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猎人》（Mindhunter）第二季的口碑不及首季，大概因为它反其道而行之，未按罪案剧纷繁线索终归拢一束的套路走。

这一季中，换了新上司的行为科学部在FBI的地位上升，不再是窝在地下室从事奇怪科研的边缘部门。机缘巧合下，他们有机会把犯罪心里侧写的研究用于震惊世人的“亚特兰大连环儿童谋杀案”调查，并初尝官僚机构运作方式及黑人社群现状的冷酷现实。

为实现时间和空间上的全景展现，行为科学部的四个角色在本季中被拆分成单独行动的个体，打破“分散角色——组队打怪”的大快人心模式。成员被引至各处，大部分时间必须独自应对眼前事。以这种方式，本季触及的时空范围较第一季更广，付出的代价则是案件完整度的降低。

空间上，两宗贯穿全季的连环杀手案一明一暗并列进行，形成探员们寻找黑暗，更多黑暗正凝视他们的压抑氛围。暗线延续自第一季的堪萨斯连环杀手BTK（Blind, Torture, Kill），他继续在每一集的开头悄然进化。明线的亚特兰大连环儿童谋杀案则掀起政治风波和全国范围的瞩目。上世纪70年代末的黑人群体宁愿相信连续杀害黑人孩子的凶手是3K党之流，而拒绝接受凶手或为他们同种族人的可能性。

时间上，行为科学部的成员继续二人一组地拜访重刑犯，杀人的过去以真假莫辩的面貌出现。采访现场精准的场面调度和逼真的环境描摹皆服务于一个目的：以语言，人类所拥有的最有效，却常常远不足以真正了解彼此的沟通方式构建犯罪心理图谱。

长寿剧《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早已在大众心里注入对罪犯心理侧写的极大信心。然而事实未必如此。1990年代，英国内政部分析了184宗使用该方式协助侦破的案件，发现有效率仅为2.4%。利物浦大学的一项由心理学家主导的研究亦表明，FBI这套方法对犯罪现场的分类——有组织犯罪和无组织犯罪是错误的，同样的犯罪行为可能由完全不同的原因触发。

在真正的罪案侦破中，犯罪心理侧写或许永远不会像《犯罪心理》所表现地那样无所不能。这或许也是大卫·芬奇为何没有把本季中的案件拍得“好看”“精彩”“有头有尾有高潮”的原因。

临别，霍顿梦游般把自己的墨镜送给了曼森。角色原型约翰 E. 道格拉斯（John E. Douglas）在自己的书中有过类似表述，大意是：如果曼森能为我们部门所用，他将是极佳的成员，因为他有洞悉并抓住他人弱点和恐惧的超凡能力。

在这部剧中，探员和罪犯享有同样“被侧写”的待遇，交谈和追凶因此具有丰富的质感。

随着儿童谋杀案的推进，亚特兰大城也成为被侧写的对象。像《火线》（The Wire）中的巴尔的摩一样，这座黑白混杂的城市因为凶案而浮现汹涌情绪，单纯的霍顿在这里学到重要的一课：亚特兰大和巴尔的摩的黑人小孩有完全不同的生存现状。而在此之前，他眼里的街头黑小孩无分彼此。还有，到这个层面的案件必然与政治深深关联。

坦奇探员（霍特·麦克卡兰尼饰）在本季升至与霍顿同等重要的位置，并发展出一条宛如预兆的副线：他沉默自闭的养子目睹了一宗婴儿谋杀案。这孩子看到过坦奇带至家中的凶案现场照片，又在教堂听过耶稣在十字架上复活的布道。为了让死去的婴儿复活，他想出把死孩子放在十字架上的主意。

就在霍顿和安娜·托芙饰演的文迪·卡尔博士在采访中被观照内心的同时，坦奇被养子可能天生异常的恐惧笼罩。他被迫回到从事这项研究的原点：人性本恶或本善？天性可能被环境改变吗？

温迪·卡尔博士在这一季中是争议最大的角色。作为小组顾问，她对推动案件几乎没起任何作用。偶尔代替远赴亚特兰大的霍顿和坦奇亲自下场采访，结果一急就把自己的真实信息抛给罪犯，又在高层派对上被当作猎艳对象骚扰。编剧把很大篇幅用在温迪与女酒保凯（劳伦·格莱齐尔饰）的恋情上。是莫名其妙的废笔吗？

如果把这部剧视作广泛意义上的人心之黑暗描摹，不仅限于犯罪心理侧写，那么温迪·卡尔的“出戏”部分就不算败笔。上一季她决定离开哈佛的导师兼爱人，到匡提科实现人生独立后，如今她必须重现梳理自己作为男性世界（犯罪研究世界）中的女性、同性恋尚未合法时期女同性恋者的角色。

角色转换期，温迪遇到凯，以为她是超越日常之人。恋情迅速熄灭的原因则是她自以为看透了凯，认为对方不过是表里不一的嬉皮酒保而已，是“用烂杂志上的心理测试题了解他人的货色”。

作为一个研究人心的学者，她的研究坐标中却没有为“现实”留出一席之地，秉持非黑即白，非诚实即说谎的单一价值观。脱离对她冷酷的教授/爱人后，温迪自己也转身成为冷酷而不能理解他人之人。她的这条线，旁敲侧击地为“犯罪心理侧写并非万能”提供铺垫，从而令下一季更能顺理成章地不用遵循罪案剧的套路，而是把重心放在对所有角色一视同仁地“黑暗侧写”上。

对，侧写对象也包括屏幕前的你。为什么，人永远对真实又恐怖的罪案抱有热情？为什么当发现剧中的演员与罪犯原型如此相似时会汗毛倒竖？如果曼森居高临下地坐在你对面，你会在他身上照出怎样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