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典典，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妇女、性别与性研究系博士候选人

编辑注：本文整理自典典在女权学论三月“女权月月谈”活动“漫谈粉红女权”中的发言与答听众问。非常感谢典典的精彩发言与悉心答复，以及会后对本文的仔细校对和补充！

（注：下文在现场发言基础上进行了修正与补充，原发言请参见活动视频）

首先我想梳理一下“小粉红”一词起源的性别歧视色彩。主要参考以下英文研究：Kecheng Fang and Maria Repnikova, “Demystifying ‘Little Pink’: The creation and evolution of a gendered label for nationalistic activists in China”（下载链接），及相关的中文文章：方可成《“小粉红”，一个“张冠李戴”的标签》，端传媒（编者注：端传媒的文章需要付费订阅，读者也可自行寻找资源。）品葱上也有一篇帖子提及“小粉红起源”，但有失偏颇。

方可成的研究指出，小粉红源于晋江这个女性网文作者为主的论坛，但其突然流行很可能是由一位男性微博大V与一些女性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引发的。2015年一位在微博上拥有超过200万粉丝的自由派舆论领袖@大咕咕咕鸡 ，因发明和使用了“你国”这个词，而被来自“凤仪”论坛的用户攻击攻击。 @大咕咕咕鸡 为了报复她们，发布了从她们微博中找到的一些照片，并对之进行外貌羞辱，称她们为“小粉红”，认为她们来自背景是粉红色的晋江耽美板块（尽管凤仪的用户早在四年前的2011年就退出了晋江论坛，以抗议晋江老板@iceheart 将晋江民族主义分论坛的序列号更改为有嘲讽意味的250。晋江本身并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的内容，很多发言包括250事件甚至表达了对民族主义的反对，但因晋江和凤仪之间的区别比较模糊，外人难以理解）。

自2015年年中以来，“小粉红”这个标签就在@大咕咕咕鸡 的粉丝中流行，被用来贬意地称呼支持民族主义的年轻女孩。而这个称呼“出圈”则在2016年台湾选举后，标志性事件是成千上万的网民冲击台湾Facebook帐号，发表歌颂中国的以表情包图片为主的内容。自由派人士批评这样的“出征”是小粉红发起的，也许因为这种攻击模式相对“女性化”的劝诱色彩，也因为“粉红”和代表执政党的红色关联而具有微妙的双重意味。这时候粉红的含义已经脱离了晋江网站的来源，但仍然保留了性别色彩：小粉红继续被描绘成是天真无知的少女、太情绪化、不理性、容易被洗脑……这和很多性别刻板印象相联系。尽管研究发现，实际上网络“出征”的大部分参与者是男性、一半是海外留学生，而不是什么教育水平低下的国内无知少女，但小粉红成为自由派人士批评这类事件的一个靶子。之后中国的官方宣传又试图夸奖小粉红是美丽善良的中国女孩来回应。尽管双方政见相反，但都同样地利用了小粉红这个标签的性别性质，将其描述为天真的、“误入”政治的年轻女性，应该被贬低或怜惜，但都缺乏自己的主见。这种性别偏见的逻辑很常见，包括目前的俄乌战争也有类似的言论，把战争包装成对弱女子的拯救或者保护，或者把弱小国家比喻成夹在强大男人之间摇摆没有主见的女人。

在“小粉红”刚从女性耽美亚文化爱好者那里被挪用，变成指“无知爱国少女”时，原本的晋江小粉红区用户也过有不满，批评拿小粉红当靶子的人是没有勇气攻击铁血（这样的男性为主的民族主义论坛）用户，只敢聚焦于“小粉红”。这个词现在确实也已经不再属于这些女性，而变成对“支持党/国的网络水军”的一个普遍称呼。但回顾“小粉红”起源，我觉得有必要记得这个起源中对女性的污名。一起讨论“粉红女权”的现象时，我先提出这个小粉红标签的起源问题，也因为我个人觉得要同样地去反思“粉红女权”这个标签是怎样形成的，要考虑到语言中带有的性别歧视色彩，也考虑到在去思考、甚至去批判这样的现象时，如何避免把特定的女性群体、把活生生的人当成标签化甚至污名化的靶子。作为女权主义者，我希望能常常提醒自己，自己想要去批评反对的，从来都不是另一些女人，甚至也不是男人，而是制造和维护父权机制运转的那些带有偏见的故事、技术、制度……

这里就提到了什么是女权，我说的反对父权机制，算是一个简单宽泛的定义。女权主义当然不是铁板一块，有很多不同甚至有矛盾的运动方式和思想流派，但我想女权主义者会去反思父权这一点大概是相通的。我个人更喜欢父权而不是男权这个词，因为我担心男女的说法会把性别限制为两性、会把社会问题简化为生理区别，而“父权”指的是一种人为划分的强权逻辑，包括男女之间的等级制，也包括比如同为男性的父子之间的等级。但是粉红女权的“女权”指的是什么呢？如果也是反父权、反强权的话，那“粉红”和这一点是否冲突？如果粉红支持的是追求强权父权的国家，那和女权就有内在的矛盾。但如果粉红也致力于改善国家呢？粉红具体是指什么，如果说是爱国爱党，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现存的国家都有父权和强权的色彩，但程度有区别，爱国是不是必然和女权是冲突的，粉红或者红色如果指共产主义的信念，又是不是必然和女权是冲突的？这些都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探讨。

如果我们回到“粉红女权”这个标签的开端去尝试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以下几篇文章中的梳理和讨论提到了被认为是“粉红女权”的群体。参考：

简单说来，“粉红女权”群体被认为是将2020年当作“女权开始觉醒的元年”的豆瓣网友，也许也包括部分微博网友，尤其是在这一年围绕一些重大性别相关事件展开热议时，去进行和公权力有所合作的讨论和行动的网友。例如围绕梁钰的一些争议，从她发起“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时和官方的合作到她“高调入党”，有文章因此称2020年只是“中国粉红女权崛起的元年”，“以梁钰为代表的的粉红女权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几乎成为了被体制认可的唯一一种女权力量”。

这些网络上的女性声音，一方面确实带有一定的“女权觉醒”色彩，另一方面关于“元年”的再次宣称，又体现出对女权议题关注的断层：2012年也曾因为包括“女权五姐妹”在内的青年女权行动派的崛起，而被称为“女权元年”；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也被认为是民间/非政府组织（NGO）的概念“第一次”进入中国，引发了许多民间力量包括性别相关的民间组织的兴起；而再之前王政老师专著介绍过的，如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运动的历史，五四时期女权抗争的历史，百余年前中国女性也是和世界上最早争取参政权的女性一起在呼吁革命的（编注：王政老师关于五四女权、“女权五姐妹”等的专著与文章均可在她的个人网站免费阅读和下载）……这些历史，像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权主义》里说的一样，似乎总是归零，新一代的女性意识觉醒的时候，还可能有种从零开始的“元年”的感觉。而去寻找女权的历史，或者觉醒的女性去寻找自我的历史时，也可能有时候“粉红”的部分给了她们资源。

我找到了网络上一篇在2017年女权之声被封号时出现的“小粉红”来信，叙述者表示自己是从爱国的角度出发，发现性别刻板印象影响了她作为女性报效国家的愿望，才开始关注女权：女权之声 | “小粉红”来信？不女权者怎爱国 | 中国数字时代。

这篇自述回顾了建国历史和党史中的女权英雄如秋瑾、蔡畅，也歌颂了“默默无闻的、不知名的女先辈：放弃优渥生活参与革命的五四女青年、战斗在一线的新四军女兵、在后方挑大梁发展工农业的女工人、为了妇女解放事业主动放弃党的高等职务从事妇女工作的女干部”，一方面承认“党内有性别平等意识的妇女运动者也花了非常多的精力甚至牺牲了很多东西，和党内残余的封建男权思想作斗争”，另一方面又认为去批评这种牺牲和不公“并不说明她们为了女权而不爱国不爱党，而是因为这份爱无比深沉和强烈，才希望国家和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运动更加注重，更加尊敬我们的劳动妇女、战斗妇女，关注她们遇到的不平等，关注她们因为性别的限制而无法发挥才能，以至于不能实现报国理想的现实”。特别有意思的是，叙述者区分了真正的爱国和“伪爱国”，在标题指出“不女权者怎爱国”，批评反对女权的人多是功利主义的“键盘侠”，认为他们是“心中无华夏之人，绝不会对国家政策、党的工作有所关心…只会自私自利…对女性仍然受到性别限制的事实也是视而不见…五星红旗在他们眼里面，只是一个可以用来保障自己发大财、平步青云的功利产品…是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者”等等。显然，对这位叙述者来说，“爱国”并不意味着认同党、国内性别不平等的现实，而是要去关心党、国政策，不断斗争来加以性别等方面的改进。

这种想法应该也算是一种“粉红女权”，而它是不是合理，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这里我特别感兴趣的。反而是叙述者对“功利、机会主义者”和“真爱国”的区分。这让我想到了对于信仰和投机的区分。我觉得，如果认为女权是一种价值观，一种要不断反思父权和强权、建设无论性别都能更自主的美好世界的“信仰”，而成为女权主义者意味着对这种价值观的捍卫，那么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的价值观，也未必就不是一些人的信仰。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当然会有矛盾冲突，但如何去面对这样的矛盾冲突呢？我在香港读研究生时，香港中文大学的蔡老师在某一次同志权益倡导者和反同基督徒的交流活动中，说了一段后来一直给我很大启发的话。她说的大意是，矛盾冲突不是我们要去逃避的东西，矛盾其实是宝贵的机会，它让我们有机会去更深入地思考，试着反思自己也理解别人，从而彼此都有机会成长。

我当时自己也算是一个拉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但另一方面，我小时候曾经对基督教非常感兴趣，小学时就通读过好几遍《圣经》，中学时还看了一些比较浅显的基督教研究著作，自己还写了一些思考教义的文章。因此，在面对和反同基督徒的矛盾冲突时，比起简单地嘲笑他们信仰神灵是荒唐的，或者是被保守教会洗脑了，我还是希望能够跟对方多交流，不必一上来就否认对方的信仰。我会更想提示对方，在碰到这样的矛盾时（有一群同性恋要倡导一些他们的信仰认为是错误的行为），是否可以借这个矛盾的机会，去思考一下，自己想要信仰的“爱”的教义究竟是关于接纳还是排斥？神所喜悦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和人的关系？同样，在面对认为爱国是重要价值的人时，我也会想要了解，对方的“爱国”是在怎样的维度上？一般对方会说希望自己的祖国变得更好，那么这种好是什么样的？是人人都能安居乐业，有自主能力的好，还是一种“变强”的弱肉强食逻辑——这往往会导致一些明显“双标”的判断，比如一边骂美帝的军事霸权是坏的，一边又希望自己拥有同样的军事霸权，也就是对“军事霸权”之类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的。对“粉红女权”也类似吧，我确实有一些朋友是支持女权的同时，也表达爱国之心的，而我也会好奇这对她们意味着什么，这些交流对我和对方都常常有一些启发。

我个人的经验是，如果对方和我只是价值观冲突，那么交流甚至某些方面的合作都还是有可能的，矛盾也可能给彼此带来成长的机会，我们的价值观无论是不是会更加接近，都可能会更加开放和成熟，也有可能建立超越价值观差异的信任。但如果对方还没有一些“价值观”，常常“双标”和自相矛盾，交流就会格外困难了。当然，我们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无法和所有人进行这样的耐心交流。我分享这些经验，也只适用于我们有意愿和条件交流的前提下。我还想着重指出，那些对言论空间的打击，对这样的的交流的可能性的打击，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比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可怕千万倍的事情。因为这抹去了一切“矛盾”，一切“交流”发生的可能，也抹去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的可能。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在这里还能有一个这样的空间来进行交流，也很痛心今天嘉宾和听众提出的很多例子中，比如谷爱凌和丰县的事情中，我们都能清楚看到那些对言论空间的抹煞，那些让阶级、性别等差异，完全阻隔了交流可能性的机制。

Q1 如何看待粉红女权对于中国性多元群体的冲突，比如说对顺性别同性恋者的婚姻的冲突，或是更加广泛的对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或非二元者之间的冲突？Q2 一个观察：粉红和女权当然共存，另外我感觉粉红女权和精英女权的差异也并不大，TERF（编注：TERF即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中文一般称为反跨女权）反对跨女去女厕所时，常常会提出，如果你要成为女性，那你要跟女性一起被铁链拴住（但其实跨女也常常遭受来自男性的骚扰，而更不可呼救）。但说这话的TERF也并不粉红，而是很精英，可能这就是中国国情下的，阶级、性别的矛盾吧，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A 谢谢你的提问呀！之后也许会讨论女权和跨性别的关系，这个议题现在也很重要！听说五月的女权学论活动聊跨性别&女权的议题*，很期待你能一起来。我个人觉得在反父权、反性别刻板印象等等方面，女权和性/别多元群体应该是有很多同盟的机会的。而冲突矛盾，也是深入思考各自议程的机会。比如说作为某些顺性别和跨性别女性群体间冲突重点的如厕问题，可能会让我们反思到，厕所的二元化设置本就不合理，并去设想怎样的公共如厕空间才能真正保护所有人的隐私和安全。

Q 可不可以理解为，对于绝大多数被政治和男权洗脑的女性，一口气打破男权和强权是一个太大的冲击，而粉红女权是一个暂时的折中？

A 也许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如果是你的朋友中有“粉红女权”，可以试着去了解对方的具体想法，看看有什么讨论空间？我刚才分享的文章中也有一篇是从爱国开始女权的一位朋友的自述，我的理解是，她和你这样认为女权能够“一口气打破男权和强权”，粉红女权是“暂时折中”的想法不太一样，对她来说可能建设共产主义国家是更完整的目标，女权比较像其中的一部分？

Q 请问大家是怎么看待“媚男指控”呢？

A 我自己看到这种情况，会觉得很可惜和难过，有一种大家无法去批评“房间里的大象”，所以只能去指控其他女性的感觉。

Q  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是否应该避免用“小粉红”这个词？由于典典最开始说的来源原因：小粉红一词本身就隐含着“女性是差的”的错误观念和刻板印象。

A 谢谢引用我刚才的说法（我也是引用别人的研究）。之前很多听众有表示，其实这个来源已经有些“失传”了，一个词流行起来有很多的复杂原因，“小粉红”这个词现在已经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吧。不过我个人觉得，最好不要去给具体的个人贴任何标签（包括小粉红），标签贴给自己就好（比如自称女权主义者）。泛指某些现象进行讨论的时候，流行的标签会很好用，但是要和具体个人深入对话的时候，我觉得能够辨析它们携带的偏见也很重要。也不是说旧词有问题就要禁用（“女”这个汉字也充满奴役色彩，women和men也有等级关系），我会觉得比起“封禁”，能重新阐发出新的词义，或者发明新的更准确公正的词汇，会更有意思～

Q 在现存的体制内，如果想帮助女性或者解决女性的部分现实问题，而且要在被噤声的担忧中，只能通过在政治上与party state（编注：党国）保持一致，然后配合行政去一步步去做？

A 很无奈，但尽力而为，可能就是我们能做的？我觉得在目前的压力下，没有人能够“指导”其他人“应该”怎么做，尤其是如果那些事情有具体风险的时候。所以我绝不会谴责国内的朋友做得不够多，或者劝他们去冒险抗争。但我想，对于有一定价值观（比如女权）需要守护的人，就算是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可能都需要避免做太多违心的、违背自己价值观的事情，而尽量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做一些符合自己价值的事情吧！

Q 俄罗斯目前的女权运动现状也让人觉得诡异，一方面是大量的压制，另一方面是许多年轻女性对于普京的崇拜，以及对征乌的支持，是否俄罗斯目前或者来自其他威权政体，比如新加坡女权运动，能否给大陆本土带来经验或者启发？

A 崇拜普京或者支持战争的年轻女性会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吗？我知道的被压制的俄国女权主义者，似乎都是反战反普京的。威权政体下的运动确实可以互相启发，实际上也有在互相启发，比如大家都会用一些“行为艺术”的方式，都会借助网络新媒体等等，有创意地进行倡导。但是威权政体本身就会进行信息管制，尤其是对试图改变的声音。就像女权总是不得不“从零开始”呼唤更多代际间的交流一样，不同地区的女权运动间如何实现更多交流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Q 刚才有朋友发言说，去丰县营救铁链女子的乌衣有点粉红女权（可以解释一下吗）。我在微博上也看过有人（@voiceyaya）反思，乌衣营救行为是否某种程度上隐藏了我们对被挑战权威的恭敬；中产女性更倾向于认定女子为李莹，制造“只差一记闷棍”的恐慌，是否其实还是关心自己，并不是真的关注基层女性。基层女性是一种被代表的状态，她们怎么想，她们需要什么，没有人关注。我认为乌衣是非常有勇气的，也非常担心她现在的状态，不过我们如何尊重事件中心女性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帮助她们？解救之后呢，送回家吗？困境是非常具体的和现实的。

A 我也不太了解为什么有人说她有点粉红女权，我对乌衣的了解不多。但很同意你说的，困境是非常具体的和现实的。而在乌衣这样试图去接触“事件中心女性”的人也被抓的时刻，更是令人感到无力。不过你说到如何尊重基层女性的主体性这一点，我想也许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吧，比如更加多地去了解和尊重自己能接触的“基层女性”，无论是农村老家的女性远亲，还是外卖姐姐，菜市场的卖菜大娘，家政女工…我自己有条件会尽量和碰到的超市收银员、外卖员、快递员等都聊聊天（目前得到的回应都比我想象的更美好，还得到过她们额外的帮助）。如果比较社恐不擅长聊天，至少对她们表达谢意？

Q 为什么100年前的女中国共产党人就叫中国女权先锋，现在的女权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叫“粉红女权”? 不过另外一位嘉宾说到在男性革命者领导过程中，虽然女性革命者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在和男性革命者的关系当中，确实总体态度上是更加妥协的？

A 因为100年前的中共是少数派革命党，是“屠龙少年”，而现在作为不断打压异见的执政党，恐怕已经是“恶龙”了……？ 确实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共产革命中，女革命者都有过“被背叛”的感觉，很多的事实证据也表明女革命者确实牺牲妥协了，革命过程中女性同样（甚至更多、更不被认可地）出力，但承诺的平等却没有真正实现，责任和权利对等方面并不公正。但革命也永远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要改变这么广大的土地上的深远的父权文化，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其实我个人觉得，丰县事件可怕的不仅是官方的态度，更是这样的父权村落在中国很多，他们仍然带着前现代的观念，认为他们把外村女人不当人，根本没有错，就像一些来自农村地区的听众发言时也说出的那样。这也说明“革命尚未成功，女权同志仍需努力”。

Q 您好，之前我有一个“其实世界不存在性别问题，永远都是阶级矛盾”的想法，也就是说在上层阶级男女之间是没有性别冲突的。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的？

A 我想上层阶级确实可以通过阶级特权，将一些“性别问题”转嫁给下层阶级（比如家政工甚至代孕，让上层阶级的太太们少承担很多女性承担的再生产劳动）。但是“太太”可不是一种稳固的“上层阶级”，如果看看真正的上层阶级（政府和公司高层等）的性别比例之悬殊，还有影视和体育明星等极其悬殊的收入性别差异（最近刚有一个在篮球业界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美国一个高中男篮运动员的月薪水就远高于国家级职业女选手的年薪），就可以明白“其实世界不存在性别问题，永远都是阶级矛盾”并不符合事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