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853，延续至今。贝希斯坦，传奇在世。

卡尔·贝希斯坦于1853年创立了贝希斯坦制琴公司，他的亲戚路德维希·贝希斯坦是一位知名作家，于同一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一本德意志传说和故事集。这本著作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作者更是声名鹊起。在这位炙手可热的著作家的光环影响下，卡尔·贝希斯坦制琴公司也机缘巧合地进入了柏林上流社会，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制琴经营之初，贝希斯坦和佩劳共事时所接触的著名艺术家对他的制琴公司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这些艺术家包括服务于皇室的钢琴教师西奥多·库拉克，他盛赞了贝希斯坦制作的第一架钢琴，极大地提高了贝希斯坦钢琴的声誉。库拉克曾师从于卡尔·车尔尼，被誉为“古典音乐大师”。1850年，库拉克与小提琴家朱利叶斯·斯特恩、作曲家阿道夫·伯恩哈德·马克思共同创办了一所教授声乐、钢琴和作曲的音乐学校，也就是著名的斯特恩音乐学院的前身。

从经济角度看，在柏林成立公司在当时是明智之举。普鲁士是19世纪中叶德国最大、最有实力的国家。在那个时代，各国的统治阶层对进入其领土销售的货物肆意征收关税，严重损害了德国境内的商品流通。由于普鲁士在当时的关税同盟中占主导地位，柏林的公司在交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商业优势。

早在19世纪中叶，制琴行业就出现了劳动分工，这是进行钢琴生产经营的另一有利因素。J.C.L.伊泽曼于1842年在汉堡开设了德国第一家击弦机制造厂，同一年查尔斯·格林和亨利·施罗德在巴黎也开设了一家击弦机制造厂。1846年，摩根斯特恩和康拉德在莱比锡创办了一家类似的企业，1854年，莱克斯沃开始在柏林生产钢琴击弦机。而就在这之前的一年，也就是1853年，贝希斯坦刚刚推出了第一批钢琴成品。所有这些公司都采用了标准化生产，这使得钢琴击弦机的价格变得更加合理。

卡尔·贝希斯坦经过仔细规划，决定进一步发展他与知名艺术家的联系。继西奥多·库拉克之后，另一位钢琴家汉斯·冯·彪罗也对贝希斯坦钢琴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斯·冯·彪罗来自德累斯顿，这位青年艺术家曾师从弗朗茨·李斯特，是一位行业新秀，在音乐演艺界初露才华。

当贝希斯坦在对他最初制造的两架钢琴进行涂胶、抛光和上漆工作时，彪罗正在远方一个德国王子居住的庄园里投入地进行表演。彪罗在当地颇有名声，但他仍需依赖他母亲的经济支持。他是一位出色的演奏家，注重音质，同时更加注重对音乐的完美演绎。为了促进自己的事业，彪罗于1855年移居柏林，接替了库拉克在斯特恩音乐学院前身音乐学校的教学工作。初到普鲁士首都柏林时，彪罗住在阿道夫·伯恩哈德·马克思的家中，位于贝伦大街4号，临近贝希斯坦的制琴工作室和佩罗的仓库。

一架为上流社会定制的富丽堂皇的贝希斯坦钢琴

1855年4月，彪罗在给他的尊师李斯特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柏林很难找到一架像样的钢琴。谈到当时库拉克大力推广的被主流社会认可的斯托克钢琴时，彪罗称它们是世界上最差劲的钢琴，跟佩劳制造的钢琴相比，质量堪称低劣。彪罗还提到，他受雇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协会——一个新教慈善组织——进行音乐会表演时，他宁肯选择佩劳或者克莱姆制造的钢琴。克莱姆钢琴备受克拉拉·舒曼的推崇，制造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这封信没有提到贝希斯坦钢琴，原因很简单，1855年卡尔·贝希斯坦还没有开始制作用于音乐会演奏的三角钢琴。

和贝希斯坦一样，彪罗也刚刚开启职业生涯。1855年，彪罗只有25岁，贝希斯坦29岁。接下来的1856年对于贝希斯坦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他结婚了，并扩大了他在贝伦大街的工作室，雇佣了更多的员工，从此具备了合法的经营形式。同年的另一件大事，则是李斯特在柏林开办音乐会期间，所使用的埃拉德钢琴无法承受这位钢琴大师激情澎湃的弹奏，琴弦接二连三断裂。这一事件激发了贝希斯坦的决心，他要制作一架能够承受像李斯特这样的钢琴大师激情弹奏的真正的音乐会三角钢琴。

贝希斯坦在1856年成功制造出了他的第一架音乐会三角钢琴。一些资料称这架钢琴是他制造的第100架钢琴。这种说法的可信度非常低，因为直到1859年贝希斯坦只制造了176件乐器。另一个可能性是，贝希斯坦为他制造的第一架音乐会三角钢琴选择了100这个整十数的序号，并通过后续的乐器制作来填补前面空缺的序号。

贝希斯坦把他的第一架音乐会钢琴交托给了彪罗。彪罗发现这架钢琴不仅采用了最先进的制琴技术，而且采用铸铁部件，非常牢固。从1857年年初开始，彪罗在贝希斯坦钢琴上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成功的演奏。其实，早在一年前的1856年，彪罗就已经开始使用贝希斯坦制造的钢琴进行演奏。那架钢琴可能是贝希斯坦于1854年制造的第二架三角钢琴，不是一种音乐会三角钢琴，也没有采用革新的技术。此外，彪罗还在私人演出时使用贝希斯坦制造的立式钢琴，这些钢琴都受到了上流社会的接纳和认可。

1857年1月22日，彪罗举行了一场意义非凡的音乐会，他首演了李斯特的《B小调奏鸣曲》。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音乐出版社早在三年前就与李斯特终止合作，因此当地媒体对音乐会的评论不一而足，但彪罗公开表示支持李斯特。这种态度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与李斯特的女儿柯西玛·李斯特订了婚，并将于1857年秋季结婚（柯西玛·李斯特后来再嫁给了理查德·瓦格纳）。然而，除了家庭纽带的影响因素外，彪罗确实对他的老师李斯特的作品充满了热情，他说多亏了贝希斯坦出色的乐器，他才能把李斯特的作品完美地呈现出来。

这场令人难忘的音乐会使彪罗一鸣惊人，进入了李斯特和瓦格纳的视野。这场音乐会不仅促进了贝希斯坦乐器的销售，也奠定了公司的发展理念。《B小调奏鸣曲》，特别是其中最后几个八度，对钢琴演奏者和钢琴的的要求很高。作为李斯特学派的一名正统成员，彪罗在演奏中直接运用手臂和双手的力量，与早期浪漫主义钢琴家崇尚优雅和灵活的指尖演奏的风格截然不同。

卡尔·贝希斯坦一开始就抓住了时代的精神，制造立式钢琴。随后，他又成功制造了音乐会三角钢琴，使演奏家能以一种新的充满感情的方式展现音乐的魅力。当时，大众的思想十分保守，特别是在柏林。人们更偏爱维吉那小键琴，因为它十分优雅，适合放置在客厅，并且声音悦耳柔和。在柏林这一被称作“施普雷河畔的雅典”的文化艺术中心，另一种更受欢迎的乐器是庄严的利拉夫吕格尔琴，它相当高，只适合放置在富人家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立式钢琴，立式钢琴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卡尔·贝希斯坦别具洞见，他明白立式钢琴是潮流趋势，早在1853年就坚持制做立式钢琴。从历史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骄傲地倚靠着他的第一架立式钢琴，琴弦以对角线的方式装配在琴上，琴身只有120厘米高。

回到1857年1月彪罗使用贝希斯坦三角钢琴演奏的那场轰动一时的音乐会。音乐会次日，彪罗在给李斯特的信中写道，他演奏用的钢琴是由一位叫贝希斯坦的人制作的，远远优于埃拉德钢琴。三周后，彪罗在给这位大师的另一封信中抱怨说，那架贝希斯坦三角钢琴被卖掉了，所以他必须再找一架钢琴来参加莱比锡的音乐会。自此，贝希斯坦和彪罗之间开始了贯穿他们一生的伙伴关系。

汉斯·冯· 彪罗

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贝希斯坦沿用了埃拉德钢琴在巴黎所使用的营销策略——迎合各种艺术家的需求。这种做法在柏林是独树一帜的。贝希斯坦和各种艺术家进行合作，满足他们的需求，尤其是彪罗的需求。

1856年对于贝希斯坦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他结婚了，并扩大了他在贝伦大街的工作室，雇佣了更多的员工，从此具备了合法的经营形式。同年的一件大事，是李斯特在柏林开办音乐会期间，所使用的埃拉德钢琴无法承受这位钢琴大师激情澎湃的弹奏，琴弦接二连三断裂。这一事件激发了贝希斯坦，使他决心制作一架能够承受李斯特这样的大师激情弹奏的真正的音乐会三角钢琴。

那是一个音乐理念发生剧烈变化的年代。1849年，李斯特开始为魏玛交响乐团创作新潮而又复杂的“交响诗”。1841年，卡尔·贝希斯坦在巴黎工作时，阿里斯蒂德·科尼科尔为巴黎附近的圣但尼大教堂建造了一架新的管风琴。这架管风琴音域非凡，融合了法国管弦乐队的所有音域，是浪漫主义时期管风琴的杰出之作。随后，拿破仑三世委托科尼科尔为包括拉玛德琳教堂在内的其他巴黎教堂制作类似的管风琴，这证明了在19世纪50年代新音乐理念出现时，管风琴制造师在音乐界的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1858年拉玛德琳教堂的管风琴演奏者，正是卡米尔·圣桑，他那激动人心的即兴演奏吸引了所有的巴黎市民。他后来成了贝希斯坦钢琴的狂热爱好者。

弗里德里希·拉德加斯特是19世纪德国最伟大的管风琴制造者，他曾师从于科尼科尔学习管风琴制作，并在1855年翻新并扩大了默赛堡大教堂的管风琴。这台令人印象深刻的乐器有81个音区，促使弗朗茨·李斯特重新审视他为赞美诗《Ad nos, Ad salutarem undam》(专为管风琴而作)创作的幻想曲和赋格，并创作了B-A-C-H前奏曲和赋格。李斯特意识到管风琴在浪漫主义音乐作品涌现中的重要性，曾几次特意到拉玛德琳教堂聆听他的同事圣桑的管风琴演奏。此外，李斯特还拥有一架特别的钢琴，这架钢琴因其具有三个操作装置和“脚键盘”而闻名于整个欧洲。这架钢琴是亚历山大·皮埃尔·费尔斯在巴黎用一架脚踏式风琴和一架埃拉德三角钢琴制作的。1855年7月，李斯特在给维也纳小提琴家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的一封信中写道，这种乐器是“按照他的要求定制”的，能展现美妙的音效，细微的差别、卓越的音质和丰富的音色，实现了“管风琴和钢琴的和谐统一”。

在这种风潮的引领下，一种新的浪漫主义音乐理念在短短几年内就初具雏形，而以未来为导向的乐器制造商们也努力迎合新的音乐品味。虽然卡尔·贝希斯坦并不是唯一一个能切身感受到这些变化的人，但他胜在能仔细考虑音乐品味的变化，并改进乐器制作，由此诞生了那个时代钢琴家们所渴望的乐器。这是他成功的关键。得益于他敏锐的听觉，他创造出了被他的朋友彪罗称为“贝希斯坦多彩钢琴”的美妙音色。

此时，卡尔·贝希斯坦急需解决一个物流问题：怎样将音乐会三角钢琴运输到彪罗的演奏场地？随着德国铁路网的不断扩大，这位年轻的企业家再次受益于他所处时代的技术进步。1857年11月下旬，彪罗写信给他的朋友亚历山大·里特，亚历山大·里特将于12月1日在波兰什切青举行一场音乐会，届时将演奏李斯特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彪罗在信中写道：“我认为贝希斯坦是德国最好的钢琴制造商，虽然他至今只生产了三架三角钢琴。当我匆忙赶到他身边时，他已经通过铁路把钢琴运送走了，可能已经运达什切青火车站，只等着被取走了。”与埃拉德钢琴相比，贝希斯坦钢琴因为它微不足道的产量仍然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但贝希斯坦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致力于让客户满意的企业家，采用了独树一帜的营销和售后策略。

1860年彪罗在巴黎逗留期间，在3月6日给贝希斯坦写了一封信，强调了关税壁垒如何阻碍了柏林和维也纳之间的贸易活动：

“亲爱的贝希斯坦先生，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妻子希望您能施以援手，帮忙运送一架三角钢琴到维也纳，因为我将于3月25日在维也纳和爱乐乐团一起演出。我想要使用您的钢琴而不是贝森朵夫或施特莱切钢琴，是出于一定的私心，我想要使用您的钢琴来达成更好的演奏效果。从另一方面来说，我更是想要借助标有您名字的钢琴来实现您暂时未能实现的雄心壮志——在海外提高你的声誉。您工作室的钢琴能够最大程度地展现我的才华，比其他任何一架钢琴都更适合，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坦白来说，您可以想见，在维也纳用一架德国钢琴演奏肯定会使我树敌不少。特别是，使用您制造的钢琴也将使我不得不面对奥地利帝国所有的钢琴制造商。尽管有着重重顾虑，我仍将坚持我的想法，使用您制造的钢琴，不仅我自己乐在其中，而且也有助于提高您的声誉。您的名字很快就会像几十年前的施特赖彻或今天的埃拉德一样享誉德国……您在信中指出了我的计划在金钱方面的缺陷，并认为这些缺陷的不良影响超过了对提高贵公司声誉的助益作用。因为我不是财务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不会在这方面做出过多评论，但是我很乐意尽我所能承担运输费用和关税。。。。。。尽管我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障碍，但我仍然一如既往地钦佩您所取得的成就。”

这封信表明，彪罗对贝希斯坦钢琴的执着程度不亚于对李斯特或瓦格纳音乐作品的执着程度。对于彪罗来说，贝希斯坦所创作出来的绝佳音色和这两位作曲家开创的新的音乐理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

弗朗茨·李斯特在魏玛使用的贝希斯坦三角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