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考察，在敦煌研究院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时强调，要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价值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在此次座谈会上，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发言时表示，相关研究者要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敦煌文献挖掘，强化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通过解读敦煌让世界认知中国，不断扩大中国文化传播的国际影响力。要通过完善人才培养激励体制，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敦煌学研究，扭转“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真正使敦煌学研究中心回到中国。

其实，此次座谈会已经是郑炳林第二次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兰大敦煌学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是十年前习近平同志在视察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时就曾鼓励郑炳林等敦煌学研究者要“把敦煌学做大、做强，为国争光”。

无疑，如今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敦煌学研究所）已经建成我国敦煌学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资料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

2018年12月21日，《凉州金石录》编纂出版工作签约仪式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武威市关于合作整理研究武威金石文献座谈会在兰州大学举行。协议约定：敦煌学研究所承担撰写、出版等工作，目前敦煌学研究所已完成《凉州金石录》的初稿。

与武威合作《凉州金石录》的研究工作，是郑炳林设想的兰大敦煌学“西进东出”发展计划的具体行动之一，沿着这个思路，敦煌学研究所还有更进一步的研究计划。

“西进东出”是郑炳林结合兰大的地理位置和兰大敦煌学的发展态势所做的“战略构想”，他认为：“敦煌学必须向东向西发展，向东进入中原，向西进入新疆。”

其实早在十年前，郑炳林已经有了“西进东出”的想法。

“东出”就是要与中原文化结合，中原地区的佛教遗址、敦煌人的墓志铭等都值得研究，“很多敦煌的东西，要到敦煌以外来解释，找它的根源。”

“西进”的缘由也是一样的。往西看，除了敦煌简牍以外，还有居延汉简以及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献，再往西还有新疆出土的和田文文献、龟兹文文献以及梵文文献、粟特文文献。除此之外，“西进”不仅涉及到中亚地区的历史和文献，更是涉及到了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这可以说关乎兰大敦煌学的学术地位”，郑炳林认为：“中国的学术，汉、唐到清代，几乎所有一流学者的研究成果，都离不开一个地区，那就是新疆地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亚地区。”

这样种类繁多的胡语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宝库，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首当其冲的大问题：胡语文献的解读。

更值得注意的是，蒙古文本身和突厥文就有一定的联系，“这将使得我们兰大在突厥文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在此基础上，敦煌学研究所致力于和蒙古国开展深度的合作研究，探索一条合作研究的新道路，已经和蒙古国国立大学签订了联合研究整理突厥碑铭的合作协议。

“引进的这4名懂胡语的人才不仅承担着解读研究胡语文献的任务，还为敦煌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了蒙古文、突厥文、回鹘文和梵文4门语言课程，对这批人才，我们的利用不能仅限于做研究，更要让他们培养出人才，这样才能为学科的长远发展做好铺垫”。

除了语言类人才，敦煌学研究所还引进了6位专门从事石窟研究、12位专门从事西北地区历史和文献研究的教师。

搭起了这样的敦煌学研究的人才架构，敦煌学研究所“西进”有了一定的基础，与武威市关于合作整理研究武威金石文献只是“西进”的其中一步。

在新疆地区有不少石窟，其中最大的是龟兹石窟，“但目前我们对龟兹石窟的研究力量还相对薄弱”。敦煌学研究所“西进”的下一步，就是通过与龟兹研究院和新疆文物局合作对新疆地区的佛教、龟兹、宗教石窟等开展研究。

无论是武威金石文献还是新疆的石窟文献，对敦煌学研究所而言都是宝贵的研究资料，而研究资料也正是敦煌学研究所这些年的发展中最为重视的。

敦煌学研究所的第一笔资料就是郑炳林“淘”回来的。

1982年秋到 1983年8月，正值兰州大学开始发展建设敦煌学研究所的初期，刚刚留校工作不久的郑炳林即被派往北京为研究所的建设购买资料。

这一年间，郑炳林天天泡在北京的各个书店里“精挑细选”，最终，他花费了一万多元购买了一万多册书，整整堆满了三个房间，“这也就形成了敦煌学研究所后来发展的资料基础，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多”。

但是，在郑炳林看来此次购书还是比较盲目的，“因为当时研究所刚刚成立，一切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购书就是见到相关的就买”。之后敦煌学研究所的资料建设开始慢慢有了计划。

1983年，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学会成立后决定拿出120万建设资金在全国成立3个资料中心，兰大敦煌学研究所成为其中之一。凭借学会提供的经费支持，敦煌学研究所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购置了敦煌宝藏和其他资料，敦煌学研究所的资料宝库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经过多年的努力，1999年敦煌学研究所获批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作为当时兰大文科中第一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学校先后为敦煌学研究所提供了90万元的建设资金，加上其他的经费支持，敦煌学研究所共购置了140万元左右的书籍。

后来在 “211工程”、“985工程”建设过程中，敦煌学研究所又先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中又有大约1000万元用于资料建设。

敦煌学研究所拥有资料的数量和质量达到了国内少有的水平。

记者进入位于一分部衡山堂4楼的敦煌学研究所，一进门右手边便是整整齐齐摆放的各样书籍，而继续往前走去，所路过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不同数量的书籍陈列，尤其是有两间近百平米的房间里更是 “像图书馆一样”，几位专注地翻阅图书的同学也未被记者的 “突然闯入”所打扰。而郑炳林的办公室更是如此，几个书架上摆放得满满当当，与其说是他的办公室满是书籍，不如说他在资料室里办公。

正如郑炳林所言：“资料建设就是修 ‘庙’的过程，有了‘庙’，‘和尚’才愿意来，来了有研究基础也才不会离开，学科发展才能稳定”。

郑炳林的这一观念在他2002年前往美国访学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2002年，郑炳林到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等高校访学，“我就注意到他们的资料建设规模非常之大”。例如密歇根大学，就有40个图书馆。这次经历让他坚信“之前的方向没有错”，因而回来后也更看重敦煌学研究所的资料建设问题。

开展资料建设的首要瓶颈就是资金问题，郑炳林深知，“只有把学科水平搞上去、把平台搭建起来，才能得到更多的经费支持，才能购置更多的书籍资料，才能留住人才，学科才能良性发展”。

敦煌学研究所要搭建的第一个平台就是博士点。1993年，敦煌学研究所第一次申请博士点，那时的郑炳林刚刚晋升副教授，跟着时任所长的齐陈骏教授为申请博士点忙前忙后。

尽管准备得很扎实，但在最终评议时，历史学学科评议组有15位专家，兰大敦煌学研究所只获得1票，“那次真的很惨”。

但当时敦煌学研究所的老师们并没有气馁，纷纷认为“只是试了一下水”，同时积极进行总结得出了三个结论：“第一就是当时我们的水平距离博士点还有很大差距，第二是敦煌学这个学科还有很多空白之处可以做工作，第三是我们敦煌学研究所人才不足、需要跟别人合作”。

经过两年的发展建设，1995年敦煌学研究所再次申请博士点，但是再一次未能成功。

此时的郑炳林已经破格晋升为教授，并被确定为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学科带头人。他和研究所的同事们痛定思痛，又经过3年的努力，终于于1998年申请到博士点。

之后，郑炳林带领敦煌学研究所一鼓作气，于1999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郑炳林任所长；2000年成为兰州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3年建成历史学 （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同年成为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7年建成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国家重点学科。

好的平台引来了好的人才，好的人才培养出好的学生，“兰大敦煌学的优势就在于抓住了机遇，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支撑各类平台落地的自然是敦煌学研究所丰硕的研究成果。从2000年到如今近20年的时间里，敦煌学研究所的师生在研究的基础上创作出版了一系列作品，“总共大概有300多本吧”，而就在最近，一套敦煌学研究所综合性研究成果的书籍也正在酝酿出版中。

这些成果中，在学界最负盛名的应当是 《敦煌讲座系列》。这套书综合了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成果，与当年日本的《讲座敦煌》相呼应。而《敦煌学辑刊》作为兰州大学的两个C刊之一，其学术水准和影响力也不言而喻。

“我始终认为，坚持到底肯定是会有希望的，只要有一批忠贞于这个学科的人，这个学科肯定就能发展起来”。相较敦煌学研究所刚成立之初只有13名教师、中间也曾经历过人才流失到只有5名教师的状况，目前研究所已有24名教师和80余名研究生，“人才队伍基本稳定下来了”。

第一次申请博士点失败，郑炳林等人明白了敦煌学研究所与博士点建设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发展敦煌学，光靠自己是不够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共建的计划应运而生。

1995年，兰大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实现了联合共建。郑炳林认为，联合共建的好处主要是优势互补，兰大敦煌学研究所的研究长项主要在文献和史地，而敦煌研究院的长项在石窟艺术和石窟考古，“我不足的地方，你补起来，你强势的地方正好是我缺的。”

也正是得益于此，1998年兰大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两家合作申报的博士点成功获批，兰大敦煌学研究所的研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联合共建的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和兰大敦煌学研究所实行了研究生双导师制。在这一机制下，兰大敦煌学研究所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敦煌石窟进行研究，这种联合培养的模式使敦煌研究院的佛教艺术研究和兰州大学的敦煌文献研究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有利于学生把敦煌文献与敦煌艺术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培养出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相复合的研究人才。

得益于此，兰大敦煌学研究所一篇博士毕业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两篇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培养出的大量优秀的研究生有的留在了敦煌学研究所，有的去了国内兄弟高校，有的就职于国外名校。

1956年7月出生于陕西黄陵的郑炳林小时候其实也是“顽童”一个，“我上小学的时候非常调皮捣蛋，经常挨揍，经常和村上20多个年纪相仿的孩子打群架，还把老师气哭”。

后来随着逐渐长大，加上老师管教越来越严，郑炳林学习成绩逐渐好了起来，在升中学考试时，郑炳林考了第一名，“老师一高兴给我剃了个光头”。

高中时期，郑炳林赶上了学工学农，上了半学期的课就被派去拖拉机站开车，一开一年多，“高中就这样晃过去了”，毕业后回到家中无所事事，郑炳林便到拖拉机站工作。

1976年，郑炳林偶然听到工友说恢复高考了，于是向同学借了高中课本，白天照常开拖拉机，晚上就到食堂复习。在短暂却艰苦的复习之后，郑炳林参加了高考，被兰州大学录取。

1978年2月，郑炳林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子，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郑炳林和同学们每个月只有27元钱的助学金，其中菜票占7元、饭票占3元，虽然不缺饭食，但饭菜寡淡，通常一周才能吃一顿肉。即使如此，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生们都很刻苦，学校的校风学风异常好，“天天都在抢座位，半夜都在学”，郑炳林笑道，“当时唯一的愿望就是学习，其它的什么都不想。”

当时的兰大历史系老师多学生少，给学生上课的是赵俪生、张梦龙、李天祜、张代经等著名学者，课后，学生能非常容易地找到老师交流学习，郑炳林就是经常找老师的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是班里最聪明的，但绝对是最能吃苦的，所以学习成绩才能始终在中上水平”。

正是在郑炳林还上大学期间，“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论调深深刺激着国内众多的敦煌学专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历史系有了研究、发展、建设敦煌学的想法，师资队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981年毕业前，时任历史系系总支书记的张代经把郑炳林叫到办公室，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来搞敦煌学？”

“留，当然留！”郑炳林回答的斩钉截铁，“这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之前想的能当个中学老师就不错了”。

1981年9月，大四的郑炳林被派往北京进修，直到1982年7月结束。这一年在北京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郑炳林有幸聆听了一批著名学者的课程，例如宁可先生的《唐代经济史》、王永兴先生讲授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旅法学者左景权的敦煌学讲座等。

1983年9月到1984年1月，郑炳林又被派往浙江大学进修半年，主要学习文字学和敦煌佛教文献。

1985年9月至1986年7月，郑炳林前往复旦大学进修一年，主要学习历史地理。

在屡次进修中，郑炳林最大的收获就是 “开阔了眼界”，同时确定了自己后来的研究方向———历史地理。

在复旦大学进修的那一年里，郑炳林每天从早上7点教师阅览室开门进去、直到晚上10点关门出来，一直在里面阅读学习，“中午就到楼下吃稀饭包子，这个快，吃完就上去”。

郑炳林坚持每天看完一本书，“不看完就不睡觉”，就这样用一年的时间看完了二十四史的前十七史。

此外，郑炳林帮助他的指导老师整理了 “中国古典诗词地名辞典”的全唐诗部分。把三十册的全唐诗一册一册做完，成书120余万字，郑炳林用了4个月的时间，“量很大，就是拼命做”。

文字 | 马晓月 任妍

原标题：《郑炳林：一辈子，一件事，一世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