累计有近1300万人或移民或经常在国外工作，导致乌克兰国内的劳动力减少，工人减少又会引发经济增长放缓，形成恶性循环。可以说，长期的经济衰退、治理失效、社会腐败等因素阻碍了乌克兰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对乌克兰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破坏，进而影响着乌克兰社会的总休稳定。

第二，寡头精英通过非正常途径确立的政治生态致力于维护自己的非法利益，阻碍了新精英的崛起。在乌克兰社会分化过程中，有关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合理性一直受到质疑。而新崛起的寡头精英的财富积累和政治行为不仅饱受争议，其至触犯法律。通过梳理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政治宴头可以发现，其大致由三部分人构成:苏联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阶层或与之存在裙带关系:通过黑市经济积累财富的精英:独立后通过攀附寡头形成利益集团的精英。严重的腐败成为乌克兰难以根治的顽疾。腐败泛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制度缺位导致的政治腐败，官僚文化导致的体系腐败，经济寡头化导致的经济寻租泛滥。这些寡头精英将国有资产转为已有，或利用特权甚至非法手段从事走私和投机来获取财富，再通过洗钱的方式合法化。对于已占有财富的使用，并非是以生产和工商业投资为取向，而是存入国外银行或者在国内外购置豪宅炫富，引发国内民众的普遍反感和仇富心理。比如早在2014年6月，乌克兰政府就冻结了本国寡头在寒浦路斯、英国、巴拿马、伯利兹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多家公司资产，总额为15亿美元;但是在2018年，三名乌克兰金融寡头依然进行了约15亿美元的非法资产交易。根据乌克兰法律，在乌国境内外，使用冻结资产交易均属于违法行为。2017年3月，乌克兰清算了“垃圾银行”“僵尸银行”和寡头银行三类共87家银行。其中，第一类20家银行是没有任何资产和负债的洗钱机器:第二类“僵尸银行”是只有负债，没有资产:第三类是属于富豪的宴头银行。类似的巨额金融犯罪，在乌克兰独立30年中并非个案。独立以来，乌克兰政府多名高官涉案，广为人知的有拉扎连科被捕、“颜色革命”期间尤先科中毒、季莫申科入狱、乌克兰危机期间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等等。

然而，这些人中有些流亡国外，等待机会回国，比如宴头科洛莫伊斯基，在波罗申科时期流亡国外，泽连斯基当选总统以后才得以回国。有些则在刑满释放以后继续参政，比如季莫申科。还有一部分人虽然遭到指控，但因证据不足或其他原因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在2019年发布的乌克兰富豪榜单的前十名中，绝大多数人都有一次以上被指控犯罪。由于乌克兰法律规定拉达议员享有可法豁免权，结果是427名议员中约有一分之一是商人。庆此议会成为寡头犯罪的避难所，议员的身份也成为寡头们积极争取的稀缺资源。一般情况下，革命和抗争为新政治精英脱颖而出提供了机会。然而，在乌克兰独立30年间，虽然先后爆发了“花岗岩革命”“橙色革命”“尊严革命”三次大规模的“革命”，而各类小规模抗议活动更是不胜枚举，却丝毫没有触动乌克兰的政治生态，其治理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总之，由于乌克兰政府治理能力较弱，加上自身的合法性饱受争议，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滑坡，从而跌入“塔西佗陷阱”。此外，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因地处欧亚文明结合部而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国内利益集团与域外大国的利益竞合，决定了乌克兰局势走向的不确定性。长期的大国干预等因素造成的民众情绪的长期分化和多种意识形态并存，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结语

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在转型背景下走上独立之路。独立至今的30年间，乌克兰先后爆发了“颜色革命”、克里米亚事件等多次全国性的甚至影响欧亚地区局势的大动荡。究其原因在于，独立后的乌克兰打破了苏联中后期以权力等级为划分标准的阶层结构，开启的市场化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以经济收入、社会教育、职业等要素为划分标准的社会分层机制，形成了以寡头精英、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然而，寡头精英以非正当的方式攫取社会财富，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阻碍了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的壮大，挤压了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空间，还造成了不同地区、行业和城乡的贫富分化，加剧了阶层之间的对立。这种由寡头主导的封闭的社会结构，不仅没有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反而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向下流动和低收入群体的横向流动，使得作为安全阀的社会流动难以发挥缓和阶层对立、降低社会危机的功能。而经济危机、国外“革命”、周边才盾等由外而内的传导，激发了乌克兰的社会情绪，加上正内长期的经济衰退、治理失效与社会腐败，使得乌克兰跌入“塔西佗陷阱”成为转型期间多次爆发全国性危机的原因。遗憾的是，乌克兰屡次爆发的“革命”和全国性危机，并没能遏制社会的分化，更没有打破主导社会结构的寡头阶层，无法为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提供公平合理的向上流动的渠道，这成为乌克兰爆发大规模危机的隐患，因此，类似发生在大选期间的“选举舞弊/操控选举”等问题，极易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