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类型与循证医学证据

循证医学的产生是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和必然。20世纪后半叶，心脑血管、肿瘤、自身免疫性等多因性疾病逐渐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首要疾病群，生命科学的发展也使得新药、新兴诊疗技术不断涌现，这些均增加了临床诊治工作的复杂性，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决策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人们对自身健康程度的高度关注、对社会医疗资源合理分配并充分利用的愿望，也使得医疗服务的目的不再仅仅是考虑解除病痛、维持生命等短期治疗效果，还需考虑治疗的预后、对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以及药物应用的合理性等问题。

过去临床医生依据个人经验，或未经严格评价的证据进行临床诊治决策的模式已不能满足新的临末实践的需要。与此同时，临床流行病学等方法学的发展促使针对临床诊治问题、以人体为对象的临床研究证据大量涌现，但这些科学研究却因文献检索方法的限制和人们对结果意义的认识不足而未被充分利用。

英国流行病学家、内科医生Archie Cochrane（1909-1988）

1972年，著名的英国流行病学家、内科医生Archie Cochrane在其专著《Effectiveness and Effciency：Random Reflections on Health Care》中指出：“由于资源终将有限，因此应该使用已被证明的、有明显效果的医疗保健措施”。1976年，荟萃分析(Meta analysis，Meta)与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view，SR)概念的依次提出对循证医学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认为是临床医学研究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20世纪80年代早期，加拿大McMaster大学的David Sackett等学者普及了医学文献严格评价的原理，促使研究者们将研究重点从对医学文献的严格评价转向将评价结果应用于具体患者的治疗中。

1992年，基于长期的临床流行病学实践基础，David Sackett教授首次提出循证医学的基本概念，并于《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循证医学文献，受到了广泛关注。

1997年，David Sackett教授出版了《怎样实践和讲授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How to Practice and Teach，EBM)一书，明确指出循证医学是最佳证据、临床经验和患者价值观三者的最佳结合，这三者即为循证医学的三要素，为实践循证医学建立了重要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学。

20世纪末，循证医学对医学发展的贡献已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可，并以其丰富的科学内涵、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渗透到医疗卫生的各个领域，推动了一大批新的分支学科的产生，如循证外科学、循证妇产科学、循证儿科学、循证公共卫生等，其中，循证的思维和方法在药学实践中的应用被称为循证药学。

循证医学实践强调的是将个人临床专业技能与经过系统评价所获得的现有的最佳证据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中，个人临床专业技能是指医务工作者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积累的熟练技术与决策能力。证据则是循证医学的基石，任何医疗决策的确定都要基于临床科研所取得的最佳证据。因此，对临床证据及其质量的认识是理解循证医学的核心。所谓高质量的证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威专家意见、教科书的条文，而是指来自无偏倚、真实可靠的临床研究，包括对病因、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预后等临床诸多方面研究，如对临床诊断试验的准确性和精确性研究，对预后指标的有效性研究，对治疗、康复和预防措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等。其中，针对设计良好、前瞻性的随机对照研究所做的系统评价的结论被认为是循证医学目前最佳的证据来源。当然，多个权威专家意见经过系统评价也可能成为最佳证据。

为使系统评价在数量、质量上满足临床实践和医疗决策者的需要，各国临床医学工作者联合起来，于1992年在英国成功建立了Cochrane中心(Cochrane Center)，并于次年成立世界Cochrane协作网(Cochrane Collaboration. CC)。

Cochrane协作网是一个国际性医疗保健学术团体，旨在通过制作、保存、传播和不断更新医疗卫生各领域防治措施的系统评价，提高医疗保健干预措施的效率，帮助人们制定遵循证据的医疗决策。其所提供的系统评价方法严谨，被认为是证据中质量最高者，因此是实践循证医学证据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成为了医疗实践、卫生决策、医疗保险、医学教育、临床科研和新药研发的参考依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