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编辑部：除了头上，你父亲身上还有其他伤疤吗？

徐小平：这次是在淮海战役中负伤的，除了这个大的伤疤，他头上还有很多小弹片崩的伤疤。他腿上也有伤，有个弹片打到他的脚踝骨里面了。后来在医院拍片子时都能照着他那个弹片，时间久了，弹片就跟骨头长在一块了。这腿等于是一等残废了。受伤还导致他的双腿一个长一个短，新中国成立后，还特意找做鞋的师傅特制了一双皮鞋，穿上这双鞋后他再站起来两条腿就一样长了。不过，他只有在出席什么正规的场合时才穿，平常都不舍得穿。

长征的时候他在红25军，到淮海战役的时候他已经是团长了。我父亲跟我讲过，打仗的时候，战士在后头没关系，但是我是指挥官，就必须冲在最前面。他说，你越怕死那你就越会死，你冲在前面反而死神都会怕你。

新中国成立后对子女下属要求严格

绝不允许使用公车

红船编辑部：兄弟姐妹中有战争年代出生的吗？

徐小平：我大哥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他小的时候就是被马夫挑着，一路跟着部队走。我大姐是共和国成立那年出生的，父亲授衔的时候我大姐赶上了。

其实，我还有一个哥哥是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当时因为父母要打仗，只能把他寄养在老乡家，后来被汉奸出卖后，被杀害了。

红船编辑部：您母亲是怎么跟徐将军认识的？战争年代，您父母经常在一起工作吗？

徐小平：我母亲读大学时参加的革命，参军名为黎坚，任新四军女科长，新中国解放后担任南京军政学院教导员。

父母是组织介绍才认识的，虽然性格和文化程度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他们之间感情很好。我母亲是个女强人，她在很多方面帮助我父亲很多。但在两人观点不同的时候，我母亲又会很谦让父亲。

红船编辑部：新中国成立后，在老一辈革命英雄身上，更多看到的是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这方面您父亲对子女是怎么教育的？

徐小平：父亲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小的时候，他有专车，但是母亲和我们不能用他的车。没有特殊情况，家人都绝对不许用他的汽车，包括他自己都不用，每天他都是自己走路上班。万一我们有什么急事，譬如生病去医院要用下车，他就会让司机记下开了多少公里，然后按照公里数上交车费。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工作很忙，父母分居两地，赶上父亲要下部队，他把我从幼儿园接回来就带我一起去。我记忆很深，乘车的时候，他就让我坐到吉普车后面放行李的那个地方。父亲说，这就是你的位置，车前面得坐别的人，小孩就得在后头。

下部队时，他还让我跟着战士们摸爬滚打，像什么匍匐前进、打枪射击的。他觉得，我是军人，我的孩子们就都得会这些。

他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曾跟我们说过，下部队的时候，人家说搞几个菜招待首长，但是我父亲只要规定的三菜一汤，然后和警卫员、司机一块分了吃，还嘱咐他们别人请你们也不许去。

十岁走入军营

但战友不知其父亲是首长

红船编辑部：你们兄妹几个人里有军人吗？参军也受父母的影响吗？

徐小平：我们全都是兵，海军、陆军、空军，每个军种都有，也都不在一个部队。有一年，赶上我们几个从部队放假都回家了，很不容易，特意拍了一张全家福。照片里面全都是军人，很壮观，只不过我妈那次没有穿军装。

我10岁就参军成为一名文艺兵，是招兵的时候招去的，经常要下部队演出。就是觉得父亲当过兵，我们也得到兵营去。那时候当兵条件很艰苦，每个月只有两块钱工资，但是我们觉得能跟自己的父母一样穿上军装，就可高兴了。

我父母也愿意我们去当兵。父亲当了一辈子兵，他觉得我们要继承他，把这个传统发扬下去。

红船编辑部：有没有觉得在部队里的生活比较艰苦，想要父亲多些关心照顾？

徐小平：在部队里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徐光友的女儿，我自己也从来不说。因为父亲在这方面管得特别严，他不允许我们打着他的旗号说话办事。所以我们几个人有了一种潜移默化的观点，就是遇事不提他可能还会好点，提了他可能真的会遭殃。不仅我们很少提他，他自己也很低调。有一次中央电视台采访他，让他讲讲战争故事，他都不去讲，只是说“没什么可讲的，还说我参加革命我就是党的人，这都是我该做的”。

有一年，当时父亲是军政治委员，我们下部队演出，整好赶上父亲下部队检查工作。他看了演出，还上台跟我们这些小文艺兵握手，上来握手一个一个握，到我这也握握手。他就是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士兵，没把我当女儿，就是很严格；当时我觉得他就是首长，向他敬礼问好。

我记得，他当时走到我跟前很严肃地说了一句，“好好工作，听领导的话”。那年我13岁了，特别希望父亲下部队，会给我带点好吃的什么，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所以我只收到这句严肃的嘱咐。

我父亲虽然严厉，但对子女和下属同样很民主。如果觉得他做的不对，给他提出意见，他也会改正。他说，这是我们党的作风，过去战争年代是这样，现在和平年代也要这样，只有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才能进步。

红船编辑部：当时部队生活是怎样的？

徐小平：其实，也有很多高干子弟老爱把父母的名分挂在嘴边，很有优越感。但是我父亲不希望、不允许我们打着他的旗号说话、办事。当年，我入党、提干，也没有任何人帮我说话，因为他们怕我父亲发脾气，所以他们都不敢。

那时候，我们下部队演出很辛苦，往返乘坐的是那种敞篷大卡车，灌着大风。晚上演出结束后经常很晚了，十一二点，但是条件很艰苦，没有水洗脸上画的油彩妆，就不卸妆直接睡着了，第二天接着演。有一次野营拉练，从吕梁山出发，到太行山回来。天气很冷，但是没有热水，洗洗涮涮都在河里冷水里，所以小小年纪把手冻坏了，得了风湿。

后来我想考学才由部队到地方，但是我父亲觉我们应该当一辈子兵。他始终教育我们，要为部队服务，不能搞特权。反正他每次教育子女都是这样，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很努力的，在学习工作中从没有想让父母帮忙的想法。

听到新上任领导干部搞腐化

他会气得拍桌子

红船编辑部：徐光友将军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哪年离开了工作岗位？

徐小平：新中国成立后，他也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艰苦朴素，部队发的军衬衫已经补丁摞补丁了，他都还穿着。我们小的时候，他会教我们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譬如洗脸水可以冲厕所。

有一次，他自己穿的背心破烂得跟渔网似的，我们买个新的好说歹说给他扒下来了，换上新的。等我们前脚刚走，后脚他就让警卫员把旧背心从垃圾桶捡回来洗干净，然后接着穿。新衣服就脱下来放在柜子里头。

1983年，父亲自己主动要求把岗位和机会留给年轻人，办理了离退休。退休以后，军队的一些学校经常请他去讲课，他就去给同学们讲讲战斗历史，讲讲革命传统。

我母亲在世时都是她照顾父亲生活，后来母亲不在了，他自己衣食起居就更简朴了。晚年的时候，他经常一顿饭就是白米饭拌点辣椒面就这么吃了。有时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会从食堂给他打点菜回来，他都不舍得吃，觉得是浪费。后来他住院的时候医生就说他是严重缺营养。

红船编辑部：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倡廉力度持续增强，对此您怎么看？父亲在世时对反腐倡廉这件事怎么看？

徐小平：我觉得现在的大力反腐，非常符合老一辈人的心愿，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看到这些也会很欣慰。父亲的一贯思想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就要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权。

他们的信仰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很多年轻人想象不到的，可能也无法理解，甚至觉得我父亲这一辈人怎么那么傻呀。可是父亲不觉得自己傻，他觉得自己活得很有价值，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吃过草根，因为没有可以吃的，把皮带都煮来吃。

父亲晚年的时候，看到一些新上任的领导干部配三、四辆专车，买三、四套房，他就会拍桌子，看不惯。他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一辈人打江山不容易，所以江山怎么守，有些东西能不能继承下去，他担忧特别多。我想，如果能看到如今中央全力反腐倡廉，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小时候大家都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接的是什么班？我觉得，肯定是要接革命的班，要把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很多年轻人觉得过去的事已经就过去了，不要再搬回来。但是我们不这么想，抛弃过去就等于把革命的老本都忘记了。

要求子女跟他一起捐款扶贫

死后长眠于大别山上

红船编辑部：徐将军去世后安葬在哪里？

徐小平：他去世前留下一份遗嘱：把我埋在高山上松树下，不要开追悼会，浪费的东西都取消。我们兄妹就想，北京哪有这样的地方，肯定他是想回老家，当年他参加革命，就是从大别山出来的。

我们就商量着给中央军委申请，父亲病故后不安葬在八宝山，而安葬到安徽老家。军委就批了。他是安徽六安人，我们回到安徽金寨县给他修了墓地，现在那里变成了老红军烈士陵园，里面安葬着很多安徽籍的老红军。

红船编辑部：1955年授衔的情况您还有印象吗？

徐小平：那时候，我父亲在南昌步兵学校，也就四十几岁。所以在毛泽东给授衔的这些少将中，他是年龄最小的。对他们来说，授衔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父母去世前，都留言说不要做什么衣服，把那个“将校呢”改一改穿着就行。作为一名老军人，他们都是穿着军装离世的。

我母亲曾在南京军事院校当教导员，相当于军一级干部，曾给一些大将、中将、少将当教官。每一个开国元勋都从那学习完，再授衔的。我父亲也曾在那里学习。

红船编辑部：父母亲去世时，有没有给子女们留点什么东西吗？

徐小平：如果说留了，那就是他们的革命化思想。他告诉我们，你们都有工作，所以他的钱都交了党费，或者捐给贫困县。他不但用自己的钱赞助，还要求我们几个都要帮助家乡，为家乡建设出力。

他这样做完全是情系家乡贫困人民，尽他一位老军人的责任和义务。他不记名，不求回报，想默默为家乡人民尽一份心意，让贫困山区孩子们能够上学，成为国家栋梁之材，成为共产主义新一代接班人。

撰文：纪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