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进行去工业化调整是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时的必然结果，但是与英美等国依靠市场进行产业转移式的去工业化不同，日本与德国更加偏重以政府主导为主的产业升级式工业化发展。即通过国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干预，推动制造业增长方式从传统要素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变。在此过程中，日本与德国的工业化表现，既具有产业转移型的“去工业化”特征，也具有产业升级型的“再工业化”特征。在新一轮全球再工业化浪潮下，未来中国需要吸取日本与德国的工业化经验，不断加大研发支出，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深入发展。最终实现“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十四五发展目标。

回溯历史来看，日本与德国的产业转移型“去工业化”时期与产业升级型“再工业化”时期有着明显的时间区分。

第一阶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下，陆续进行产业转移型的去工业化调整。在此期间，日德两国与英美相同，制造业占比出现迅速下滑（日本与德国制造业占比分别从1970年的29%与33%下滑至1994年的24%与21%，图1）。

第二阶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来看，全球制造业比重从1997年的17.5%下滑至2018年的15.3%；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从1997年的17.5%下滑至2018年的14%。而日德两国制造业占比下滑速度却远低于高收入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德国制造业比重从1991年的24%下滑至2018年的20%；日本制造业的比重从1990年的24%下滑至2018年的21%（图2）。不难看出，日本与德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制造业占比的变动与英美两国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降幅明显偏低，甚至并未达到去工业化的状态（仍处在20%及以上的水平）。

第一，技术革新使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推动日德两国在劳动力素质与产业上进行双向升级。德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从1960年的0.58上升至2000年的0.98，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从1960年的0.47上升至2000年的0.72（图3）。虽然生产成本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仍使日德两国出现了产业转移型的去工业化现象，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弥补了由要素成本提高所带来的劳动力问题。同时，日本与德国的发展符合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即通过技术革命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此过程中，日德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使劳动力像英美两国一样过度流向服务业，反而因为两国打出了产业升级和劳动力再教育的配套政策，使更多的劳动力进入了产业升级后的新兴制造业行业。在这一正向循环下，由于日德两国出现了劳动力结素质和产业结构的同步升级，使其经济在经历去工业化后仍然保持一定的增长动能。产业升级与经济全球化等因素贯穿日德两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

第二，居民收入提高与产业升级共同助推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从居民收入表现来看，日本个人可支配收入指数从1980年的57.6上涨至2000年的100.6，涨幅高达74.7%；德国居民收入指数从1980年的49.1上涨至2000年的74.6，涨幅高达51.9%（图4）。虽然英美两国同样经历了居民薪资的增长，但由于英美产业结构的变动主要以产业转移型去工业化为主，且经济金融化程度较深，所以英国与美国的新增需求主要集中在消费型服务业层面。而日本与德国生产力与居民收入的提高虽然也通过要素转移传递到服务部门,消费型服务业在此期间同样得到明显提升。但由于日德两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主要以产业升级为主，而生产型服务业的扩张就是产业升级的自然延伸，此时新增需求就会向生产型服务业延伸。同时，考虑到生产型服务业不仅本身劳动生产率增长空间较大，而且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品，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会直接拉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样一来,日德两国本土的产业升级与生产型服务业的共同发展就进入了良性循环。

第三，经济全球化推进国际贸易发展，日本与德国加强制造业产品对外出口。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日本与德国的对外出口占比表现有所不同：首先，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前，德国对外出口占比从1970年的18%的低位上升到2000年28%，日本则从1970年的9%的上升到2000年10%（图5）。在此阶段，日本涨幅低于德国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日元的升值降低了日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在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被美国列为不公正贸易对象国,美国的贸易制裁使日本对外贸易受到影响。其次，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日本与德国的对外出口占比均明显提升。其中，德国对外出口占比从2000年的28%的上升到2017年39%，日本从2000年的10%的上升到2017年15%（对亚洲出口成为日本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图6）。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日本与德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两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力愈加明显,以机电产品与运输设备为主的中高端出口迅速增加。

然而，与英美不同的是，日本与德国在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占比上始终偏低。我们观察到，1990年日本与德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分别为25%与12%，美国与英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为32%与25%；2019年日本与德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分别为17%与16%，美国与英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为19%与25%（图7）。

为什么日德两国的工业化水平比美英高，而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却比美英低？我们认为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1990年以前，在英美两国已经经历了产品成熟期并将成熟的产品对外转移后，日本与德国才开始进入工业化大发展，这一时间差导致英美两国长期占据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制高点。在工业化早期阶段，由于缺乏持续的研发投入以及足够先进的技术支撑，日本与德国难以在1990年以前在高科技制成品层面与英美两国抗衡。第二，由于英美两国将中低端制造业全部对外转移，日本与德国把握住了产品生命周期的时间差，通过抢占英美两国放弃的中端制造业市场，大力发展机电产品与运输设备的生产制造。从数据上看，截至2019年，德国的机电产品与运输设备出口占比达到49%，日本为58%，而英国在该占比上仅有37%(图8)。通过深耕中端制造业产业的发展，日本与德国即便在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上略逊于英美，但也受益于整体工业领域的扩大，从而使自身的工业实力保持在全球前列。

第四，经济金融化的程度影响工业化进程。由于日本的金融市场变迁偏复杂，我们在此以德国为例：首先，德国上市公司直接融资水平偏低。德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在1975年仅为10%，而全球平均水平为29%，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0%；德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在2018年上升到44%，而全球平均水平为92%，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18%（图9）。从1975年到2018年的变动来看，德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尚未达到全球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其次，从M2/GDP的角度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之前，德国在该比例上占比高达170%-180%；而直接融资市场更为发达的美国，在该指标的占比上仅有60%-70%（图10）。对比来看，德国的这一比重是美国的2-3倍，也表明资本市场普遍偏爱的直接融资在德国明显不足。

在经济金融化程度偏低的情况下，德国制造业占比保持20%以上的高位。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在金融业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德国需要维持一定的工业化水平以保持经济发展。如我们在前一篇文章里所谈到的那样，通过在虚拟经济领域的不断发展,资本可以在避开资源及生产周期的外在束缚,企业可以在实体生产低迷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高额利润；对居民而言，虚拟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提供新增就业岗位，一定程度上对冲去工业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德国由于并不具备像英国以及美国一样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且自身经济金融化程度偏低，所以无法通过仅仅依靠金融行业的发展来维持去工业化下的经济增长。在虚拟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有限的情况下，德国仍然需要大力发展工业，以保障自身经济的平稳增长。二是间接融资的高企，能够更好的扶持以抵押贷款为主的制造业企业。由于间接融资对企业自身的抵押担保有着较高的要求，出于更快捷的获取融资的考虑，德国本土更容易催生相对于服务业而言资产更重的制造业企业。长此以往，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下，德国逐渐形成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工业化经济模式。数量众多的中小高科技制造业企业在这种定向支持下的迅速发展，最终体现为工业化水平的持续进步。导致德国直接融资占比偏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德国不具备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如我们前一篇文章所谈到的，由于英美两国的主权货币优势明显，且拥有伦敦和纽约这两大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资本家为了追寻新的利润增长点,纷纷将新增资本投入到以金融业为主的虚拟经济领域。但德国与英美不同，并不具备储备货币的国际地位，在货币发展史上也未能获得任何货币特权。因此，在英美两国纷纷通过去工业化将产业重心转移至金融业时，德国无法像英美一样仅仅通过依靠金融业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其次，德国是一种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且德国银行为混业经营制度，贷款审批与企业上市都必须通过银行。在这一特殊体制下，政府能够有针对性的对特定行业进行融资支持，德国企业也更容易获得间接融资。此外，从微观角度看，由于中小型企业在德国企业中占比偏高，为了避免企业所有权的分散，这一类企业往往更倾向于通过银行进行间接融资。因此，在德国特有的企业结构与金融结构下，经济金融化的必要性与便利性均较为有限。

以日本与德国为例，中国应该不断增强自身的制造业实力

首先，日本与德国偏重“技术立国”，进行了产业升级型的工业化发展。日本与德国在工业化道路上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及时推动制造业增长方式从传统要素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变。通过对新旧产业进行结构调整，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进而带动制造业产业升级。

拉长数据来看，日本研发支出从1996年2.7%的位置上涨到2018年的3.3%；德国研发支出则从1.5%的低位上涨到1.7%（图11/12）。日德两国通过在国内不断研发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培育技术密集型产业，使本国的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条中占据中高端的位置。

中国需要在加大研发支出的同时，引领产业优化升级。在进入制造业投资新纪元的情况下，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增加研发支出显得尤为必要。未来中国要继续以科技强国为主导，充分依托科技创新，持续推进产业升级。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免“一刀切”式改革，针对不同的主体做出不同的战略部署。在企业转型和基础设施领域做好奠基工作，避免简单的“一刀切”所带来的产业发展断层。另一方面需要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的广度与深度，从空间上做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合理有效布局。顺应不同区域的产业规划及发展情况，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的力度。同时，产业升级也需要高科技专业人才的配合。未来需要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使企业的自主研发不断增强，提升本土化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

其次，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日本与德国均推出了“扬长避短”型的倾斜式产业政策。与英美两国偏市场化的产业转移型去工业化方式不同，日本与德国更加偏重以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型工业化发展。即通过国家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行干预，主导整个工业化进程。

从德国来看，在德国重工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德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鼓励,鼓励产业往耐用资本品方向发展，例如机械和电气产品等方面。同时，德国政府也审时度势，及时舍弃了一些自身缺乏竞争优势的制造业行业, 如消费类电子产品领域。随后，在2013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正式推出工业4.0计划，即利用物联信息系统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通过一系列战略性产业政策，德国实现了本土制造业的优势发展。

从日本来看，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与欧美的“去工业化”进程处在相同时期，因此日本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向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美等国学习先进技术，从而使其工业发展能够较早的获得技术支持，缩短企业的成本回收周期。在此期间，日本采取了同样的“扬长避短”型的倾斜式产业政策。在美国对日本钢铁、彩电等传统行业进行贸易打击时，日本政府及时加大对电子等产业的政策扶持，从研发到对外出口均给予相关优惠和补贴，从而推动日本半导体与电子科技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此期间迅速发展。

中国可以在国内产业升级的同时，扬长避短进行“倾斜式”产业布局。第一，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未来中国可以在加大建设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基建的同时，推动相关产业配套发展。例如加快数字化发展，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第二，中国可以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通过发展工业互联网，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提升中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第三，在实现碳中和的大方向下，大力发展新能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在此过程中，加大对新型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和产品研发投入，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打造绿色低碳经济。

此外，日本与德国在欧盟拥有区域核心生产地位，充分享受区域经济发展优势。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弗里德曼认为可以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低水平均衡阶段,经济活动分散孤立；第二阶段出现单一强大中心；第三阶段出现单一全国性中心；第四阶段出现多中心的城市群。日本与德国曾经的工业化发展则属于弗里德曼口中的第二阶段，即出现了单一强大的经济中心。这也是工业化初期到中期的现象，通过一个经济中心向整个区域进行辐射。日本与德国分别作为欧洲与东亚的核心，在源源不断的向区域内其他经济体提供工业制成品的同时，也享受着区域内的要素流动和成本优势。

从德国来看，欧盟为德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一方面，从供给层面来看,其它劳动力价格较低的欧洲国家,可以为德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从而缓解德国自身的人口结构压力，为德国制造业的持续性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欧共体的建立使得德国的制造业市场得以拓展，产品也能够更加容易的进入到其他欧洲国家，德国的外部需求市场在此期间不断扩大（图13）。然而，与英国不同的是，德国作为欧共体的创始成员国，在欧洲贸易体系中所享受到的贸易便利程度较英国而言更高。英国则受制于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欧共体成员国担心英国的加入会引起“特洛伊木马”效应，屡屡拒绝英国的加入申请，从而导致英国迟迟无法享受到欧洲的区域经济优势。因此，即便德国与英国同为小型经济体，德国也能更好的利用欧共体作为贸易“杠杆”，更加充分的享受区域经济的优势。

从日本来看，在完成工业化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转移，形成了“雁行模式”的新型产业转移格局，开启了产业转移型的“去工业化”进程。在此过程中，日本不仅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扩大生产，也拥有不断成长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广阔市场需求。同时，日本政府提出了“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提议,并积极推进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进程。通过构建与欧共体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相似的区域贸易组织，日本不断扩大自己的对外贸易份额，以整个亚太地区作为其贸易往来的核心市场。

基于日本与德国的经验，中国应在双循环框架下，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深入发展。在“RCEP”与“一带一路”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议下（图14），通过进一步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促进投资，相互开放市场，可以充分发挥RCEP成员方距离近、交运成本低的区域经济优势。随着RCEP成员方之间贸易关系的不断巩固深化，部分RCEP成员方因“去全球化”影响而损失的贸易份额有望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加深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区域间贸易链条也将更为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也将更好的带动RCEP成员方经济增长。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共同作者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高级经纪学家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