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24日至29日，在夏衍、巴金、冯雪峰等人发起下，上海举行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张爱玲的出席，成为这次大会的“亮点”之一。柯灵在他的名文《遥寄张爱玲》中就特别提到：

    1950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

    整整60年之后，还有第一届文代会的参加者艾明之忆及此事：

    我参加了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张爱玲女士也参加了文代会，坐在会场靠后的位子上，会议开了6天，圆满闭幕。

    可见，身份特殊的张爱玲当时与会确实引人注目。张爱玲与会登记的名字是“梁京”，也即她自1950年3月25日起在上海《亦报》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时所署的笔名。查1950年7月24日《解放日报》公布的《出席本届文代大会代表名单》，“梁京”的名字列于“文学界”94名代表之中，出现在下列作家、学者之间：“唐弢、师陀、倪海曙、梁京、孙大雨、孙席珍、孙福熙、郭绍虞、许杰”等。这些人中“梁京”也即张爱玲最为年轻，按年龄和资历，郭绍虞、许杰、孙大雨、孙席珍等位都是她的老师辈了，即此一端也可证明，邀请她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实在是不小的礼遇。

    柯灵和艾明之回忆的应是文代会7月24日在虹口解放剧场举行开幕式时的情景。开幕式之后，7月25日，“部队、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剧影、戏曲、翻译等各协会工作报告”；7月26日，“由陈(毅)市长报告国内外形势”；7月29日，“上海市第一届文代大会胜利闭幕，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宣告成立。”大会期间，各界代表多次分组讨论，张爱玲被分在“文学界代表”第四小组。一份蜡纸刻印的“文学界代表第四小组名单”被组长赵景深保存了下来，上面印得清清楚楚：

    组长赵景深；副组长陆万美、赵家璧；周而复、潘汉年、孙福熙、沈起予、叶籁士、姚蓬子、程造之、谷斯范、刘北汜、平襟亚、梁京、余空我、张一苹、邓散木、陈灵犀、陈涤夷、张慧剑、柯蓝、王若望、哈华、姚苏凤、严独鹤。

    这份名单大有看头。除了余空我、张一苹较为陌生，其他都有或大或小的文名(陈涤夷即为大名鼎鼎的上世纪40年代《万象》杂志首任主编陈蝶衣)，其中有来自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有来自国统区的，更多的是长期在上海的，包括不少被称之为旧派或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充分显示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广泛和宽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赵景深在“梁京”名字左旁写了“张爱玲”三字，并在两个名字之间划了一个等号，这说明“梁京”即张爱玲，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张爱玲是否参加和参加了几次第四小组的活动?由于该组作家已全部谢世，无从查考了。张爱玲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来就不熟悉，她即便参加了小组活动，恐怕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她只与平襟亚和邓散木两位有特殊的因缘。平襟亚就是当年发表她小说的《万象》的发行人，笔名“秋翁”，张爱玲为了稿费还与他有过一场笔墨官司；邓散木则曾为她的《传奇》增订本题写了书名。

    邀请张爱玲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作出这个决定的无疑是当时上海文艺界的高层领导，柯灵《遥寄张爱玲》中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

    左翼阵营里也不乏张爱玲的读者，“左联”元老派的夏衍就是一个。抗战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给他。

    夏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作出这样的决定自在情理之中，因为夏衍是当时中共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典范。这个决定也确实需要勇气和胆略，显示了新政权的雅量。夏衍晚年在谈到张爱玲时没有涉及此事，但当他昔日的秘书李子云说到“您(指夏衍——笔者注)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奇怪的是您居然能接受被‘直接为政治服务论者’认为不能入流的作品。最明显的例子是您能欣赏张爱玲的作品。她的作品实在是离政治太远了。但是您在1950年曾介绍我看她的作品，说她是写短篇小说的能手。当年没有一个革命作家敢承认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时，夏衍的回答耐人寻味：

    我认识张爱玲和读她的作品，是唐大郎介绍的。唐大郎也是一个有名的“江南才子”，所以，也可以说，欣赏张爱玲的作品和希望她能在大陆留下来，一是爱才，二是由于恩来同志一直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一方针。

    这段话一直未引起张爱玲研究者的关注。夏衍说“我认识张爱玲”，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通过张爱玲的作品而“认识”她，另一种是他真的与张爱玲见过面而“认识”，介绍人或许就是“小报大王”唐大郎?但这仍然只是一种推测，也已无法证实。

    夏衍还有一段可能更为关键的话从未引起张爱玲研究者的关注。他在去世前一年多为《大江东去——沈祖安人物论集》作序时再一次提到张爱玲，不但对张爱玲的评价简要而中肯，而且披露了极为重要的史料：

    “张爱玲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她才华横溢，二十多岁就在文坛上闪光。上海解放前，我在北京西山和周恩来同志研究回上海后的文化工作，总理提醒：有几个原不属于进步文化阵营的文化名人要争取把他们留下，其中就谈到刘海粟和张爱玲。总理是在重庆就辗转看过她的小说集《传奇》，上世纪50年代初我又托柯灵同志找到一本转送周总理。但是张爱玲后来到了香港，走上反共的道路，这是她自己要负责的。”

    如果夏衍的回忆无误，那么他在这段话中清楚地告诉读者：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在上海解放前夕指示他设法争取张爱玲留下来。或者也可理解为，邀请张爱玲出席上海第一届文代会，正是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这是张爱玲研究界所从来不知道的!而柯灵回忆的夏衍调回北京工作后，托他代购的小说集《传奇》，原来转送给了周恩来。这也是张爱玲研究界所从来不知道的!至于夏衍批评张爱玲“后来到了香港，走上反共的道路”，应该视为限于当时大陆所知的史料和认识，还无法得出更为积极和全面的结论。

    （摘自《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