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尽管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占据独特地位，但其并非一开始就受到文坛的重视，而是经历了一个从逐步认识到最后确立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的诗坛，玄风独帜，称霸诗坛的开始是许询，孙绰等人“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继而是谢灵运“富艳难踪”的山水诗，而陶渊明平淡自然的田园诗却未能跻身大雅之堂，引起时人足够的重视。颜延之是陶渊明生前的好友，他写的《陶征士诔》只是对陶渊明的人品颇多赞许“南岳之幽居者”，“高蹈独善”，对陶渊明的作品只用“文取旨达”四个字来表达，即是说，陶渊明是作为隐逸诗人受到时人的重视。刘、宋时期，陶渊明的文学造诣，在其时人心目中不值一提。颜延之不提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不是他个人的疏忽，而是文学界，批评界对陶渊明的共同态度。颜延之作为“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宋书·颜延之传》）的文坛领袖，其诗就是“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陶渊明“田家”味颇浓的诗文，自然不在他的眼里的佳品。时称“文学泰斗”的沈约，在编撰《宋书》时，仅列陶渊明事迹入《隐逸传》并且极力宣传他的“嗜酒”、他的退隐，而对其平生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文学创作，却只字未提。当然，陶潜在南朝并不是一概遭到所有人的轻视乃至忽略，他死后不到四十年，刘、宋著名诗人鲍照就开始模仿陶诗。《鲍照集》卷四有《学陶彭泽体》一首。梁代著名诗人江淹的《杂体三十首·陶征君田居》酷似陶诗，置于陶集中几可以乱真。陶渊明这时尚未被当时文坛所重视。这种情况到了梁有明显的好转。随着五言诗的发展，梁代文学批评蔚然繁荣。这时，陶渊明才真正作为一名诗人受到期时人的重视。齐梁时期的钟嵘是历史上第一个企图摆脱传统偏见、正式评论陶诗的人，指出：“宋徵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诗人隐逸之宗也。”（《诗品》）总算比前人进了一步，但是评价并不高，只是陶诗置于中品。对此后人多诟病钟记室列渊明入“中品”，以为他有眼无珠，识见低下。沈德潜《说诗睟语》也说：

陶渊明为六朝第一流的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钟记室谓其原出于应璩，目为中品，一言不智，难矢劂咎已。

这种议论只能说是后人审美观，而不是南朝人的看法。事实上，在南朝人看来，陶诗过于质直，不足称道。因而，《宋书·谢灵运传论》和《南齐书·文学传论》两文叙述了诗歌的发展历史，都没有论及陶公。直到萧统的《陶渊明集序》，才开始给陶渊明诗文以较高的评价：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上。语时事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

萧统对陶渊明的道德、文章、都极推崇，真是渊明百年不遇的知音。为什么陶渊明会受到萧统的注意呢？这与萧统也面临着社会、历史带给他的痛苦和彷徨，因而他与陶渊明有着相同的心灵渴求。据《梁书·昭明太子传》，昭明太子与其父梁武帝的并系并不好。“昭明对梁武帝始终是深怀畏惧，战战兢兢的。”他行动、言语甚至于饮食、起居都受到其父的监视。为了不被梁武帝的猜忌，招致杀身之祸，昭明谨小慎微，整天过着“如履薄冰”的生活。他期望过一种像正常人一样的自由和生活，《梁书》本传称他：“性爱山水，于玄辅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正是在自然家园里，萧统读懂了包括陶渊明在内的历代隐士归隐的原因——存道全身。而陶渊明诗文中所体现精神家园，足以使“驰骋之情遣，鄙吝之意怯……”消除社会历史给人们带来精神痛苦和心灵矛盾，获得心里的解脱。这是萧统对陶诗文爱不释手的真正原因。

但萧统也不可能不受时代文风的影响。刘、宋时期的颜、谢、鲍三大家写诗，都以追求形似而著称，具有“争奇”和“追新”的特点。首先是颜、谢繁富、细致的审美风格成为时尚，继而有沈约、谢眺倡导的永明体，讲求声韵调协之美，再后来又有崇尚华靡的宫体诗流传朝野。而陶潜以朴素平淡见长，纯朴真挚的胸怀，自然不合时人的审判员标准，时人不能正确认识陶诗，不能在文坛上给予陶诗以应有的地位，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萧统虽对陶潜评价很高，其《文选》在选陶潜作品时也只是录了八篇，上比陆机、潘岳，下比谢灵运、颜延之，诗文总数还是瞠乎其后。这间或反映了一种共识。由此可见，对陶渊明的审美评价，萧统比钟嵘有高明之处，但又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南朝，陶渊明在文坛上的地位开始显现，逐渐被文人所认可，完成了隐士身份向诗人角色的转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