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环节】

夏琪：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叫夏琪，来自复旦大学，是一名博士在读生。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人权它涵盖了很多个社会群体，那么其中女性的权益当然也是纳入其中的。那么我的问题是中国智慧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发展方面有什么具体体现？谢谢。

张教授：主要是西方人权观对我们社会有一些影响，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影响给解构掉的，这主要涉及女权主义。我们中国自己的整套做法是社会主义的做法，我们讲妇女解放。我说你西方国家要跟我讨论妇女权利，你能不能先做到两点。第一，贵国能不能首先实现男女同工同酬。比如说来对话我的英国的女编辑，我就跟她说，你跟我谈一谈，你的工资跟男性工资是一样的吗？第二，妇女结婚以后能不能保留自己的姓，就这么简单的权利，能不能落实？我们全部做到了。我们的妇女解放是从最根本的经济权利上着手的，我们是这样来促进人权的。在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给西方国家上课的。我说，女权中有一些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西方现在整体的给人感觉是在女权问题上有点走火入魔了。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英文中Chairman（主席）这个词不用了，为什么？因为chairman（男人），所以现在用chairperson。用Chairman就政治不正确，这叫走火入魔。我们不会照搬你们这种政治正确，我有自己数千年形成的传统，同时又非常现代。总之，我觉得从妇女解放的角度来讲，效果会更好。我们当然可以进一步地改进我们很多方面的工作，但是总体上，我们比西方做得好，甚至好很多。

主持人：就像张老师说可能有些地方还需要改进，但是我们最核心的最基本的问题都已经完成了。像男女同工同酬，我们就举邻国日本的例子，日本就是没有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女性的薪水，包括女性的整个职业通道很窄，晋升空间很小。这个可能是大家不能想象的。包括您刚才说的美国的妇女生育的整个福利，她没有（带薪）产假。但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做得还可以，比如说瑞士、瑞典、意大利、英国可能不同的有一些福利在，美国是什么都没有。

郑教授：刚才张老师说得非常对的，你看同工同酬在法国到现在也没能实现。妇女收入平均低于男性24%。结婚随丈夫姓在法国也是这样的。

杨聿坤：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杨聿坤，是一名工程师。我发现在有一些情况下，我们的一些人权会受到一些隐性的潜规则影响。比如说像现在讨论的三十五岁就业歧视，在公司它的一些招聘信息中它不会这样明文规定。但是在招聘或者裁员的过程中，其实公司可能往往会倾向于留下三十五岁以下的人。那么就针对这类的问题，我想请问有怎样的中国智慧可以帮助保障我们的权利？谢谢。

主持人：我记得有一回在节目里我也说过反对有的企业招聘的时候对年龄设限，三十五岁以下的招，三十五岁以上你就不要来，这个是不公平。

张教授：我们可能已经用明文禁止这种歧视，但你讲“隐性”，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很好，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它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个人一直比较积极地看待人生。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里边很多行业，希望使用年纪大一点的人。现在不少大学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些35岁左右的副教授这一级的，当然你要有一定的本事，有竞争力。年纪大一点的，往往更成熟，更稳定，不会跳槽，有他的优势。我老说中国还是全世界机会最多的地方，你只要放开心态，自己也做适当的调整，即使35岁还是可以找到比较合适的工作的。

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社会不是十全十美的，这是真实的世界。但是在认识到真实之后，还是自信地对待这个社会，你反而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我相信只要你积极地去努力，你这种素质本身就会感染很多人。我坚信这一点。

主持人：但事实上我也特别理解观众提问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隐性的条条框框存在，对他们来讲确实是一个很难跨越的门槛。我原来看过一本书叫《中年的意义》，它就讲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四十多岁是最黄金的年龄，那个时候体能、体力、生活经验、工作经验都极其丰富，最重要的是大脑非常成熟而稳定。因为人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大脑其实没有成熟，相当多的区域还处于不稳定当中。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科学的理念要在节目里说说，在社会上要多聊聊，让更多的企业家、部门管理者要树立这样的一种理念，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是最好的年龄，这样可能就不会盲目地把年龄这个标准定到三十五岁。

张教授：这个年龄到单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才。人家帮你培养好，锻炼过、吃过苦，到你这来开花结果，就是这样，一定有这样的单位的。

李芮：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叫李芮，是一名英语教师。有时我们会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些人他们遭遇了严重的网络暴力，导致抑郁，甚至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案例。像之前因为染粉色头发被网暴的杭州女孩，结局令人非常痛心，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该如何在维护言论自由的前提下，阻止网络暴力和网络谣言，谢谢。

张教授：互联网是个“江湖”，各种各样的谣言、网络暴力都是客观存在。这也是互联网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现在理论上对谣言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相关法律法规都有了，但目前使用这个“武器”的人还是比较少。

总体上互联网代表了一个先进的生产力，它给大家提供很多便利，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趋利避害。解决谣言问题就属于“避害”这一面。我自己研究政治的，实际上你看很多谣言往往都带有政治性质，我看网信办等机构都在加大治理的力度。另一方面，我觉得从网民的心态来看，特别年轻人，也有一个经风雨见世面的过程，让子弹飞一会儿，往往就真相大白了。至于你个人遇到谣言，我想要尽量保持良好的心态，坚强一点，展现更优秀的你，使造谣者更加失望，同时你也可以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保护自己，这方面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主持人：在网络空间也好，在现实社会也好，不是每一个个体都是很强的个体，我们必须考虑到有很多相对弱的个体，他们是要被保护的。所以就像刚才这位观众提的问题，我觉得有关部门可能还是要很认真地来考虑如何解决，如何比如说通过一定的制度，网络的管理的制度来解决网暴的问题。

郑教授：所有的媒体、网络、网站，它都有保护个人不遭到谣言或者是诬陷这类攻击的责任，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发了一条谣言，针对某个个人的，法律一定要来惩罚你的。

主持人：我们今天在讨论中国在人权促进方面，我们所做的努力，以及对世界所做的贡献。回到一开始演讲的时候，张老师也介绍了外交家张彭春先生他的理念，特别是他对于世界的人权事业做出的一些规章制度性的建议，在过去那么多年来，一直在为世界的人权事业在做贡献。再看到这些年中国在人权事业发展上的成就，也在为整个国际社会做贡献。我们的理念，我们对人权的概念的界定其实更加宽泛，更加完整，更加合理，也希望这样的一种中国智慧可以惠及世界上更多国家和地区，来注重那里的人的发展、生存和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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