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我特别喜欢读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大诗人陶渊明的诗。其中他的那一首《形、影、神赠答诗》最后几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人生无异于在宇宙之大化中漂流，生没有什么可喜的，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切都应自自然然，对生死这样的问题根本没有去过多的考虑的必要。我喜欢这几句诗，它对我一生的人生态度和“生死观念”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有着影响。

但是尽管在这种思想情绪占主导的情况下，在我的思想深处仍然潜存着那种应对社会尽责尽职的责任感。“我真的能不管世事而逍遥吗?”“我真的能如庄子那样把死看成是一种休息吗?”这些都是我常常问自己的问题。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常常具有两种矛盾的性格:一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是顺应自然的避世逍遥的思想。有时前者占主导，有时后者占主导，这常常是随着所处环境和个人的机遇而有所不同的。我希望有庄子那种逍遥游放的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而我又往往因感到自已对社会无所作为而苦恼。作为中国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就是在如此矛盾的心境中生活着。

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儒家和道家思想有着重要影响外，佛教同样也有着重要影响。我接触佛教有着深刻的家庭原因。我的父亲虽然并不是佛教信徒，但他是位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并对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僧大德有着一种人格上的崇敬，这可以从他那部在中外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看出。在我家里有相当数量的佛教方面的藏书，因此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佛教的书籍。1946年我进人北京大学先修班，1947年我进人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我不过是十九、二十岁的年轻人，当然我对佛教的那些深奥的道理不甚了解，不过佛教的一些基本观点，特别是一些对中国社会生活有影响的佛教思想，我还是了解一些的。

1947—1948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内战越打越激烈，人民在苦难中挣扎，多少生离死别的悲惨的事天天发生着，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死去。这使我愈发感到“人生无常”，而觉得佛教所说的“人生如一大苦海”是不无道理的。照佛教看，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如果你不能觉悟，即不能克服自己的“无明”，那么你就会在“苦海”中轮回，受着“八苦”的束缚，而不得解脱。如果你觉悟了，那就可以脱离“苦海”，而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通俗的对佛教道理的解释，虽然我不会全然相信，但又觉得它也能解释某些社会现象，会对人们的生死观念发生影响。至于佛教中如般若学、涅槃学、唯识学等等深奥的理论，我知道很少，依我的知识水平，第常处于似懂非懂之间。

1947年是中国社会最悲惨的年头之一，国共两党的内战打得难分难解，人民生活痛苦万分，大学教授的衣食甚至都成问题，一般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就在当时的北平街上也常可见饿死和冻死的人。我们家虽然还过得去，但也大不如以前了。那时北京大校由昆明迁回北平。父亲在1947年暑假后，赴美国加州大学(贝克莱)教书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以自由自在地阅读他的佛教藏书。一日我读《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这部佛经虽只有短短的二百余字，但对它的注释却有几十种，可见它非同一般。我虽再三苦读，但仍未解其中真谛。只知经文主旨在证“一切皆空”。不过于此，我也似有所得。我想，如果“一切皆空”，那么“苦”是不是也是“空”呢？如果“苦”是“空”，那么“八苦”对人来说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样佛教所谓的“人生是一大苦海”的命题很难成立。我想死去的亲人或许他是脱离了苦海，但活着的人则会因失去亲人而痛苦呀!例如，我的大妹的死去使我长久处在对她的思念之中，有时甚至想着能在梦中与她相会，但一次也没有这样的梦，这难道是“求不得苦”吗？

我也曾读过中国佛教禅宗的《坛经》，从字面上看似乎比《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好懂，但其书的深妙奥义，则绝非像我这样没有什么生活阅历的人可以了解的。禅宗以“无念为宗”，我当时认为它的意思是说，你不去想它那就什么对你都没意义了。其实这是对禅宗的误解。人怎么能什么都不想呢?何况在我的思想中无疑仍然深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只求自己从“苦”中解脱出来，而应关注世事和他人。因此，“生死”问题并不是人生中的大事吧!而对社会尽责，对人类做出贡献才更重要吧!由此可见我往往是不自觉地站在儒家立场上对佛教提出某些也许不是问题的疑问。这时我写了一篇短文叫《论死》和一首不成为诗的小诗叫《死》，可惜短文已佚失了，而诗却还被保存下来。

我的短文的意思是说：人生虽然是苦难的，而人们都希望能理脱这种苦难。可是在人的一生中，照佛教看“人生八苦”是在所难免的。这样就有一个对“苦”的不同态度。我当时自以为，我之生是为别人而生，死也应为别人而死。人活着就像燃烧着的蜡烛一样，它可以燃烧发出小小的火光，这样只能照亮自己，至多可以照着周围很小的空间了；但蜡烛也可以烧得很旺，火光大大的，这样就可以照亮很大的范围。我希望我作为一支烧得很旺的蜡烛，能用我的光照亮更大的空间，给别人欢乐和幸福，而快快燃烧完，以我的消失而有益于他人，减轻别人些痛苦。这篇短文当然是一篇年幼无知的浪漫幻想曲，但那时我却是真成地那么想的，这就是我那时虽受到佛教思想影响，而又潜存着浓厚的儒家思想影响的“生死观”。

那时有一种青年人爱读的杂志是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其中第三卷第三期刊载有诗人林庚写的一首诗，题目叫《生》，我读后觉得他对“生死”问题没有彻悟，于是我就在同页上也写了一首题目叫《死》的小诗，现在我先把林庚的诗抄录在下面，然后再抄录我的那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我的“生死观”的小诗。

生

林庚

我们活着我们都为什么

我们说不出也没有想说

今年的冬天像一把刀子

我们在刀里就这样活着

明天的日子比今天更多

春天又来了像一条小河

流过这一家流过那一家

春天的日子像是一首诗

我们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思想像一个广告

死(一)

汤一介

第一天我认识了死亡

就像母亲生我真实一样

没有半点踌躇

我接受了这个现实

把它安置在应有的位置上

这样

我开始了生活

我长大，我变了

终不能毫无介意

因为我知道了它的结局

(二)

谁带给我一阵欢乐

难道死亡是痛苦、

谁不信

春天死了

来的不是夏日

母亲生我

在世上必增加一座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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