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文章来源】本文是2022年4月11日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端前沿讲座”的报告摘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国际局势纷繁复杂、波诡云谲，世界呈现强烈的体系性变动，全球治理体系也日趋脆弱。当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面对着应接不暇的巨变时，对国际问题的理解，就必须抓住几条主要的线索并以此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路径，使国际关系研究在理论学习与现实观察中能够有章可循。

第一是要系统把握热点问题。以目前的俄乌冲突为例，在对热点问题进行研判时，我们应该把握现有国际秩序的损益双方，以及具体国际事件背后的的战略力量博弈。当前的俄乌危机，实质是俄罗斯与美国、北约、欧盟的总体博弈。其反映出不同的利益方对维护及反抗现有秩序体系的激烈较量。此次危机中暴露的国际合作与治理体系失灵和失能等现象，亦反应出当前国际治理体系“弱肉强食”之特征。而在军事战场博弈之外，更是国家硬实力、科技和金融方面的深度博弈。以美国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对俄实施重磅金融制裁，而俄罗斯则在卢布汇率上采取反制措施。这一方面反映出金融武器、贸易武器、社会信用系统在当下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升格，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美元作为一种霸权系统仍对新兴国家构成巨大挑战。美国对俄制裁后，美国的霸权控制体系出现了很多新漏洞，而这会激发与美国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国家与组织积极地促进相关矛盾的解决。因此，在分析热点问题时，最重要的是将关注点集中在大国博弈的背后体系及后续事件的发生，并以此来判断系统的稳定性与失稳性。

第二是要善于分析与研判未来趋势。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体系内的矛盾进入了“隐形发展期”。无论是“一超多强”抑或是“多极化”、“单极世界”等话语，均难以形成一种有效的解释体系。尽管美国等国家在经济上保持了一种长期稳定性，但我们依旧缺乏一种具体的指标去预测未来世界的变化。从当前国际局势判断，世界未来的格局性趋势应该会更加明显。俄乌危机出现前，全球化水平已面临严重不足，区域化现象日渐明显。此外，疫情也揭示出当前国际产业供货能力的诸多问题。因此，全球化的“下行”现象大概率会在未来发生。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小范围排他主义的出现，全球供应链、价值链进入了深度调整期。尽管调整期内存在机遇，但对中国而言则意味着更多挑战。西方在维持和平的角色意愿能力上日趋虚弱，我们不得不警惕未来国际政治集团分化和对抗的趋势。因此，如何探索出一种新的、能够维持和平发展的动能与激励机制，也是未来的重大问题。

第三是要了解世界思潮嬗变。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经历了由古典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历程。但全球化改变了财富分配规则，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使南北关系以及发达经济体社会内部的财富分配出现了巨大反差。随着新自由主义进入新世纪，伴随着中产阶级的衰弱，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诉求不断增强，对大资本的反垄断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思潮之一。以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标志，身份政治在全球大行其道，成为了一种标志性现象，预示着世界思潮的结构性嬗变。在国际政治中，新民族主义也成了一个重要的标签，彰显了国家中心主义的回归。因此，民族主义的底层逻辑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持续发酵并产生影响，对未来全球政治形成巨大冲击。同时，保守主义的回归也是值得关心与注意的现象。

第四是要研究中国如何应对。在各种思想立场、偏好视角与争论之背景下。我们需要以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利益来为基准，据此确定对国际问题的分析立场。如何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发展机遇，确保国家安全利益，做好危机预测与处理的准备，这是我们应该首要考虑的问题。本次的俄乌危机对中国而言，是一次国际关系大裂变的预演。因此，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需要下好先手棋，以应对未来复杂国际形势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