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原名张钟麟抗战时期青年张某

在1935年叙任的一大票陆军上校名单中，包括步兵上校、骑兵上校、工兵上校、通讯兵上校、辎重兵上校等等，你根本查不到张钟麟的名字，因为这阶段叙任的陆军上校，基本是黄埔前三期的天下，甚至包括我们熟悉的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董钊、马励武等黄埔一期毕业生。

这一时期抗战还没有爆发，全国军队正处于整编和缩编状态，特别推出铨叙军衔体系，目的就是改变之前军衔泛滥（可以视为职务军衔）和各军阀部队随意授衔的情况，因此将官群体和校官群体的数量，通通被压缩了。

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军官领章佩戴的基本都是“铨叙军衔”，也就是对军龄、职务、功勋等几方面进行综合衡量后，由军事委员会铨叙厅评定、由国民政府公布的“正式军衔”，记入个人档案，领对应标准的薪水。

彼时的黄埔四期生，受限于军队资历和军队职务，大多授予了陆军中校或少校军衔，毕竟第四期1926年10月才毕业，到1935年春还不过九年光景，仔细算算停年时间和晋级频率就明白了。

能够混到（陆军）工兵上校的黄埔四期生，目前查到的只有赵锡田一人，也就是解放战争中被俘的那个整编第3师师长，因为他当时已经确定要提第3师的旅长了，而且人家还是顾祝同的外甥。

爬得比较快的几个黄埔四期生，尽管在30年代初期已经担任了上校团长：诸如张灵甫，时任第1军74师第113团团长，再如胡琏，时任第18军11师第33团团长，但是在1935年铨叙时，正式军衔都被压低了。

那他们就只能叙任陆军中校衔，注意“上校团长”即是之前职务军衔的表述，前面是军衔，后面是对应的职务，陆军中校衔及以下军官的叙任名单，未见诸公布名册，数量实在太大了。

而“陆军中校”则是铨叙军衔的表述，只要军官尚未退役，即便暂时没有职务赋闲在家，军衔依旧还是中校，所以若想弄清楚张灵甫的军衔，首先得理解这两套军衔体系的联系和区别。

01、陆军中校张钟麟

以1933年9月为基准时间，中原大战之后，南京政府正着手对全国军队进行整编，大部分的军级单位，以及相当一部分师级单位被撤销编制，逐渐形成了“路军、师、旅、团”这样的作战序列，如此军队高级职务的数量大幅减少，也间接保证了军衔“铨叙”工作的开展。

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第19军军长蔡廷锴陆军中将李默庵谢晋元第74军中将军长施中诚陆军上校胡琏陆军少将王耀武老范挂的中将职务军衔第74军少将副军长74军官员第四任妻子王玉龄老电影《红日》张灵甫剧照肩膀一颗星肩膀两颗星剧照

对军官的正式军衔进行叙任时，也要参考其时任职务，彼时军职和军衔的大体对应情况是：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陆海空军特级上将

军事委员会委员、派系头目：陆军一级上将

省主席、路军总指挥、军长（数量不多）：陆军二级上将、陆军中将

师长：陆军中将、陆军少将

旅长：陆军少将、陆军上校

团长：陆军中校、陆军少校

需要指出的是，中高级军官的“一职适配两衔”，是比较通用的军衔评定规则，这里不过多解释了。

我军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也大致遵循了这个原则，比如正师职的说明是“多数授大校衔、少数授少将衔”、副师职的说明则是“多数授上校衔、少数授大校衔”。

至于某位军官，在某一职务任上，究竟应该授予两级军衔中的哪一个，那就是“铨叙厅”需要研究和讨论的范畴了，对各方面条件综合分析后，最终给出结论，然后上报层峰批准和公布。

期间也有可能受到高层干预，比如委员长写个条子什么的，对某位军官的军衔授予，专门给出意见，然后搞个微调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人情世故这东西自古有之，别大惊小怪。

比如杜聿明、郑洞国等一期生，在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已经混到了“少将旅长”的职务军衔，但是在1935年的铨叙中，他们俩都被压缩为陆军上校衔。

因为关麟征、宋希濂、孙元良那一批实职师长，也仅仅授了陆军少将衔（原来都是中将师长），之间总得拉开差距，黄埔一期生首批叙任陆军中将的，仅有胡宗南、李延年、李默庵等寥寥几人。

这几人担任实职师长的时间较早，胡宗南自然不用说了，李延年1931年底升任第9师师长、李默庵1930年底升任第10师师长，均属“进步较快”的黄埔一期生。

既然在1935年叙任的陆军上校名单中，查不到张钟麟（张灵甫）、胡琏的名字，说明肯定授了陆军中校衔，且不可能是陆军少校衔，毕竟都是中央军的主力团长，另外跟后来的军衔晋升也对不上号。

我们熟悉的“四行孤军”带头人物谢晋元，也是黄埔四期生，他直到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职务还是第88师524团的团附，领陆军中校衔，可见这几个同期同学的资历和职务，互相差不太多。

应该说，张灵甫1935年授陆军中校衔是比较合适的，铨叙军衔体系搞起来后，从1935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军官多佩戴正式的军衔，那张灵甫就得把三颗豆的校官领章，换成二颗豆的。

02、陆军上校张灵甫

叙任军衔是个挺麻烦的事，涉及到人情和派系的平衡，于是墨墨迹迹分批授予和公布，一直折腾到1936年初才告一段落，在未来的第74军系统中，骨干人物铨叙军衔如下：

1936年1月28日：俞济时授陆军中将衔，时任第88师师长，铁杆嫡系赶上了首批末班车。

1936年2月3日： 施中诚授陆军少将衔，时任第57师第169旅旅长，被照顾的杂牌将领。

黄埔三期毕业的王耀武，尽管之前已经升任了补充第1旅旅长（中央军嫡系部队），仍然跟学长范汉杰一样，被授予了陆军上校衔，注意老王之前的职务军衔可是“少将旅长”，同样被压低了。

范汉杰那是黄埔生的第一个师长，只是因为深一脚浅一脚混进了粤军部队，又赶上了第十九路军反蒋的闽变，级别和军衔耽误了一些，1935年5月4日仅实授陆军上校。

变动始自1936年2月，之前被普遍压低的铨叙军衔，造成了一些内部矛盾和职衔严重不符的情况，于是再推出《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一批陆军中将有了晋升的空间，下面的少将和上校则等来了机会。

1936年9月间，之前被压低的陈诚、卫立煌、张治中、薛岳等人，集体晋升“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总算可以挂三颗星了。

由此至10月5日，关麟征、孙元良、李玉堂等人晋升陆军中将，而杜聿明、郑洞国等人则水涨船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从陆军上校再晋升为陆军少将。

1936年9月5日，也是借这个东风，王耀武晋升陆军少将衔，并拟定出任第51师师长，当天同时晋衔陆军少将的，还有黄埔一期的学长范汉杰。

李天霞、胡琏、戴笠等部分陆军中校，因职务提升较快，顺延到抗战爆发前，也分别晋任陆军上校，不过张灵甫却没有赶上这一拨，他摊上事了，摊上大事了。

刚刚授为陆军中校的1935年冬天，这厮在西安家中，悍然枪杀了第二任妻子吴海兰，引发全国舆论大哗，经过审判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经过张灵甫一番申诉后，再加上同僚的积极活动，死刑令并没有立即执行，呆在监狱里准备吃十年牢饭。不过这样一个差点枪毙的重犯，在此期间是不可能晋衔的，此乃军事常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下令所有在押的服刑官兵，除了“政治犯”以外，一律要调服军役，并保留原来的军衔参战。

经过王耀武的不断求情，张灵甫得以被秘密释放，然后获准回家探了个亲，顺便还同第三任妻子高艳玉完婚，历史爱好者熟悉的王玉龄女士，其实是第四任了。

期间张灵甫为避人耳目，才把原名“张钟麟”更改为“张灵甫”，旋赶往汉中第51师师部，在王耀武的保举下，晋升为上校候差员（师部附员），有些文献中也写为“师部高参”，反正暂时没有实职。

注意这个上校附员，其实还是个职务军衔，因为张灵甫保留的是陆军中校正式军衔。直到1937年10月，淞沪会战最激烈的时段，张灵甫被任命为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上校团长，不久实授陆军上校衔。

换句话说，到抗战爆发之初，张灵甫总算实现了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的一致，以陆军上校的军衔，担任上校步兵团长职务，算是巧合。

此间王耀武担任师长，所以两个军衔也实现基本一致，及至晋升第74军中将军长时，包括后面的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等职务，便又出现差距了。

03、抗战期间的“虚衔少将”

第74军火线组建以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等惨烈的战役，官兵折损严重，骨干军官甚感缺乏，于是张灵甫的职务一路得到晋升，当然，也得算是王耀武手下的悍将。

然而在抗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大面积冻结了铨叙军衔的晋升，少量的晋升要么是委员长特批、要么是死后追晋，因此在1945年之前的七年中，张灵甫的铨叙军衔始终没有变化：陆军上校衔。

随之而来的是职务军衔的广泛使用，相对于1935年的铨叙，从表面上看，简直是开历史的倒车，实际却并非如此，因为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从180万人扩充到600万人以上，所谓的抗日军兴嘛。

期间“军”以上的大型编制不断涌现，什么军团、集团军、兵团、战区等等，况战事频繁，哪有时间和精力对军官一一考评？又哪来那么多将官来充任要职？所以职务军衔的使用，确实是形势所需。

另外一层，全面抗战的八年，是那个委员长削弱杂牌的最好机会，把军官的任命权完全抓在手里，进而彻底实现军事独裁，也是必要的手段：职务军衔只需军委会的“任职令”即可，而不再需要国民政府的“任官状”。

所以黄埔生的军职，抗战期间普遍晋升飞快，尤其嫡系部队的军官更是如此，俞济时、王耀武统率的第74军，当然是嫡系中的嫡系，张灵甫自然也是沾了光的，其职务军衔的变动如下：

1938年3月：升任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上校副旅长；

1938年9月：升任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少将旅长；

1940年11月：改任第74军第58师少将副师长（此间取消旅级编制）；

1941年10月：升任第74军第58师少将代理师长（原师长廖龄奇被杀）；

1941年11月：升任第74军第58师少将师长；

1944年5月：升任第74军少将副军长（军长由施中诚改任，李天霞就此出局）。

至抗战胜利前夜，鉴于大批高级军官的职务军衔，已与铨叙军衔严重脱节，比如有些挂着中将牌牌的军官，铨叙军衔还只是上校甚至中校，实在不太合适，军事委员会遂酌情进行了批量晋升。

1945年2月20日，第74军少将副军长张灵甫、第57师少将师长李琰、第58师少将师长蔡仁杰，以及第100军中将军长李天霞，同时叙任“陆军少将”；同日，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叙“陆军中将”，杜聿明和郑洞国也是这批。

王耀武能有什么小心思呢？为了让心腹张灵甫顺利接手第74军，一边以杂牌将领施中诚暂时担任第74军军长，一边保举张灵甫前往陆军大学“镀金”，同年2月底，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学习，离开抗日前线去了重庆。

稍晚一些的1945年6月28日，第18军中将军长胡琏，也晋任“陆军少将”军衔，他就属于两个军衔有些脱节的代表性人物。

顺便说一句，张灵甫在陆大期间表现得比较腐败，有同学董其武的回忆为证。

04、解放战争中的“虚衔中将”

1945年冬，施中诚率第74军全部进驻南京，因兼“首都警备司令”，仅仅三个月后，在老王的一番运作下，施中诚调升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

而陆大结业的张灵甫，终于如愿以偿，晋升第74军军长，赴任时领章确实还挂着一颗星。

但无论是中央军嫡系第74军的军长、还是握有实权的“首都警备司令”，都是中将级的职务，前任施中诚也是陆军少将衔，但升职后一直挂两颗星的中将职务军衔，张灵甫当然也不例外。

1946年4月20日，军委会（6月改制某某部）正式发布任职令，张灵甫出任第74军中将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领章可以挂上二颗星了。

一个多月后，第74军改制为“整编第74师”，张灵甫改任中将（整编）师长。

着重说明，无论职务称谓是什么，张灵甫的中将都是“职务军衔”，其正式的铨叙军衔仍然是陆军少将，并且一直到死都是。

1946年6月起，整编第74师被调离南京，投入苏北战场，张灵甫也就不再兼什么司令了。

结果在战场上狂了还不到一年，1947年5月16日，整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灰飞烟灭，中将师长张灵甫战场毙命。

在1963年拍摄的老电影《红日》中，由舒适老师扮演的张灵甫很传神，但军衔展现却是错误的，可能是编导认为，张灵甫的正式军衔只是陆军少将，那么在“四六式”军服的肩膀上，就应该扛一颗星。

事实上，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军将领们，如果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不符，仍然会执行“哪个衔高挂哪个”的惯例，否则指挥起来很不方便。

比如廖耀湘，1947年8月混上中将兵团司令官时，其铨叙军衔还是陆军（骑兵）上校，难道要挂着三朵梅花去指挥六万大军？显然是不现实的，1948年9月22日，才刚刚晋任陆军少将。

因此廖司令官，必然是挂着中将职务军衔的两颗将星，这也是职务军衔使用的必要性。

同样，张灵甫虽为陆军少将，既然担任拥兵3万余的整编第74师中将师长，肩膀上肯定要挂着两颗星的，这才符合历史。

而1952年拍摄的老电影《南征北战》，就没有犯这个错误，片中由项堃老师饰演的敌“张军长”，历史原型就是张灵甫，肩膀上很清楚地挂着两颗星：中将军长。

当时“军”和“整编师”两类编制共存，军事主官基本都是中将衔，不过得说清楚，其中有的是货真价实的“陆军中将”，比如黄百韬（1943年晋任陆军中将），此间担任整编第25师师长，人家就是“真货”。

而有的只是中将职务军衔，铨叙军衔可能是陆军少将、甚至是陆军上校，那么张灵甫其实是个“水货”，严肃一点可以称为“虚衔”，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最新版的电视剧《红日》里面，老李出演的张灵甫，跟整编第83师师长李天霞一起，很规矩地挂着中将肩章，这是正确的。

李天霞在大陆期间的最高铨叙军衔，也不过是陆军少将，晋升陆军中将已是逃台以后的事了。

这事的道理明摆着，孟良崮战役之后，号称“千里救援”的李天霞随即被撤职，并押送徐州军法处审判，在牢里呆了好几个月，都成为罪犯了，怎么可能再给晋衔？

1947年7月30日，在孟良崮战役中毙命的三名陆军少将，即整编第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少将副师长蔡仁杰、少将整编旅长卢醒，同时被追赠为陆军中将的正式军衔，然并卵。。。

盖棺定论：张灵甫生前最高铨叙军衔为陆军少将，最高职务军衔为中将军长兼警备司令、中将整编师长，这也是他战死时的两个军衔（之间有一级的差别），死后被追晋为陆军中将，跟挂掉的戴笠、戴之奇等人，衔级情况基本相同。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