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近现代大国崛起研究引论（理论篇）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德国崛起对中国的启示 ›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近现代大国崛起研究引论（理论篇）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近现代大国崛起研究引论（理论篇）

2024-07-14 08:55|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大国崛起是众多潜在大国的奋斗目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说到底是由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决定的。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实力的消长，影响着大国崛起的成败和崛起后大国地位的得失。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一个大国实现整体性现代化的过程。政治现代化是整体性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通过国家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和治理制度建设，实现强有力的国家、负责任的国家、受约束的国家和包容性国家等四大目标，建立起四大目标均衡发展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可以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增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助推大国的崛起。国家治理现代化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家治理现代化如若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长期滞后或某一方面单兵突进过度发展,都有可能导致国家治理制度的蜕变,出现掠夺性国家、自大任性国家、分利性国家和汲取性国家等病症，任其发展则会阻滞经济增长，导致制度僵化、起义革命或战败投降等局面，从而导致现代化进程出现挫折和大国崛起进程中断等。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历史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内部的均衡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的前提，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的胜负是大国崛起竞赛制胜的关键。

文/何增科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

国家治理的质量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优良的国家治理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低劣的国家治理则导致国家陷入内部动乱或招致外敌入侵或因战败而衰落乃至败亡。近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家整体现代化的进程与命运，进而影响着近代以来国家的兴衰和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成败。近代以来在大国崛起的激烈竞争中，潜在大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进展直接影响着本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兴衰成败。

国家兴衰、大国兴衰与大国崛起

对国家兴衰成败根源的分析，是令许多学者着迷和孜孜不倦加以探索的一个问题。国家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理论流派可以区分为单因素决定论和多因素决定论。多因素决定论者认为，国家的兴衰是由包括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内的多种要素共同决定的。单因素决定论有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等。其中制度决定论与国家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详细加以介绍。以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经过对经济史的长期研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对长期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诺斯据此发展起一个制度安排通过提供激励机制、机会结构和约束机制影响个体行为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社会经济政治绩效（国家的兴衰）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来解释不同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和相应地国家兴衰的原因。曼瑟∙奥尔森利用集体行动理论分析了国家兴衰的原因。他提出了著名的搭便车观点和市场强化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 用来解释长期增长或繁荣的原因。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在继承寻租理论和分利集团理论基础上根据包容性（Inclusive）和汲取性(Extractive,又译为榨取性)等关键特征和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将制度区分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并以此来解释国家兴衰的根源。在国家兴衰根源研究中，大国兴衰原由的研究更加令人关注，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饶有趣味的研究。在对大国兴衰原因分析中, 艾米∙蔡的分析和保罗∙肯尼迪的分析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值得关注。艾米∙蔡分析了历史上超级大国或者说帝国的兴衰原因，其基本命题是，历史上的每一个超级大国在其兴起到鼎盛时期都表现出了突出的多元化和融合性特征，或者说宽容在其兴起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追逐世界霸主的竞赛中该国比其他竞争者更加宽容。保罗∙肯尼迪则着重分析了近现代以来五个世纪中大国的兴亡盛衰及其原因（TheRise and Decline of Great Powers）。他认为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在不断变化, 这是由于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同时是因为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以使一国获得比他国更大的优势。 2004年以来,出于对中国自身和平崛起前景的关心,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个大国崛起（Rise of Great Power）研究的热潮,历史学界、国际政治学界、军事学特别是战略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对于大国崛起的含义、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基本模式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大国崛起研究属于大国兴衰研究的一部分。所谓大国（Great Power）是指在特定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对他国拥有以强制性力量为后盾的强大影响力的国家，包括地区性大国和世界性大国。这些大国同时也是特定地区内的地区性强国乃至世界性强国，他们不同于那些仅仅拥有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或丰富的资源的潜在大国(Potential Great Power)。所谓崛起（Rise）是指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的过程。崛起国或新兴大国（The Rising Great Power）是指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并迅速缩小与其他大国差距的国家。大国崛起是指那些潜在大国因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而逐渐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强国的过程。成功的大国崛起是指通过持续的或间歇性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而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强国的过程。大国崛起的失败是指潜在大国因崛起过程的中断而失败或现行大国出于种种原因而从大国地位上跌落下来的现象。近现代以来大国崛起的指代范围主要是指15世纪以来先后成功崛起或曾短暂崛起又迅速衰落的9个大国,他们是: 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钱乘旦在总结15世纪以来世界大国起落的历史基础上，概括出了大国崛起的一些共同因素，他们包括：民族独立，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国家整体实力的强大特别是强大的经济；坚持向世界开放，吸取别国的经验和优点；重视创新不断变革；善于抓住机遇作出科学决策。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在他看来包括：穷兵黩武，逞强称霸；骄傲自大，固步自封；丧失机遇，应对失措等。陈奉林将近代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归结为四条：科技进步是国家崛起的根本性支柱；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国家崛起的基础；制度创新是国家崛起的促进力量；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傅菊辉和许璐则在这四条经验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条，即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尽可能把战争和战略摊牌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有一些学者把近代以来世界主要大国崛起模式进行了必要的区分（详见表1）。还有一些学者在区分大国崛起的先行者和后来者的基础上，强调后发者不需要去摸索、创造一套新的制度，而是可以借鉴和仿效先进者已有的制度(制度移植)，然后根据本土的环境加以必要的创新，这是因为制度创新（Institutional Renovation）比制度创造（InstitutionalCreation）更加容易些，成本也更为低廉。

表1 世界主要大国崛起的模式

国家

崛起模式

西班牙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

荷兰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暴力的商业贸易

英国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暴力的商业贸易+工业革命

美国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暴力的商业贸易+工业革命+技术创新+软实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近现代以来的大国兴衰：一个分析框架

国家治理(State Governance) 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按照官方的权威解释，国家治理就是治国理政，或者说是治理国家，而古今中外有了国家就需要治国理政，因此这一概念具有普遍适用性。一些学者则在这层含义之外又增添了一层含义，这就是治国理政者本身需要负责任受约束。治国理政需要委托代理责任机制和权力行使的约束机制对于古今中外的国家及其领导人来说同样具有普遍适用性。至于从晚近才流行起来的治理概念中所吸收的多元行动者的合作管理理念，则只适用于现代国家的国家治理，其适用范围受到较大的限制。在综合这三层含义基础上,可以给国家治理下一个定义: 国家治理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主权所有者或授权主体）、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者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其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国家治理是国家政权及其执掌者处理内外部事务的各种机构规则和行为方略的总和,包括国家治理方略和国家治理制度两个方面的内容。国家治理制度为国家治理方略提供制度框架,设定底线,规定行动范围和方向,国家治理方略则是统治者在此框架范围内选择和实施治国理政的战略策略。我们这里研究的重点是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及其执行能力。国家治理的制度包括经济治理制度、政治治理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治理制度、文化治理制度、外部环境治理制度，它们共同构成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国家治理制度的执行能力与国家治理制度有着密切对应的关系，与上述国家治理制度相对应的制度执行能力分别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能力；政治领导、行政管理和控制腐败的能力；维护社会团结和秩序的能力；促进思想文化繁荣的能力；生态环境保护能力；维护和平的外部环境的能力。国家治理水平有高低之分和有效与失效之分，高水平的国家治理可实现国家的持续发展、民生的改善、政治的稳定即国家的兴盛，反之则会导致国家的衰败。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既可能向前进化，从传统的家族家产制国家走向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并建立起现代国家治理体制，也有可能出现退化衰败导致家族家产制国家复辟。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进化和现代化，其目标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理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是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理论的集大成者，并把相关研究推到新的高度。他研究了从族团社会到部落社会再到早期国家以及现代国家人类社会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演化，就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观点。他认为政治发展是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演变，而政治制度有三大组件：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国家是中央集权且等级分明的组织，在界定的领土上享有合法的武力垄断。国家有人格化程度深浅之分，早期国家中国家与统治者的家政缺乏明确的界分，因此被称为家族制国家。现代国家则将统治者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截然分开，努力在非人格化基础上处理公务。法治在福山看来是一套行为准则，反映社会中普遍共识，对所有人包括统治者都有约束力。负责制是指政府关心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不是狭隘的自身利益。现代政治的奇迹是，国家可以是强大有力的，但只能在法律和民主的限制中有所作为，政治制度的三大组件即国家、法治、负责制同时并存并彼此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中，如果失衡则可能滑向强大而没有切实制衡的独裁政权，如果受到多方掣肘则有可能出现低效无能的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是走向现代政治，实现政治制度现代化。政治制度也可能因制度僵化而走向衰败，或者因亲戚优先或互惠交易等传统社会交往原则的复兴而导致家族制国家的复辟。福山的研究表明，军事竞争会促进统治者为了避免生存威胁而推动政治制度现代化，经济增长导致新兴社会阶级被动员起来走上政治舞台从而也会推动政治制度或通过民主革命或通过政治改革而走向现代化。福山所研究的政治制度现代化和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现代化既有重叠之处，也有重要差别。国家、法治、民主是政治制度的基本组件，但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不仅包括政治治理制度，还包括了经济治理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治理制度、文化治理制度以及外部环境治理制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范围比政治制度现代化的范围要宽广。我们在福山理论基础上结合研究国家兴衰特别是大国兴衰的理论，可以发现，现代国家治理体制的基本构件应当包括四个部分：国家、法治、民主、治理制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相应地有四个：强有力的国家，受约束的国家，负责任的国家和包容性国家。强有力的国家（Strong State）是指拥有职业政治家和职业官僚群体、国家能力强大同时享有相对于社会的必要自主性的现代国家。受约束的国家（Constitutional State）是指国家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刚性约束同时建立起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从而为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提供可靠保障的法治国家。负责任的国家（Accountable State）是指，职业政治家群体经过自由的政治竞争过程由作为授权主体的人民或其代表机关选举产生并向人民及其代表机关负责，职业官僚群体则在职业政治家的有效政治控制下依法从事公共管理工作，因此它是一种建立起代表人民利益并向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链的民主国家。包容性国家（Inclusive State）是指包容性制度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外交等各方面公共事务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其中包容性政治治理制度和经济治理制度的含义与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界定含义一致。同时将包容性制度扩展到社会治理制度、文化治理制度、生态治理制度和外部环境治理制度等方面。包容性的社会治理制度包括体现共享、多元、融合、协同、开放和接纳理念的社会福利制度、移民归化制度、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宗教管理制度等。包容性的文化治理制度是指以文化自治、分权化、鼓励文化创造性、更大范围的参与为特征的文化治理制度。包容性的生态治理制度是指用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种机制和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生态现代化的生态治理制度等。包容性的外部环境治理制度是指在处理外部关系中摈弃战争或战争威胁平等协商、提倡多元共治、权力分享责任共担的外部环境治理制度。治理制度的包容性体现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平等协商的先进理念，是对垄断、排斥、压制等传统统治理念的一种摈弃。包容性国家是市场增强型政府、产权保护型政府，市场子系统因此而得到蓬勃发展；包容性国家是注重分配正义和利益共享、增进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国家，社会子系统由此而健康发展。国家建设、法治建设、民主建设和治理制度建设是实现这四个目标的基本途径。国家建设包括国家机构和能力建设以及民族国家认同建设两个方面。国家建设可分为不同阶段，早期阶段的国家建设致力于建立民族国家，从地方割据走向国家统一和权力向中央政府的集中，实现主权独立，摆脱对外依附状态等。国家建设的后期阶段则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改革，建立廉洁、高效、公正和能力强大的国家。法治建设是法治逐渐替代人治的过程。民主建设涉及到政权组织形式通过革命或改革而实现民主化的过程，早期阶段目标是建立代议制民主，随后的目标是将选举权扩展到所有成年居民并努力将法治和民主结合起来。治理制度建设是从垄断性、汲取性、排斥性治理制度走向开放包容共享的治理制度的过程，增强治理制度的包容性可以通过治理制度的改革创新来实现。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用图（1）表示如下：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大目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国家的自主性和法治的约束力之间存在着张力，法治为国家权力行使划定范围和底线、设定约束性程序、设立纠错机制因此必须具有刚性约束力，但法治又需要为国家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权和自主决策权留出足够的空间，否则国家会陷入低效无能的状态。国家的自主性若恶性膨胀不受约束，则可能出现重大决策错误而得不到及时纠正、可能出现权力滥用乃至腐败行为。国家的自主性和民主的责任性之间也存在着张力，不负责任的国家会成为纯粹自利的国家，民主的政治控制如果超过边界行政管理的专业能力就会受到削弱乃至高度政治化。民主和法治之间也存在着张力。民主若无法治的约束，则会蜕变为激情支配下的暴民政治。法治若不以民主为依归则会沦落为统治者压迫民众的工具。国家的包容性倡导多元融合、参与共享的理念，可能因为过高的福利而共享过度影响国家的持续发展能力，可能因为参与过度和期望值革命而使政府不堪重负，可能因为多元主体难以融合、难以协同而影响认同或效率等。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大目标之间需要保持一种均衡状态。强有力的国家、包容性国家、受约束国家和负责任国家得到均衡发展的国家治理状态，将会实现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子系统的相互增强，强国家、强市场和强社会的并存共赢将促进和保障国家的兴盛和崛起。国家治理现代化四大目标之间的均衡状态可以图（2）示如下：

图2 国家治理现代化四大目标之间的均衡状态

国家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治理制度建设这四大建设在不同的国家因国情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其具体顺序和发展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其基本原则是补齐短板同时避免某一方面发展过度导致失衡。但不论采取何种顺序，最终都需要建设好四大基本构件，完成四大基本目标，构建一个强大的、受约束的、负责任的和包容性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如果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建设长期停滞不前，国家治理体制就会产生退化，可能出现掠夺性国家、自大任性的国家、汲取型国家、分利型国家等国家治理制度衰败的前兆，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子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畸强畸弱的非均衡状态，任其发展下去最终则会导致国家的衰落。所谓掠夺性国家（Predatory State）是指，国家成为统治者掠夺被统治者的工具，政府的服务之手蜕变为“掠夺之手”。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国家建设取得一定进展后，若无民主责任制建设的相应进展来匹配，由于无须对人民及其代表负责并被问责，统治者及各级官员出于自利的目的为追求自身收入的最大化而利用国家权力对被统治者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国家因此蜕变为掠夺性国家。掠夺性国家由于掠夺企业家的财富，侵犯私人产权，导致财富创造活动的萎缩和经济凋敝。同时由于官员与民争利，敛财自肥，导致民生艰难民心浮动，社会陷于动荡之中。经济增长和政治合法性两个方面绩效的恶化最终会导致国家的衰落。见下图（3）：

图3 掠夺性国家VS均衡国家（六角）

所谓自大任性的国家（Unruly State）是指，统治者在不受约束和制衡的情况下为了追求自身的荣耀或不切实际的目标而自大任性恣意妄为的国家。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国家经过国家建设阶段获得很强的自主性后，若法治建设迟迟没有进展，统治者的行为不受法治的刚性约束和其他权力的有效制约,如果统治者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为了追求自身的荣耀确定不切实际的目标，现代国家则会蜕变为任性的国家。在自大任性的国家中，统治者自大任性恣意妄为，容易犯下“颠覆性的”战略决策错误，由于缺乏法治和分权制衡机制的约束因而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错误决策的后果会被放大并持续下去，最终导致国力严重透支，国家逐步变得衰弱不堪乃至突然崩溃。

图4 自大任性国家VS均衡国家（六角）

所谓汲取性国家(Extractive State)是指前述汲取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度来看，在一个国家的民主建设滞后和治理制度建设滞后情况下，经过国家建设所建立的现代国家具有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和相对于社会的高度的自主性。如前述阿西莫格鲁所言，当统治者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时，他们可以利用汲取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快速动员大量的资源投入特定的行业或部门从而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这种依靠国家大量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后劲不足无法持续，最终会因为劳动者缺乏生产积极性、经济结构失衡和民生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而导致经济停滞，民众怨恨，国家富强的梦想落空。见下图（5）：

图5 汲取性国家VS均衡国家（六角）

所谓分利性国家（Distributive State）是指奥尔森所说的狭隘的、排他性的分利集团（DistributionCoalition）在利益分配的国家立法和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度来看，在一些长期和平享受结社自由的民主国家中，那些组织起来的具有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他社会成员搭便车心理缺乏组织和集体行动的弱点而“过度参与”，他们“俘获”国家官员、“绑架”公共政策，开展设租寻租活动，推动国家通过高税收、高负债来维持自身的高工资、高福利。分利性国家导致国家自主性的丧失和制度的僵化，国家的再分配职能压倒了其他职能而占据主导地位，其结果是生产性激励的缺失，福利国家依赖症，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并发,从而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见下图（6）：

图6 分利性国家VS平衡国家（六角）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由于某一个或几个方面长期滞后而导致的国家治理制度的蜕变可以图（7）示如下：

图7 国家治理制度因四大建设某一方面的滞后或膨胀而出现的蜕变

在以上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就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近代以来大国的兴衰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包括一个命题和四个研究假设。 ——基本命题：国家治理制度的质量优劣影响着国家的兴衰成败。这个命题可以图示如下，见图8。国家治理制度的质量高低塑造着个人和组织的行为选择，个人和组织的行为选择的汇合决定着长期的国家治理绩效，具体表现为国家的兴衰成败。经济治理制度在界定和保护产权等方面的差异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选择如在创造财富和寻求租金或寻求特权或垄断之间做出选择，后者影响着长期经济增长与否。政治治理制度的质量差异影响着官员的行为选择如廉政勤政还是以权谋私，后者则影响着政治稳定与否。社会治理制度差异影响着分利集团的垄断还是共容性组织的发展，进而决定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或走向阶层固化。文化治理制度的性质和质量影响着知识生产的收益和风险，进而决定着思想文化的繁荣还是萧条。生态治理制度的性质和质量决定着生态保护和掠夺性开发的收益和风险，进而影响着生态环境的好坏。外部环境治理制度的性质和类型影响着统治者塑造外部环境的行为选择，是发动战争追求自身利益还是维护和平互惠的外部环境，进而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前者可能导致战败政权崩溃或国力极大损耗，后者使国家可以享受长期的和平红利。

图8 国家治理制度通过塑造个人和组织的

行为选择而导致不同的国家治理绩效

——研究假设一：国家治理制度的变革影响着近现代大国崛起的成败。这个研究假设可以用图9来表示。许多国家的传统国家治理制度表现出掠夺性国家、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家族化管理、外包式管理、个人集权不受约束等特征，这些特征是导致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国家治理制度变革就是通过改革改良、制度移植与创新或革命等途径来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制。是否具有学习能力和变革能力,是否具有强烈的变革意愿和有无良好的改革策略，能否成功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变革走向现代国家治理体制直接影响着近现代大国崛起的成败。

图9 国家治理制度的变革影响着近现代大国崛起的成败 ——研究假设二：国家治理制度现代化的进展影响着近现代大国崛起的进程。这个假设可以用图10来表示。近现代大国崛起的过程同时也是整体性现代化的过程，政治现代化发挥着牵引的作用。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现代化如能通过国家建设和治理制度建设实现强有力国家和包容性国家目标则能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如能通过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建立负责任和受约束的国家则能增强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只有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兼备，经济社会现代化才能持续进行，否则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停滞乃至倒退会导致经济停滞、起义革命或外部威胁, 进而导致现代化事业出现挫折乃至中断。

图10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展影响着大国崛起的进程

——研究假设三：国家治理变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失衡和滞后导致近现代大国崛起进程的中断乃至走向衰败。

这个假设可以用图11来表示。一个潜在大国的国家治理变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长期滞后会导致四大建设严重失衡，则有可能出现掠夺性国家、自大任性国家、汲取性国家或者分利性国家等诸多政治病症中的一种或多种并发，最终葬送该国大国崛起的事业。

图11 国家治理变革滞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失衡妨碍大国崛起

——研究假设四：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的领先者将在大国崛起竞赛中胜出，反之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的落伍导致大国崛起竞赛中的落伍或者被超越。

这个假设可以用图12来表示。近代以来大国崛起是一场多波次的、多国参与的激烈的国际竞赛，在这场大国崛起竞赛中，不同国家之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中领先者可以在制度竞争中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比较制度优势，比较制度优势导致制度绩效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假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的领先者将在大国崛起竞赛中胜出，反之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的落伍导致大国崛起竞赛中的落伍或者被超越。

图12 大国崛起竞赛的结果取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竞争的胜负

大国崛起是指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内该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快速上升的现象。1400年以来，有9个国家先后崛起过，他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有的崛起成功后又衰落了，有的间歇崛起，有的重新崛起，都值得研究。崛起成功会导致世界领导国或至少地区领导国的更迭、霸权轮替或世界性权力的转移。大国崛起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大国崛起是一场国家间的崛起竞赛，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我们的研究对象就是这9个国家的现代化史和崛起史。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国别案例研究法，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国别案例研究所要关注和回答的问题是：（1）该国国家治理制度改革促进自身的崛起了吗？具体途径是什么？（2）该国国家治理制度现代化的进程对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有促进作用吗？表现在什么方面？（3）该国国家治理制度变革有无滞后和制度体系建设有无失衡现象？如果有的话，对该国崛起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4）该国在大国崛起竞赛和国家治理制度现代化的国际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还是处于追赶者乃至落伍者位置？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的结果对该国的崛起或崛起进程的中断有什么影响？

本文原载于《复旦政治学评论》2018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将全文分成”理论篇“和”案例篇“分别发布，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更多内容敬请点击浏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官网：www.rccp.pku.edu.cn。

希望阅读更多文章请扫描中心二维码：

【本文地址】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近现代大国崛起研究引论（理论篇）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近现代大国崛起研究引论（理论篇）

今日新闻

推荐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