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十年以来张爱玲研究综述

文娟*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传媒与设计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内容摘要：张爱玲研究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步，至今已近七十个年头。时空的流转中“张学”渐变为一门显学，其相对完整的知识谱系也于新世纪之前就已基本具备。但因缘际会，其在新世纪十年以来的学界中依然倍受瞩目。笔者梳理了新世纪十年以来的张爱玲研究成果后，发现无论是在论文、论著的数量，还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新世纪十年以来的张爱玲研究都有了很大的突破。本文对小说、剧作及影视改编、翻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盘点，在客观展示的同时指出其局限，以期对以后的张爱玲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研究；剧作及影视改编研究；翻译研究

引言

张爱玲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滩，有关她的研究那时就已展开。随着1952年出走香港、1956年移居美国，张爱玲作品在大陆几近三十年的文学史中踪迹全无，相关的批评研究也就此中断。因地缘等关系，在同一时期的台湾、香港、海外，张爱玲研究则风生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文学研究的环境变得宽松自由，张爱玲“其人其文”很快“浮出了历史的地”，自此张爱玲研究打破区域空间的阻隔，在两岸三地及海外广泛展开。随着有关研究论文、论著数量的持续攀升，“张学”逐渐成为显学。新世纪之前，在傅雷、夏志清、王德威等几代学者的研究建构下，张爱玲研究已具备了相对完整的知识谱系，无论是主题思想、哲学意蕴，还是艺术风格、叙事技巧、写作资源，乃至于张爱玲在文学史的地位等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灵真（即刘川鄂）、王卫平、马琳、刘维荣以及黄玲玲等已有较为全面、详实的述评[1]。鉴于此，笔者着力于梳理新世纪十年以来的张爱玲研究成果，并就小说研究，剧作及影视改编研究，翻译研究等进行概述。

一、小说研究

小说研究一直是张爱玲研究中的重镇，新世纪十年以来此类论文的数量继续攀升，大多仍围绕着以前研究中的重点论题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阐释。如从爱情婚姻角度对单篇作品进行细读，指出张氏作品对人性暗角的深入开掘和反讽；从性别研究着手，细致评析作品中各色男女形象，并对他们的文学史意义进行评析，其中张爱玲的女性观和作品中的女性群体意识尤受关注；运用精神分析学知识，或挖掘张爱玲创伤经验与作品之关系，或论述小说中心理摹写的手法，探讨作家与作品间的互生关系；在时代历史背景的维度下，结合作家的人生经历，分析张氏作品的文本结构、叙事技巧、意象修辞，考究其美学风格、文化模式、哲学意蕴等。当然，新世纪的小说研究也有一些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性”主题的深度开掘

关于张爱玲小说作品中“现代性”意蕴的研究，最早的论说者是夏志清。他以西方现代作家的创作为参照，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解读，认为张爱玲在意象营造、道德表现、宗教关怀、心理描写等方面不仅超出了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甚至接近或超过了西方现代作家的高度[2]。他虽没直接点出张爱玲的现代性质地，但其意在将张爱玲的创作纳入到西方现代性脉络之中，这为张爱玲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源和学术基础。孟悦和李欧梵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原生态语境，在主流/边缘、传统/现代的缠绕考辨中归结出张爱玲作品中的现代性特质，不仅为学界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论证的依据，并且有着方法论上的参照作用。孟悦在《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3]一文中突破五四“现代观”的束缚，以“新的文学想象力”的建构为切入点，在对张爱玲所营造的“意象化空间”、运用的“新传奇”叙事手法的细致剖析中，凸显张爱玲作品中的现代感，并重新评价了张爱玲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张爱玲不是一个与时代宏大叙事无关的超脱者，她一样会在创作中表达自己关于家国民族的思考，只是她采取了与左翼创作中的“现代政治素质”视角不同的视点而已，从而肯定了张爱玲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做出的独到贡献。李欧梵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4]一文中透过独特的现代性视角对张爱玲的创作与“颓废”间的关系进行解读，确认了张爱玲的现代立场。新世纪十年以来关于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现代性研究更为细致和深入。刘志荣、马强在《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5]一文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将张爱玲置于中西比较的视野之下，考察其小说中的现代末日意识。所谓“末日意识”指的是一种无法消解的对世界与人生深重的虚无和绝望的文化体验。刘志荣等认为这一体验是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结果，是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的新质，却又受到中国文化中“现世”意识的规约。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注重末日威胁下现实社会中人的心理反应与行为的分析，缺乏西方现代末日意识中的宗教感和哲学沉思；齐钢的《论张爱玲的存在意识》[6]考察了张爱玲小说中的存在意识，分析了这种意识产生的因缘，指出对在生存困境中个体人的焦虑、畏惧、异化以及用自欺来逃避荒诞世界中的生存焦虑的现象的描绘以及文明的批判是张爱玲存在意识的体现，认为存在意识使张爱玲的作品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刘锋杰认为张爱玲的创作创造了日常现代性的基本形态，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实感的现代性，具有普世性、永恒性的特征。张爱玲的日常现代性是对鲁迅为代表的启蒙现代性的挑战与超越，从而显示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乃转型而非断裂的性质[7]。此外，张新颖的《日常生活的“不对”和“乱世”文明的毁坏――张爱玲创作中的现代“恐怖”和“虚无”》、罗慧林的《中国文学“启蒙现代性”的三种走向――兼论“张爱玲热”的原因》等论文也对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现代性”指向做了深度思考。

（二）意象与服饰意蕴研究

张爱玲擅长在作品中营造各种繁复奇特的意象，如月亮、玻璃、镜子、光影、电车、花、墙等，这些意象在新世纪之前亦多有论述。新世纪十年以来，意象研究仍然是一个热点。许子东的《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8]认为张爱玲作品具有“以实写虚”的逆向意象倾向，并对这一物化意象的动态性特质进行了剖析，认为张爱玲琐碎奇绝杂色质感的物化意象是她抵御苍凉感悟中的恐惧的一种方法。林莺在《张爱玲“太阳”意象的陌生化建构》[9]一文中对张爱玲笔下的“太阳”进行了全方位的探析，认为张爱玲将一般象征温暖和光明的太阳做了“陌生化”处理，“太阳”在张爱玲笔下演绎出隔世、陌生和凄凉，幻化为吞噬生命的预兆，“是张爱玲进行文学建构的基本方式，它不但渗入作品的艺术构思当中，并且延伸到作者的思想背景当中，构成张氏小说的文学反思，也是张氏人生观和爱情观的再现工具”。林莺还在《创伤性记忆与张爱玲的抽象隐喻》[10]中对张爱玲营造的抽象意象做了深度探析，通过“封住”意象、“隔断”意象及“割裂”意象的考察，揭示出张爱玲华美、苍凉和奢靡笔调下无意流露的性格因素及创伤性记忆下人格的压抑和张力。刘锋杰等人合著的《张爱玲的意象世界》[11]一书，从艺术鉴赏的角度对张爱玲作品中的镜像、月光、太阳、乐声意象进行细微探究，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意象研究专著。

服饰意蕴研究是新世纪十年以来张爱玲小说研究中的又一亮点，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专著方面，邓如冰的《人与衣：张爱玲〈传奇〉的服饰描写研究》[12]运用丰富的服饰知识解读文本，挖掘《传奇》中服饰描写的民俗学、社会学和文学层面的意义，开拓了张爱玲研究的新领域。单篇论文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黄子平《更衣对照亦惘然――张爱玲作品中的衣饰》、平原《张爱玲的服饰话语》、贺玉庆《张爱玲小说中服饰符号意蕴探析》。

（三）“晚期风格”研究

相对于张爱玲研究中其他论题来说，“晚期风格”研究是一个“年轻”的论题，涉及的范围也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张爱玲后期创作、翻译的所有作品，还包括她后期的书信交友、行事作风等。新世纪十年以来，学界关于张爱玲“晚期风格”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刘涵华的《张爱玲后期散文创作的美学风格》[13]以张爱玲前期的散文创作为参照点，对张爱玲后期散文做了细读分析，指出张爱玲的后期散文具有创作主体淡化、理性精神增长、语言风格质朴隽永的特点，并认为这是作家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和历久不衰的创作热情的体现。马琼在《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论张爱玲后期创作风格的转变》[14]中以张爱玲后期创作的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张爱玲后期的创作风格，认为后期的张爱玲注重在小说中表现“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白描手法运用完美、叙事结构呈现出松散的特质，创作已深得“平淡而近自然”的精髓，创作美学由绚烂归于平淡。以上文章均认为张爱玲的后期创作是写作生涯中的突破和精进，对张爱玲的“晚期风格”持褒奖、认可的立场。然而，也有学者持相反的看法，认为张爱玲后期创作力衰退，出现了枯竭期。姜桂华在《张爱玲的创作力可曾衰退?――以和为中心的考察》[15]中从主人公出场、离场的描写以及母女关系是否设置等角度出发，对《金锁记》和《怨女》两个文本做了比较分析，认为从文风来看，《金锁记》集中、凝练、明快、典雅、流畅、含蓄，《怨女》则松懈、�嗦、沉闷、粗俗、粘滞、直白，并认为至此张爱玲的创作力衰退不证自明。胡晓丽的《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枯竭期”出现原因的探析》[16]将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枯竭期”置作前景，重点探讨枯竭的原因。认为创作题材的狭窄、“上海的描绘者”以及狼狈的婚姻联手谋杀了张爱玲的创作才华，使其后期的创作处于枯竭的状态。

香港学者陈建华的研究方式与以上诸篇着力于创作文本进行的研究不同。他的《张爱玲“晚期风格”初探》[17]一文，把张爱玲移居洛杉矶之后二十余年里的文学作品、行事方式、甚至她的沉默都列入了考察的范围，这种多视角的研究方式开启了张爱玲“晚期风格”研究的新向度，不但丰富了目前的研究成果，而且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昭示着“晚期风格”研究路径的繁复。陈建华认为“身体文本”是构成张爱玲晚期风格的重要部分，并对此作了详细勾画。一方面，张爱玲借着写给几个至交好友的书信、出版的书籍和序言等，现身说“法”，彰显自己作为写作者的存在与自主，再次重申她的文学艺术观。另一方面，张爱玲又声明自己不喜欢在作品中暴露隐私，不主张读者从“窥视”的角度“看张”，宣称“作者已死”，这种对隐私权的重视与主动的现身形成明显的悖论。事实上，作者不可能死亡，张爱玲的存在本身是张爱玲传奇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张爱玲有意地声称“作者已死”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自己文学创作的信任，期待读者把作品看做一个自足的艺术世界进行接纳。总之，陈认为张爱玲晚年“极其复杂而又困难的书写”背后隐藏的仍是“苍凉的手势”，她的“晚期风格”是前期“苍凉美学”的延续，她对艺术的真诚一以贯之。

2009年《小团圆》的出版，更激发了学界对“晚期风格”研究的兴趣。许子东以《小团圆》为中心探讨张爱玲“晚期风格”的文学史意义，王德威以《雷峰塔》和《易经》为中心考察张爱玲“重复、回旋、衍生”的创作美学，格非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小团圆》的“晚期风格”特色等是学界关于“晚期风格”研究的最新成果。整体而言，“晚期风格”研究起步较晚，有继续掘进的空间。

二、剧作及影视改编研究

张爱玲的剧本计有十五部，有话剧、电影剧和广播剧。由于张爱玲剧作资料较难觅及，张爱玲研究中热点议题众多，新世纪之前张爱玲的剧作研究呈薄弱化态势，仅有郑树林、李欧梵等少数学者对此有所涉猎。新世纪十年以来，随着剧作资料的渐趋完善、曾经的热点议题的过度开发、前期研究成果的召唤，张爱玲剧作成为学界的又一研究热点。海外学者傅葆石的《女人故事：张爱玲的〈太太万岁〉》[18]以“女性电影”的内涵为理论资源，用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手法，探析张爱玲的电影剧作《太太万岁》的主题。他认为《太太万岁》是一部爱情喜剧形式的女性电影，张爱玲把原本琐碎平凡、远离政治的日常生活融入上海中产家庭的微妙关系中，利于观众在更深刻、细微的层次上了解战时人与性别的关系。香港学者吴国坤的《香港电影半生缘：张爱玲的喜剧想象》[19]也考察了张爱玲电影中的喜剧想象，但研究的重点在于叙事手法。张爱玲能够自如地运用好莱坞的喜剧情节和通俗元素包装“中国化”的情愫，在通俗电影的叙事框架下，利用镜头的角度和运动、时空的剪接及场面调度来烘托人物心态。张爱玲的现代性在由文字到影像的转移中得以凸显。日本学者河本美纪在《张爱玲与电懋》[20]中，认为张爱玲的电影剧本与她苍凉的小说世界相距甚远，充满了喜剧色彩，呈现出风趣可爱、调皮的韵味。并对其小说创作同时进行剧本创作原因进行了分析。孔�的《浅谈张爱玲的两部喜剧电影剧本》，李微的《试论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创作》，张英进、易前良的《穿越文字与影像的边界：张爱玲电影剧本中的性别、类型与表演》以及贺昱的《论张爱玲电影剧本创作中的市场意识――以〈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为例》也对张爱玲的电影剧作做了论述。

张爱玲除对剧本创作的直接参与外，她的部分作品也多次得到影视改编。自1984年香港电影导演许鞍华把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搬上银幕后，张爱玲的小说便受到众多导演、剧作家的青睐，不断被改编、拍摄和排演。新世纪十年以来影视、剧作改编上演的势头更猛，改编热潮也推动了相关研究。李小良在《历史的消退――〈十八春〉与〈半生缘〉的小说和电影》[21]一文中，将张爱玲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十八春》、60年代删改的《半生缘》和许鞍华拍摄的《Eighteen Springs》（即“十八春”的英文直译）作为文化文本，进行比照，剖析其生存的历史状况。认为这三个文本在一定层面上，带有滋养它们各自生产的历史文化印记。三个文化文本对外在世界的指向，展示了一条中国现实和历史在文本中不断消退的痕迹。何杏枫的《银灯下，向张爱玲借来的“香港传奇”――论许鞍华〈倾城之恋〉的电影改编》[22]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利用报刊影评、宣传资料及票房排位等周边资料，在香港政治社会的脉络中考察许鞍华的电影改编，并结合许鞍华电影创作中的本土意识和政治隐喻进行深度分析。大陆方面，王巧凤的《电视剧的男性意识》、《改编刍议》、《由谈影视改编》及张杰的《从文字到影像――从看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改编》都就改编偏离原著思想和意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究。

2007年李安据张爱玲原著改编的《色，戒》因张著、悬疑、情色等噱头成为华语电影圈、媒体及大众的热衷话题，也将张爱玲作品的改编研究推向了高潮。学界面对这一文化事件也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关于《色，戒》的小说与电影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多，受篇幅所限，仅对李欧梵和戴锦华的研究做一概述。李欧梵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为《睇〈色，戒〉》[23]一书。作品不仅对张爱玲、李安的《色，戒》进行了细读，且探讨了张爱玲对李安“影响的焦虑”以及李安对张爱玲的超越与挑战，对电影版《色，戒》想象演绎的“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此外，作者把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以附录的形式进行展示，可以说此书提供了关于《色，戒》研究的成果概观。大陆学者戴锦华的《时尚・焦点・身份――〈色・戒〉的文本内外》[24]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对电影《色・戒》提出了三种解读路径（国家、民族，身份/认同，忠诚与叛卖，而且是关于叛卖的叛卖；李安用身体将张爱玲的故事带离历史与现实的政治角力场，托举到人性抚慰的“高度”；“女人与钻石”的故事是最形而下的阐释。）以及赢得辉煌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探讨。戴锦华认为时尚与文化政治的“俄罗斯套盒”、张爱玲症候群、海上旧梦的意味和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与国族四个向度共同构建了李安的《色・戒》辉煌。李妙晴的《电影改编：另类的符际翻译――以为例》[25]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出发，结合西方的翻译思维和理论，探讨文学及影像间的改编关系，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张爱玲小说与电影影像间的复杂关系。

关于话剧改编的研究也有不少，杨扬《混杂的艺术――评话剧〈金锁记〉》[26]从编剧对原著的改动、演出阵容的非专业性出发，结合剧种目前的艺术困境，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对话剧《金锁记》做了全面的考察评价，认为这种改编体现出一种混杂的艺术形式，对拓宽目前极为逼仄的剧种生存空间来说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张爱玲的光影空间》[27]一书对张爱玲与电影的诸多因缘进行了整理和评析，颇具参考价值。

三、翻译研究

张爱玲的翻译作品形式多样、文类繁多。就形式而言，分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两类，语际翻译包括英汉互译、中英自译、改编等，由吴方言到汉语乃语内翻译；文类方面，则涉及到小说、散文、诗歌、文论、电影剧本等。从翻译学的角度看，成绩可谓不俗，但文学创作的盛名遮蔽了张爱玲的翻译才华，新世纪以前的学界很少关注“译者张爱玲”。新世纪十年以来，因全面研究张爱玲的需要、翻译生态好转等条件的生成，学界对张爱玲翻译的研究开始升温。较早在专著中论及张爱玲翻译情况的有刘绍铭和单德兴。刘绍铭的《到底是张爱玲》一书收录了他点评张爱玲自译的文章《张爱玲的中英互译》[28]，文章对张爱玲中英互译上的大量删改现象进行了考察，认为这是张爱玲为解决“读者对象和‘认受’（reception）问题的有意为之。同时也认为张爱玲的英文对白有“水土不服”的病症，英文写作不如中文那样得心应手。单德兴教授在专著《翻译与脉络》中以“含英吐华――析论张爱玲的美国文学中译” [29]为题，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张爱玲在美国文学中译上的成绩，细致地钩沉了张爱玲译作的演化，对她的翻译策略与失误也做了贴切地论述。杨雪的《多元调和：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30]是国内研究张爱玲翻译作品的第一部专著，她运用多种分析方法，从多个角度对张爱玲的翻译作品进行了系统研究，展现张爱玲在中国翻译史上的意义和地位。她认为“多元调和”是张爱玲翻译的总体特征，并从“张爱玲与文学翻译中的多元调和”、“张爱玲对翻译与创作的调和”、“张爱玲对翻译主体的调和”、“张爱玲对翻译策略的调和”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她还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深入考察了文学、文化等众多场域对张爱玲翻译的影响。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张爱玲翻译作品在海外的认同度进行实证调查、分析，是此书的又一特色。总之，她认为多元调和的翻译艺术使得张爱玲的翻译呈现出多种面貌：既有忠实于原著的译作，也有译创结合的译作；既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度，又不一味迎合；虽重视译作的跨文化流传，却不为正统的文学评判标准困囿，为翻译实践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论文方面，赵新宇的《试论张爱玲的翻译》[31]是张爱玲翻译研究中较早的一篇。此文把张爱玲的翻译生涯归结为涵泳砥砺期、翻译实践期和精益求精期，并对每个时期的译作概况和特点做了考察。以此为基础，对张爱玲的翻译心得与观点进行了探究。陈吉荣、张小朋在《论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的本土化策略》[32]中，对张爱玲的女性主义翻译诗学进行了考究，认为张爱玲的女性书写不同于西方的女性建构，在体味旧传统中男权压抑的苦味时，又流露出对传统的惆怅和依恋，选择的是传统意识框架下的疏离主义。并从女性写作与男性象征秩序的对话、女性创作语言特色的移植以及往复翻译中女性回溯与衍生的曲折叙事历程层面，细致剖析了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的本土化策略。王晓莺的《多元视界下张爱玲的翻译》[33]用多元系统理论，以张爱玲对美国当代文学及清末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的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了张爱玲在当代中国翻译史书写上缺席的原因。她认为一方面张爱玲在美国新闻处驻香港办事处翻译的一系列美国文学作品明显地受到了出版赞助人的影响，涉及了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另一方面《海上花列传》的创作语言和题材则具有非典范性，再加上张爱玲在中国国内模糊的政治身份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张爱玲的翻译作品长期处于翻译文学系统的边缘。汤惟杰《海上梦语两生花――论〈海上花列传〉中的苏白策略与张爱玲的翻译意图》[34]一文以《海上花列传》和语言之间的特殊关联为切入口，通过原本和张爱玲国语译本的对照分析，指出苏白对《海上花列传》而言意义重大，是韩邦庆的世界，是近代“情”/“欲”叙事的语言地标。汤还指出张爱玲对原本的四个回目的删除以及部分情节、人物的改写清扫了文本中“文言的木石砖瓦”，是对中国近现代小说语言演变潮流的呼应。张曼在《文化在文本间穿行――论张爱玲的翻译观》[35]中对张爱玲的中英互译进行了全面考察，分析了两种文本在迎合与拒斥的复杂纠缠中，怎样向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读者传达意识形态、知识符码，并在此基础上对作家如何在自译或他译过程中“掺入主体性”活动、磨合两种文化，实现翻译参与他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佟晓梅、霍跃红的《对张爱玲译者身份边缘化的生态翻译学解读》[36]依凭翻译生态学视角，对张爱玲边缘化的译者身份进行了深度探析。他们认为张爱玲的翻译活动是其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主动选择，她的“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一方面有利于译作在一定范围内的流传和保存，另一方面也使她长久地徘徊在中国总体的、大的翻译生态环境的边缘地带。他们还指出中国现在的翻译生态系统呈现出包容、宽松的发展势态，作为译者的张爱玲也因此逐渐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

结语

张爱玲研究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步，至今已近七十个年头。相较之下，新世纪十年以来的十年不过是短暂的瞬间。要想在之前相对完整的知识谱系上有所创新、有所斩获，并不容易。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看到学界在多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相对成熟的小说研究等论题得到了更为具体深入的开掘；缺少关注的剧作及影视改编研究、翻译研究受到了高度重视；对研究历程进行了系统地回顾整理，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性的反思，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也不断更新。总而言之，新世纪十年以来的张爱玲研究，无论是在论文、论著的数量，还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然而，一些固有问题，如研究中主观色彩浓厚的非理性倾向、研究方法本土化的不足、人与文的过度阐释等在新世纪十年以来的张爱玲研究中依然存在。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在相关的学术会议和论文中进行了探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正在衍变为张爱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新方向。总的来看，在学界的努力下，一个真实、完整的张爱玲将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全方位的张爱玲”不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学术高地。

*作者简介：文娟，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助理研究员，浙江大学新闻传播所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文学和艺术传播学。

[1] 灵真：《海内外张爱玲研究述评》，《华文文学》1996年第1期；王卫平、马琳：《张爱玲研究五十年述评》，《学术月刊》1997年第11期；刘维荣：《海外张爱玲研究综述》，《社会科学家》1999年第5期；黄玲玲：《六十年代以来张爱玲研究述评》，《文教资料》2000年第2期。

[2] 参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友联出版社1979年版。

[3] 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4] 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现代性的追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5] 刘志荣、马强：《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2期。

[6] 齐钢：《论张爱玲的存在意识》，《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7] 刘锋杰：《论张爱玲的现代性及其生成方式》，《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8] 许子东：《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9]  林莺：《张爱玲“太阳”意象的陌生化建构》，《东南学术》2010年第1期。

[10] 林莺：《创伤性记忆与张爱玲的抽象隐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期。

[11] 刘锋杰、薛雯、黄玉蓉：《张爱玲的意象世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 邓如冰：《人与衣：张爱玲的服饰描写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3] 刘涵华：《张爱玲后期散文创作的美学风格》，《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4] 马琼：《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论张爱玲后期创作风格的转变》，《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5] 姜桂华：《张爱玲的创作力可曾衰退?――以和为中心的考察》，《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6] 胡晓丽：《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枯竭期”出现原因的探析》，《当代小说(下半月)》2010年第2期。

[17] 陈建华：《张爱玲“晚期风格”初探》，李欧梵[等]著、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18] 傅葆石：《女人故事：张爱玲的》，李欧梵[等]著、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19] 吴国坤：《香港电影半生缘：张爱玲的喜剧想象》，李欧梵[等]著、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20] 河本美纪：《张爱玲与电懋》，李欧梵[等]著、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21] 李小良：《历史的消退――与的小说和电影》，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22] 何杏枫：《银灯下，向张爱玲借来的“香港传奇”――论许鞍华的电影改编》，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23] 李欧梵：《睇》，原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后收入《世故与苍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24] 戴锦华：《时尚・焦点・身份――的文本内外》，《艺术评论》2007年第12期。

[25] 李妙晴：《电影改编：另类的符际翻译――以为例》，《电影文学》2008年第1期。

[26] 杨扬：《混杂的艺术――评话剧》，《上海戏剧》2004年第12期。

[27]  刘澍、王纲：《张爱玲的光影空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

[28]  刘绍铭：《张爱玲的中英互译》，《到底是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29] 单德兴：《含英吐华――析论张爱玲的美国文学中译》，《翻译与脉络》，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0] 杨雪：《多元调和：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1] 赵新宇：《试论张爱玲的翻译》，《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32] 陈吉荣、张小朋：《论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的本土化策略》，《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33] 王晓莺：《多元视界下张爱玲的翻译》，《中国翻译》2008年第5期。

[34]  汤惟杰：《海上梦语两生花――论《海上花列传》中的苏白策略与张爱玲的翻译意图》，李欧梵[等]著、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35] 张曼：《文化在文本间穿行――论张爱玲的翻译观》，李欧梵[等]著、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年2008版。

[36] 佟晓梅、霍跃红：《对张爱玲译者身份边缘化的生态翻译学解读》，《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