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建筑的现状，似乎与这一发展进程不相匹配，“千城一面”和“缺乏中国特色的公众评价，凸显了当前困境。

“如果这种文化失语、建筑失根的现状不能尽快得到改变，再过三十、五十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基本结束，到那时，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建筑和城市形象来圆‘美丽中国’之梦？建筑作为‘石头书写的史书’又怎样向我们的后代展示21世纪‘中国崛起’的这段历史？中国工程院院士、筑境设计主持人程泰宁在多年以前就发出这样的呼吁和质问。

在程院士看来，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建筑一直处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强势影响之下，因此，中国建筑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西方建筑所面临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数百年来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现代性”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已经不具有普适性和先进性。

因此，中国建筑要寻找出路，首先要从西方的“现代性”上开始反思，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和制度创新，不仅是为了中国建筑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是为世界建筑的健康发展提供中国思考。

以下是程泰宁院士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建筑文化论坛2022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文化学术委员会学术年会上的演讲（观察者网依据现场录音整理并作相关背景资料补充）。

程泰宁：

一、中国建筑的现状如何？

十年前，我们在做工程院课题“当代中国建筑现状与发展”的时候，曾经把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归纳为“三失”：价值判断失衡，跨文化对话失语，和制度建设失范。

当时也提出改变现状的策略建议，我把这些建议归纳为两条，一是理论建构，二是制度创新。

（以下是关于“三失”的具体内容，观察者网节选自：2013年11月“2013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主旨发言，原载2014年01期《建筑学报》）

1、价值判断失衡，是指建筑的基本属性——物质属性和文化属性受到严重挑战。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长沙拟建一幢838m超高层建筑，为什么要在长沙这样的城市建世界第一高楼，令不少人感到费解，这是城市环境的要求，是实用功能的需要，还是当前建筑工业化发展的急需？都不是。尤其是计划仅以用八个月的时间建成这座105万㎡的超大型建筑，届时将会有怎样的建筑完成度，实在令人怀疑。这种违背理性的“炫技表演”使这座大厦已经失去了本该具有的建筑价值，而成了一个巨型商业广告。

天空城市，又名远望大厦，是一座原定高838米，建于湖南省长沙市的摩天大楼，该楼2013年7月20日开工，后因各种因素停工并烂尾3年多。至2017年3月，远大集团正式终止“天空城市”项目，将土地退回。

至于一些国家投资的“标志性”建筑在设计上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某标志性建筑大楼为了造型需要，不仅挑战力学原理和消防安全底线，还带来了超高的工程造价。一座55万㎡的办公、演播大楼原定造价为50亿元，竣工后造价大幅度超出，高达100亿元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样的建筑已很难用通常的价值标准来评价，因为它已经被异化为一个满足功利需要的超尺度装置艺术，成为欲望指针与身份标志。

2、跨文化对话失语。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跨文化对话是世界文化，也是中国现代建筑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出现断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价值真空”，使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的接受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以西方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作为我们的取向和标准。

一个最具体、也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20年来，中国的高端建筑设计市场基本上为西方建筑师所“占领”。我们曾经对北、上、广的城市核心区以“谷歌”进行图片搜索，发现上海这个区域内的36幢建筑中有29幢为国外建筑师设计，广州的17幢建筑中仅有4幢为国内建筑师设计，而北京这个区域内的10幢建筑中有6幢为国外建筑师设计。也即是说，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中国主要城市的核心区，只有1／4的建筑是国内建筑师设计的。

上海陆家嘴夜景（视觉中国图）

这情景可算是世界罕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目前请西方建筑师做设计之风，已由一二线城市蔓延至三四线城市，不少县级市也在举办“国际招标”招揽国外建筑师。随着大批国外建筑师的引入，西方建筑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也如水银泄地般渗入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甚至那些西方最“前卫”的建筑思想，在中国也可以被无条件接受，以至一位美国前卫建筑师坦言“如果在美国，我不可能让我的设计真的建起来，而在中国，人们开始感觉一切都是可能的”，这种现象，不可思议，耐人寻味。

跨文化对话的“失语”，导致人们热衷于抄袭模仿盲目跟风，大家已经看到，当前在中国，西方建筑师的作品，以及大量跟风而上的仿制品充斥大江南北，“千城一面”和建筑文化特色缺失已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质疑和诟病。

如果这种文化失语、建筑失根的现状不能尽快得到改变，再过三十、五十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基本结束，到那时，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建筑和城市形象来圆“美丽中国”之梦？建筑作为“石头书写的史书”又怎样向我们的后代展示21世纪“中国崛起”的这段历史？

3、体制与制度建设失范。我们在探讨以上问题时，追根求源往往自然会归因于体制与制度建设的“失范”。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违反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精神的“权力决策”是造成当前建设领域中种种乱象的根源。例如：每个城市重要公共建筑的立项常常是有法不依，项目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实际成了迎合领导的可“批”性研究。人们会问，一城九镇、山寨建筑、方圆大厦以及那些贪大、求洋、超高标准的建筑怎么会出笼？舆论特别关注的“鬼城”现象以及破坏城市历史文脉的大拆大建的恶劣案例又为什么会不断发生？

沈阳方圆大厦（视觉中国图）

其实所有这些的最初“创意”和最后的决策往往都出自各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一旦主要领导“调防”，人走政息；新领导上任，另起炉灶，规划设计意图的改变、以至项目的存废，全都在主要领导的一念之间，这也使包括建筑师在内的很多人感到头痛。

很多年过去了，当然不能说中国建筑领域没有进展（至少，实践和理论比以前活跃了），但总的来说，情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甚至在有些方面（例如创作环境）还有明显倒退的迹象。

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仍然以为：如果在理论建构和制度创新这两个问题没有突破，中国建筑想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难！

二、先谈谈“理论建构”。

中国有自己的建筑理论吗？

这个问题一直让我很纠结。前些年看过一本书，《现代建筑理论》，这本书很厚，内容很充实，对我也很有帮助。

但我当时反复看这个书名，觉得有点懵，根据其中的内容，我感觉，是不是应该叫“西方现代建筑理论”？发现不是。那是不是“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呢？也不是。

这本《现代建筑理论》里，好像没有任何中国的东西，这就让我琢磨，西方现代建筑理论似乎是“普世”的？西方的理论就是中国的理论？事实似乎也正是如此，百年来，我们的建筑理论、建筑实践，一直是沿着西方之路在走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这点并且能够认同，但我确实知道，有不少人可能处于“被人同化而不自知”（梁鹤年）的状态。这“不少人”，包括建筑师，特别是包括开发商和领导。

也许，说我们一直沿着西方的道路走，有人会质疑，甚至反对。准确地说，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实在太厚重了，所以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也会不时地向后看看，提提所谓“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以及“新中式”之类，但一阵风过去，我们又会回到西方的老路上。很遗憾，几十年来的现实就是如此。

吊诡的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已经“从高峰下滑”（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西方建筑也已经处在“碎片化”（楨文彦：50 年前的现代主义是一艘大船，大家在船上亦敌亦友，197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已经不再是船，而是一片汪洋大海，大家被放逐于大海之上，不再是朋友也不再是对手。）状态之中；最近这些年，西方出现未来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纷纷扰扰地争吵。站在西方建筑本身来讲，说下滑也好，碎片化也好，它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楨文彦作品，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视觉中国图）

其实，如果看多了西方建筑的现状，我就会思考：中国建筑所面临的问题，不就是西方建筑所面临的问题吗？如果“溯源”，中国现代建筑从理论到实践，其源头就是来自西方，问题的源头，同样也在西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海量作品，以及充斥全国的仿制品，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要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我同意著名学者乐黛云的说法：“中国文化更新的希望，就在于深入理解西方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自己”（乐黛云，[法]阿兰·李比雄，《跨文化对话4》卷首语）。对于乐黛云先生的系统性观点，我不一定认同，但我认为这两点总结比较到位，对数百年来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现代性”的内涵以及它的发展变化，我们确实应该好好弄弄清楚，在此基础上，再重新认识自己。

人类文化的发展轨迹，本来就是在由纵向（传统文化）与横向（外来文化）组成的十字座标中，交互影响而演化的。埃及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无不如此。因此讨论在文化领域中的问题，不应有“零和思维”，但必须看到：“变”，是这世上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

包括西方的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在独领风骚数百年以后，从文化的发展规律来讲，现在到了反思重构的时候；由此，我也经常思考，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并不仅仅是改变中国建筑现状的需要，对西方建筑的发展是不是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呢？

因此，我从不以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文化体系是“排它”甚至是“敌对”的；我认为建构这样的话语体系，不仅是为了中国建筑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是为世界建筑的健康发展提供中国思考。这应该是中国建筑师的心愿和责任。

我想，这，不是“民粹”，而是地道的“国际视野”。

这里，应该说明：“现代”、“现代性”是一个中性词，并非如过去人们理解的“现代即西方”。在历史长河中的任何时段，不同地域的人们都应该有自己对“现代性”的理解。所以，当前，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对“现代性（17-20世纪）的反思和新（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