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任何一种建筑流派的形成，最初都是考虑其实用性为目的。

而地理环境决定了建筑的结构和风格，地方取材是建筑结构的基础，该地方经济和文化则是建筑流派得以发展的物质及精神支柱。

地理环境

秦始皇三十年，闽粤越人和部分中原华夏族人先后迁居徽州。到汉末时期，因其地理位置处于崇山峻岭之中，故而史称徽州居民为“山越”。

山越人平常所居住的“杆栏式”房屋，是以竹、木为骨架，以茅草盖顶。但是时间一长，便干燥开裂，只得拆除重建，颇为费事。

晋朝“永嘉之乱”，使得大量的中原士族入迁，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由于人稠地狭，构建楼房也成为最佳选择，但多依山傍水，局促一方。

为解决通风光照问题，中原的“四合院”形式逐渐演变成为适应险恶的山区环境、既封闭又通畅的徽州天井。

随着砖墙和排水系统的出现，以及室内木板的防潮作用显现，徽州民居的建筑逐步演变为一层高大宽敞、楼上简易的形式。

另外，徽派建筑特色之一的石灰白墙，是因为皖南山区气候潮湿，出于防潮功能的需要。

石灰墙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以保持建筑物干燥度，使墙体不会因雨水冲刷而坍塌。从而形成了粉墙黛瓦的建筑形态，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形成了如诗如画的建筑景观。

建筑材料

徽州多山，林木资源丰富，为木构架形式的房屋提供了优良的建筑材料。

走进徽州古村落，走进祠堂或民居，就能发现梁架结构具有的共同特点——用料硕大，特别是横梁，因其粗壮，俗称“冬瓜梁”。

“冬瓜梁”又因其形如新月平卧，雅称“月梁”，通体显得异常恢宏壮美。

徽州民居的外墙多是围闭的，木构件紧紧地锚固在墙框之内，外立面是马头墙加门台门罩。

徽派建筑外观最引人瞩目的是马头墙，这种建筑形式是将房屋两侧的山墙高出屋脊，并以水平线条状的山墙檐收顶。

为了避免山墙檐距屋面的高差过大，采取了屋顶斜坡呈阶梯形的形式，既节约了建筑材料，又使山墙面高低错落，富于变化。

山墙的设计者是明朝出任徽州知府的何歆。当时民居建筑密集，建筑材料又以木结构为主，出于防火的需要，所以山墙高出屋脊、随屋顶斜坡呈阶梯形。

层层叠叠，连绵起伏，庞大的马头墙建筑群体，如同万匹白马栖息于平静的大地之上，仰望着广阔的天空。于是唐代诗鬼李贺写下：

“踏踏马蹄谁见过，眼看北斗直天河。”

经济因素

在古代，陆路交通极为不便，水路交通还是比较便捷的。

南宋时期，建都浙江临安，徽商凭借地利上的优势逐步形成势力；明代中后期至清代道光年间是徽商最为鼎盛的时期。

就连乾隆皇帝，得知徽商资产多达五千万两白银，都感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当时国库最富时存银也不过七八千万两）

徽商敛富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既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也影响了建筑的风格。

社会文化因素

徽州人原为古越族后裔。在自然地理环境封闭与家族血缘伦理封闭的双重作用下，徽州呈现出显著的宗法社会形态特点，并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得以流传下来。

（注解：宗法制度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而成的，产生于商代后期。主要内容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

时至今日，不少村落仍然古朴依旧，聚族而居且不杂他姓。家族谱牒清晰，源流不易混淆。对此，清代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归纳为：

“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出，

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

在徽州古村落的入口处或中心位置处，往往是气势宏伟的祠堂建筑，它是村落的核心和族人的活动中心。

各村各族除了总祠之外，按派系还分别建有支祠。家族中出了地位显赫的人，其子孙还可以建家祠以显其荣。

（徽州石雕）

（徽州木雕）

徽州祠堂之多，规模之大，工艺之精。无论从建筑设计、工艺美术、雕刻装饰等都是超高档次的，既体现了其经济实力，又是宗族能力的一种象征。

（徽州木雕制作工艺）

（徽州木雕）

（徽州砖雕）

此外，徽州三雕——木雕，石雕，砖雕，在2006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由于大量的中原士族入迁，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自宋以后，徽州“名臣辈出”，“俗益向文雅”，形成了文风昌盛、教育发达的局面。

因为教育事业的发达，在书法绘画、金石篆刻、戏剧等都涌现出众多的杰出人才。这不仅丰富了建筑的内容，同时也提高了建筑的艺术水平。

综上所述，徽派建筑的形成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受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以及文化氛围影响，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演变过程才形成的。

徽派建筑精美如画，其历史、艺术价值一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学者关注，有时间的话不妨来婺源走一遭，亲眼见证这片充满历史沧桑、又美轮美奂的徽州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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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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