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1885年，德国侵占了通往太平洋要道上的新几内亚沿海之一部以及所罗门群岛，有了接近中国的“跳板”。此后，以经挤入帝国主义列强的德国，对于在中国获得一海军基地问题便显得迫不及待了。在国内，威廉二世炮制了耸人听闻的“黄祸论”，大肆制造对外扩张的舆论，煽起了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为了控制中国，扩大在华势力和影响，1895年德国积极参加了“三国干涉还辽”活动，企图以此作为向中国索取报酬的资本。此后，从1895年至1897年11月武装侵占胶州湾前，德国政府先后七次向中国政府提出要在中国海面获得一个海军站的侵略要求，其夺取海军基地的欲望，已经达到急不可待的地步。尽管德帝国主义数十年来梦寐以求在中国取得一个海军基地，但在1897年以前，一直迟迟没有动手，是有其种种原因的。开始是军事上的顾虑，感到力不从心，后来则主要是外交上的顾虑。它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刚刚挤入瓜分中国筵席的时候，早已是“座无虚席”，它曾经看中的威海卫、镇海、三沙、厦门、大鹏湾、舟山、澎湖、台湾等地，早已为其他列强视为自家的“盘中之物”，不容德国分享。要想在中国身上割取一块肥肉，德国不得不顾及与其他列强的伙伴关系。为了减少外交上的麻烦，德国不得不在上述地区之外，即诸列强势力范围之间的“空白地带”另行选择一个港口，而这个港口迟迟没有选定。

在德国侵略者的如意算盘中，即将夺取的这一港口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应有军港的性质”，“大大增加其太平洋舰队的成分”，成为今后德国在远东的海军基地，加强与其他列强竞争的实力；二是“应成为德国商品的重要据点”或“中央仓库”，“加强德国在中国的商业地位”，以便进行新的资本输出和原料的掠夺，牟取最大限度的殖民利益；三是“成为未来德国铁路的起点，铁路由此通往中国内部，此一铁路将成为德国在中国进一步扩张及巩固经济实力，尤其是政治势力的传导体”，从而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独霸一方（以上见《红档》第75页、第76页；《光辉的百年历程》第19页）。

经过长期的窥测和权衡，德国侵略者可谓“独具慧眼”，终于选中了胶州湾这一块宝地。 1896年11月29日，德皇威廉二世召集御前大臣会议，作出了武装侵占胶州湾的阴谋决策，并于12月15日制定了军事计划。此时，利令智昏的威廉二世已把胶州湾视为自己的版图，派出河海工程专家佛朗求斯带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前往胶州湾进行实地勘测，对“胶州湾之位置、形势、面积、港口、岛屿、气候、风位、潮流、潮夕差度、海水所含盐份及动植物、水深之增减、锚泊地、海岸高低、地质、饮水、住民、商业、交通、渔业、畜牧农业、道路、航路、房舍、建筑材料工业、车站地点”等一一作了精密勘察，并写出了详细报告，甚至对于侵占后“小而一片礁石、一片沙土此后如何利用，大而铁路、航路、船坞如何设备，以与香港、上海竞争”（《胶澳志》卷一，沿革志）等都逐条作了规划，足见其垂涎之久、野心之大、谋划之深。德帝国主义对胶州湾艳羡如此，于是便精心策划，布置刀俎，决意兴兵略地，夺而踞之。

勾心斗角，狼狈为奸

——德国与俄英法日等国的争夺与交易

如前所述，德国在挤入瓜分中国的筵席时难免与其它列强的在华利益发生矛盾。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德国在加紧对中国沿海进行侦察、谨慎地选择一合适的港口的同时，以及发动军事入侵侵占胶州湾的全过程中，对俄、英、法、日等国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它时而讨好，时而拉拢，时而挑拨，巧妙地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圆滑的外交手段，进行了旨在瓜分中国的肮脏交易，终于取得了列强对它的支持和默许。

一、德国对沙皇俄国的外交

对沙皇俄国的外交，是德国实现其远东政策的重点，这是因为德国选中并准备侵占的胶州湾靠近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国要想获得胶州湾，必须小心翼翼地试探俄国的态度，在不触犯俄国在华利益的前提下，取得俄国的支持，才能实现其野心。 1896年8月，德国开始注意到胶州湾，与此同时，德国新任驻华公使海靖到京，他带着特殊使命首先访问了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海靖以试探的口气说出德国要侵占胶州湾的意图，不料俄国公使喀西尼却表示，俄国有使用胶州湾的“优先权”，说去年（指1895年）中国就已同意俄国舰队在此海湾过冬。德国开始遇到外交上的麻烦。面对俄国坚持“优先权”的态度，已决定侵占胶州湾的德皇心急如焚。1897年8月7日，德皇亲自出马前往彼得霍夫访问了沙皇，会谈的中心议题便是胶州湾的权利问题。沙皇感到时机已经成熟，才亮出自己的底牌。这次访问的结果，使德皇认清了俄国的真实目的是侵占旅顺，而把胶州湾只是视为一个临时码头，这无疑是对德国的侵略野心火上加油。9月16日德国正式通知俄国，它的舰队“今年冬季将暂时进入胶州湾”，暗示它即将发动军事入侵；同时还告诉俄国“德国舰队司令受命在必要时预先取得俄国驻此港司令对自己行动的同意”，以表示德国尊重俄国的特权，决不侵犯俄国的利益。而俄国则表示“目前俄国在此港没有任何官长”，暗示俄国对德国的行动将不加任何干涉。至此，德俄两国背着中国，而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为筹码进行的肮脏交易拍板告成。在沙皇俄国的支持纵容下，德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经过一个月的周密准备，终于举起了侵略中国的屠刀。1897年11月6日，德皇获悉“巨野教案”发生，当天便命令驻泊在上海的德国远东舰队开往青岛。次日，德皇电告沙皇说：“中国人不久以前突然进攻在我个人保护下德在山东的德国天主教教会，……我一定要依照我们在彼得霍夫的私人谈话来惩罚这些中国人。我相信您会赞成我的舰队进征胶州，……。”沙皇当即回电说：“十分感谢您预先以私人资格通知我。……我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你派遣德国舰队到胶州去，因为最近才知道，此一港口只是在1895～1896年暂时归我国应用而已。”（《红档》第88页、第89页，1897年11月7日尼古拉二世致电）沙皇回电中的所谓“不赞成”是假，而“不能不赞成”即赞成是真。这无疑是再次表明俄国愿意放弃原先坚持的“优先权”，实质上是对德国行动的公开支持。

二、德国对英国的外交

英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华势力最为强大，整个长江流域广大地区成为它的势力范围。但是随着俄国势力逐渐南下、法国势力逐步北上、日本势力逐步西进，英国与俄、法、日的在华利益经常发生冲突。英国为了自身利益，需要有一种与俄、法、日相抗衡的力量与之合作。德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并认为这是实现其在中国获取海军基地野心的极好时机。 “巨野教案”及胶州湾事件发生后，为了换取英国对德国军事侵占既成事实的承认，德国进一步加紧了对英国的外交活动。德皇命令亨利亲王在率领德国第二舰队增援已入侵胶州湾之德军的途中，特意取道伦敦，拜访了英国女皇，与英国签订了“英占苏丹，德守中立”的条约，用德在非洲问题上对英让步，换取英对德占胶州湾的支持。

三、德国对法国的外交

在谋求列强支持或默许德国野心的外交活动中，德国开始对法国并不太重视。因为，德国的目标胶州湾远离法国的势力范围，不会遇到来自法国的阻力。但是在1897年1月底，当德国政府第五次向中国提出获得海军基地的要求，并遭到中国的拒绝时，德国感到有必在谋求更多列强的支持，以便向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为此目的，德驻华公使海靖专门拜访了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要求法国对德国的行动不提出任何反对。法国获悉德国想在中国获得一个港口的消息后，力图把德国排斥于云南、广西、广东省之外，因为它认为这些地方是它自己天然的势力范围。为达此目的，它急于要求清政府“正式保证”不把上述地区及海岸“通过任何形式以及在任何情况下出让给任何其他国家”（《使华记》第203页）。1897年3月15日，中国政府被迫发表了这一内容的声明。法国政府的态度和中国的声明对德国野心以鼓舞。因为德国的目标本来就不在云南和两广，绝不会与法国发生任何冲突。德国对法国的态度是非常满意的，就在中国政府被迫发表声明的第三天，海靖再次拜访了施阿兰，对法国的默许态度表示感谢。

四、德国与日本的外交

日本与德国一样，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问题上，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语言，很早就开始了勾结。甲午战争期间，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曾要求日本，把列强在华活动的所有情报随时通知德国，以此作为德国不干涉、不反对日本发动对华战争的“报酬”。整个战争期间，每当日本打一次胜仗，德国都向日本发去祝贺。但在甲午战争即将结束，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前后，德国担心日本通过战争赔偿获得大片中国领土使自己没有立足之地，于是心怀鬼胎积极参与了三国干涉还辽活动。然而狡猾的德国也没有忘记“我们将来也许需要与日本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上达成谅解”，极力维持与日本的“友好”关系，防止因德国参与干涉还辽而使日本感到不快。在日本向中国索取多少“赎辽费”的问题上，德国积极支持日本开始抛出的五千万两白银的要价，说什么日本的要求是“宽和合理”的、“完全适中”的，“是围绕着合理的范围”等等（《中日战争》第七册第393页，德国副外交大臣罗登汉之记录）。通过上述活动，德国获得了日本的欢心，为以后同日本的交易打下了基础。胶州湾事件发生后，日本对德国的突然军事行动感到有点吃惊，开始它认为“一个西方国家长期地或可能永久地侵占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将危害远东和平”（《列强》第196页，1897年12月1日萨道尔致索耳兹伯里电），并企图煽动英国进行干涉。德国获悉后，急忙采取措施，它对日本政府说，只要日本不反对德国侵占胶州湾，德国“绝无意从原则上妨碍日本进取中国大陆的计划”，“不再反对日本在中国大陆上立足”。从而换取了日本对德国侵占胶州湾的支持。

寻机发难，兴兵略地

——德国对中国的海盗政策及其狰狞面目

德国在同俄、英、法、日列强进行瓜分中国的肮脏交易的同时，对中国则凶相毕露，完全是一幅海盗般的面孔。如果说甲午战争期间德国还戴着一幅同情中国的假面具，而参与了三国干涉还辽活动，那么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德国便丢掉一切伪装，赤膊上阵，向中国伸出了侵略魔爪。

一、威逼利诱，索取“报酬”

甲午战争后，德国第一次向中国提出海军基地的要求是在1895年10月。清政府虽以“这可能激起其它国家类似的要求的欲望”为理由拒绝了德国的要求，但也给了德国相当的“报酬”——与德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汉口租界条约》和《天津租界条约》。然而，德国侵略者欲壑难填，两个月后，第二次提出了“或租或借”中国海港的要求。中国方面仍以“恐他国效仿”为理由婉言拒绝。1896年6月，李鸿章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后返国途中访问柏林，德皇威廉二世在接见李鸿章时第三次向中国索取“报酬”。李鸿章则含糊地表示“将在北京支持德国人的要求”，但仍未敢贸然答应德国的要求。

二、加紧准备，寻找借口

德国三次提出侵略要求未能实现后，利欲熏心的德国侵略者感到：“如果它不在远东获得一个港口，它在中国的威望将因此受到损失”（《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第40页，1896年11月19日拉道林致何亨洛），于是德国决定“先行动后谈判”，一方面训令德国海军部加紧选择入侵地点，一方面训令德国驻华公使“特别注意造成一个行动的机会”（同上，第45页，1896年克勒麦特备忘录）。 1896年12月25日，德皇召集御前大臣会议，决定武装侵占胶州湾，并制定了军事行动计划。第二天，德驻华公使海靖第四次并且是指名道姓地提出租借胶州湾50年的要求。当1897年1月海靖第五次提出侵略要求并遭到拒绝后，威廉二世感到不耐烦了。他在外交部的一份文件上批示：“在这样拒绝之后，那将是一个耻辱。这是最后一次，不要再问了！一旦确定地点后，立即予以侵占”（《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第50页，威廉二世给外交大臣马沙尔的批示），不过这时德国尚未取得俄国的默许和支持，因此，虽以决定侵占胶州湾但并没有立即动手。到同年8月德皇访问沙皇，双方达成默契后，军事入侵便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10月3日，停泊在武昌的德国军舰“柯尔莫伦”号的水兵故意制造事端，引起当地居民的愤怒，用石块袭击了德国水手，海靖闻迅立即动身前往武昌，名曰处理善后，实则企图扩大事态以造成入侵的借口。但是中国政府迅速作出了赔偿，海靖扩大事态的阴谋没有得逞。

三、凶相毕露，武装侵占

1897年11月1日夜，山东巨野县的农民群众袭击了张家庄的德国教堂，平时作恶多端的德国传教士能方济、韩·理加略二人当场毙命，只有薛田资侥幸逃生，史称“巨野教案”。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于德国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11月6日，消息传到德国，威廉二世欣喜若狂，他说：“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好久所期待的理由与事件”（《山东教案史料》第196页，威廉二世谕外交大臣布洛夫电，以下简称《教案》），命令其远东舰队“立即驶往胶州，侵占该处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他声称：“我现已坚决放弃原来过分谨慎而且被全东南亚认为是软弱的政策，并决定要以极其严厉的，必要时并以极野蛮的行为对付华人，以表示德皇不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而且和他为敌并不好玩”（《教案》第195页，1897年11月6日威廉二世谕外交部电）。德皇狂妄地叫嚣：“胶州湾将是我们的”，“希望全世界人们从这件事上永远取得这个教训，对于我可以说，‘逆我者亡’”（《教案》第197页、第198页，威廉二世谕外交大臣布洛夫电）。11月10日，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棣特克列率领兵舰四艘从上海出发，直扑胶州湾。于11月13日到达胶州湾海面，并于次日清晨在前海栈桥附近登陆，强行侵占了青岛。

德国军舰占领胶州湾

四、拖延时间，拒不撤兵

德国军人在胶澳清军总兵衙门正门处的合影

清政府获悉德军侵占胶州湾后，惊恐万分，光绪皇帝接二连三地电告李秉衡说：“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惟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吓，不为之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衅自我开”，“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若轻言决战，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束？”（《教案》第186页、第187页，1897年11月16日、17日光绪皇帝两次上谕）。并三番五次派遣王公大臣前往德国使馆，要求德国撤兵，双方开始谈判。但是德国别有用心，不愿过早地“摊牌”，密令海靖不要过早地提出赔偿条件。海靖根据德国政府的意图，直到“巨野教案”发生后的第十八天，胶州湾事件后的第五天，即11月19日才从武昌返回北京。11月20日早晨，海靖前往总署送来一纸照会，提出了六条苛刻的赔偿条件，开始了双方的谈判。

六条的内容是：

（1）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

（2）给教堂建筑费六万六千两，赔偿“盗窃”物品银三千两；

（3）巨野、菏泽、郓城、单县、曹县、成武、鱼台等七地，各建传教士住房一所，共给工费两万四千两；

（4）担保以后永无此等事件发生；

（5）准许中德两国人合资设立德华公司，建筑山东全省铁路，并开采铁路附近矿产；

（6）德国因办理此案所费之数百万两之款，均由中国赔偿（《中德外交史》第16页）。

这六条，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只字不提德国入侵胶州湾和撤兵的问题。中国方面声明，尽管德国的要求甚为苛刻，但“没有任何为中国政府所不能友谊谈判之点”，要求德国“先放弃侵占中国领土，然后开始谈判军港要求”。可是海靖却无理声称“撤退却是我唯一不能谈判之点”（《教案》第200页，1897年11月21日海靖致德国外交部电），此后近一个月的谈判中，海靖总是百般无赖地为其不撤兵寻找借口，千方百计拖延时间，故意“使华人先撤退的要求悬而不决”（《教案》第200页，1897年11月21日海靖致德国外交部电）。

五、步步进逼，强签租约

德国一方面派遣亨利亲王率领第二舰队于12月10日起程前往中国，一方面加紧对中国进行威逼利诱。当德国向中国政府施以巨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压力的时候，沙俄趁火打劫，从中渔利，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它对中国采取了无耻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答应清政府出面说服德国退兵，甚至拿出一份沙皇命令俄国舰队前往胶州湾的密电给李鸿章看，表示要出兵帮助中国驱逐德军，为此要求中国允许俄国舰队进入旅顺、中国军队必须聘请俄国顾问、修筑中东铁路必须用俄人俄款，说只有这样“方好出面帮助中国向德国理论”。但与此同时，背后却训令俄国海军部，目前不宜派舰前往胶州，训令其驻华使馆代办巴夫洛夫在北京支持德国的要求，与德国开始了更无耻的肮脏交易。当德国表示承认东北、朝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支持俄国侵占旅顺，而且俄国舰队于12月15日进占了旅顺，实现了其多年梦寐以求的野心之后，俄国便翻脸不认账。它拒不承认原先许下的帮助中国劝德、逼德退兵的诺言，说什么，“我看德国在胶州多住些日子，或于中国有益，免得他国来占”，“从前本国既与德国同助贵国收复辽东，将来焉知不与德国一同帮助贵国保护各海口，以免他国瓜分”，“本国皇帝与德皇相好，本国政府亦与德国政府相好”，“我们亦不愿与德国失和”，“我看贵国自能想出法子与德国和平了解”，从此抽身而去（《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77～179页，1897年12月29日中俄双方会谈记录）。清政府企图“以夷治夷”依赖俄国干涉解决“巨野教案”和“胶州湾事件”的希望彻底破灭之后，在德国的巨大压力面前，便开始屈服了。它不再坚持先撤兵后谈判的条件，准备全面接受德国提出的六条要求，殊不知德国的野心才刚刚开始，它的真实要价还没有最后全盘托出。正当中德双方就“巨野教案”将要换约之时，亨利亲王率领的第二舰队抵达胶州湾，德国感到筹码已足，于是德国公使海靖忽以“又有曹州聚众欲杀洋人之事”，“大肆要挟，顿翻前议”，于12月31日提出要租借胶州湾99年的《租地照会五条》（《教案》第190页、第191页，1897年12月31日光绪皇帝上谕；1898年1月15日总署奏折）。海靖凶相毕露、声色俱厉地说：“本大臣现奉本国严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款，否则尽德兵力，索要赔款数百万；……”，并不容争辩地说，教案六条要与租地五条“一齐了结”（《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80页，1898年1月4日中德双方会谈记录）。清政府惊惶失措，万般无奈，只得答应德国的侵略要求，并于3月6日与德正式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胶州湾从此落入德帝国主义之手，成为德国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略基地。

德军占领清军兵营

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胶州湾事件的严重危害及其影响

德帝国主义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发动“胶州湾事件”，武装侵占青岛，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给中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条约》共分“三端”“十款”。

第一端，胶澳租界，共五款。规定租期为99年，租界内德国行使主权，建筑炮台设防；中国船只进出港口必须纳税；租界外100华里内，主权属中国，但德国可自由通行；中国在此地域内发布命令，派驻军队，须经德国同意。

第二端，铁路矿物等事，共四款。规定德国可在山东境内建造从青岛至济南的两条铁路，铁路两边各30华里的矿产，德国有开采权。

第三端，山东全省办事之法，共一款。规定中国在山东境内办任何事务，德国都有优先承办之权（《胶澳志》沿革志一）。这些条款，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给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岛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此后，不仅青岛的主权落入德国之手，青岛附近100华里之内的行政权、驻军权，山东境内的铁路权、开矿权及经办一切企事业的权力均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使山东沦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更为严重的是，胶州湾事件中，德国不费吹灰之力攫取了巨大的在华利益，激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野心和嫉妒，他们纷纷效尤德国的野蛮行径，以种种借口强行霸占中国沿海的港湾，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如前所述，俄国在德国侵占胶州湾的同时，侵占了旅顺，并于1898年3月27日强迫中国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租期25年；5月7日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使东北地区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英国于同年6月9日强迫中国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期99年，使新划定的租界范围陆地较前扩大了10倍、水面扩大了近50倍；7月1日又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租期25年。法国向清政府提出了租借广州湾的照会，不待租约签订，便迫不及待地于同年4月22日侵占了广州湾，并于次年签订了《广州湾租借条约》。日本于4月22日强迫清政府宣布不将福建省割让于他国的声明，使福建省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此外，美国企图谋取三沙湾、意大利企图谋取三门湾、比利时企图攫取汉口租界，但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及列强之间的互相箝制而未得逞。在胶州湾事件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沿海主要港口先后落入列强之手，“凡可为军港者，尽可予人，海军遂无根据地”（《洋务运动》第八册，第497页《海军大事记》，池仲祜著），中国自此海防权尽失，几千年的文明古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然而，胶州湾事件也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新起点。在胶州湾事件期间，帝国主义列强表现出来的侵略野心和狰狞面目、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震动和愤怒，给了中国人民极为深刻的教训，促使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这一切，对于后来发生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都起了一定的激发作用。

1897年12月，即在德国侵占胶州湾、俄国侵占旅顺之后不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连续第五次、第六次上书光绪皇帝，再次痛陈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疾呼“若不及时图治，数年之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敦促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维新。在《胶澳租界条约》签订一个月后，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而振救之”为宗旨，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把维新运动推向新高潮，并于6月11日开始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

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加紧了革命活动，孙中山奔走于日本、香港和东南亚地区，扩大“兴中会”的影响，为日后的辛亥革命作了准备。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则开始掀起反帝斗争的新高潮。由于德帝国主义在山东地区的横征暴敛，激化了山东地区的民族矛盾，这就是席卷中国、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之所以首先爆发于山东的重要原因。据“巨野教案”中侥幸逃命的德国传教士薛田资回忆和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巨野教案调查》证明，当年袭击德国教堂、击毙两名德国传教士的中国农民群众，后来不少都参加了义和团，有的还是义和团在当地基层组织的负责人。

此外，胶州湾事件还使全国人民对青岛地区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富饶的物质资源、巨大的经济价值、优越的地理位置有了更加清醒、更加深刻的认识，并倍加珍惜。特别是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青岛的归属问题成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收复青岛”，“还我青岛”的呼声成了举国人民一致的战斗口号，奏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光辉历程的新乐章。

据：青岛市史志办公室《史鉴》 作者：兰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