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苏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718.3亿元，在全省13个城市中高居第一位，同时也稳固了全国经济总量第六的排名。——摘自《苏州日报》

　　苏州，说它是个适合生活的城市，没有有人会有异议。说它是个经济大市，许多人还是感到意外和惊讶。毕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古来传之。舒适的生活会让人缺少奋斗精神。人们早年说及浙江温州及福建沿海诸县市快速发展的原因时，大都会提及这些地方历来人多地少，山高水恶，生存空间狭窄，人们不得不或奔走海外，或四出经商。一句话，具有一种天生的拼搏精神。改革开放将大环境为之一变，立即换发出这些地方无限生机。

　　苏州不然，这里乃江南宝地，鱼米之乡，四季分明，风调雨顺。历朝历代，姑苏更是无数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文人墨客，功成名就之后，在此置地购房，休闲养老，享受余生之地，因而留下众多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缺少奋斗精神”，恰恰又是走在我国最前沿的经济大市，这似乎是一对矛盾。那么，这对矛盾是怎么统一的呢？

　　本人有幸多年报道苏州，关注苏州经济发展40年。最早从1979年初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太仓的报道开始，至八十、九十年代，差不多年年都有有关苏州的报道。其中，有三个涉及苏州阶段性变化的报道，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有两个头条，一个右肩。

　　第一篇一版头条报道发表于1991年5月8日人民日报，内容是：《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之路，苏州由消费城市成为经济大市，工农业总产值连续六年列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这篇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标题，反映了当时苏州实实在在发展。报道摘录如下：

　　本报讯　记者何加正报道：素称“鱼米之乡”的江苏省苏州市，今天引人瞩目的已远远不只是“鱼米”等农副产品了。去年，该市分布于市镇乡间的１．６８万个工业企业，完成工业产值４４７．４亿元。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４７５亿元。这项指标已连续６年仅次于京、津、沪三大市，列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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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两年，1993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右肩发表我的另一篇报道，题为《改革推动苏州经济快速发展，去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326亿元》。这时采用的数据表述已经不是上次的“工农业总产值”，而是“国民生产总值”。这是我国国民经济统计方式一个重大变化，开始和国际接轨。

　　报道摘录如下：

　　本报讯　记者何加正报道：以消费城市较快变为经济大市而令人瞩目的江苏省苏州市，去年以来，加大改革力度，把改革和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推进了经济迅速发展，同时保证了经济在迅猛发展时保持了健康良好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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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1996年，6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再次发表报道，题为《从两大扩张到质的提高，苏州经济二次凸起》。报道摘录如下：

　　本报讯记者何加正报道：当区域性经济“八五”期间在全国各地整体向前跨越之际，曾因区位优越而领经济发展之先的江苏省苏州市，目前，在长江三角洲又以第二次突起的势头，引人瞩目。过去那种“企业门类齐全，产品品种齐全”，市县乡村街道一起上，以“加工工业为主，中小企业为主，轻纺工业为主”的经济格局和发展模式，正被全市范围内的沿江、沿沪、沿路、沿湖重组生产力布局和企业集结、重组、升级换代，以及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和新模式所取代。经济发展向新一层次、新一阶段推进的演变，在苏州城乡各地正在悄悄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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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有关苏州的报道，诸如：《贸工农全面发展　农工商齐头并进，吴江经济发展快效益好》、《企业墙上全国地图被世界地图取代，苏州外贸收购额两年翻一番》、《吴中胜地美在今朝——吴县农村见闻》、《组织·调控·利用——苏州市场建设评述》、《苏州地区恢复发扬有机农业传统，提高土地肥力降低农业成本》、《乡镇企业在国际博览会展风采》、《从吴县看发展》、《后滕记事》等等报道，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范围，对苏州经济发展作了跟踪报道。

　　那些年，有关苏州的大大小小各类活动，差不多常有参加。有的苏州在北京的活动，还贡献过微博力量。建设新加坡工业园区在京新闻发布会，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本人也在苏州组织过全国性活动，得到苏州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长时间以来，从市领导到普通市民，均有不间断接触。一句话，是看着这个城市一步步发展、大踏步前进的。尽管过程有些眼花缭乱，加之近年来有些疏离，但通过梳理我的报道，感觉苏州的高速发展，还是有其规律可循，有其原因可找的。

　　苏州，早年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市和地区是分开的。苏州市，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姑苏区，除了老城区，四周郊区很小，仅有几个乡（人民公社）。出了东西南北古城门，便是当时的乡（人民公社）。比如东边的葑门和娄门外，就是娄葑乡。全市人口也就60来万。而苏州地区管辖范围则很大，不仅包括今天苏州市范围内的吴县、吴江（县）、常熟市、昆山市、张家港市（沙洲县）、太仓市等几县市，还包括今天无锡市管辖的无锡（县）、江阴市、宜兴市。

　　撤地设市以后，除了无锡县、江阴市、宜兴市划归无锡市管辖外，其余则全部留在了苏州市。就自然条件而言，这些县市具备“江南鱼米之乡”的全部内涵，差不多是我国农耕文明的精华之所在。苏州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面，“底子”好显然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存在。基础好，条件优，是其发展的前提。不过，问题仅此而已吗？

　　破除“双纲”，从太仓说起

　　1979年春节，承蒙人民日报农村部李克林老主任照顾，回苏州采访，兼顾探亲。此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下帷幕，农村改革大幕初启，一出大戏还远未高潮迭起。但在太仓地头田间，已然感受到浓浓春的气息。

　　在苏州地委宣传部邵汉昌的安排下，来到太仓。几天时间，在县委办公室朱鹏的陪同下，采访了县委领导，乡镇（人民公社），村（大队）和小组（生产队）各级干部，以及田间地头的农民。感受最深的，就是普遍洋溢着一种“放”的喜悦。农民为能够“多种经营”而欣喜，干部则为摆脱“政治运动”而轻松。

　　今天，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为摆脱政治运动感到轻松可以理解，能够开展“多种经营”不就小事一桩吗？

　　其实不然。从根本上来说，伴随“多种经营”其后的实质是个“放”子。

　　江南之所以称为鱼米之乡，绝不仅仅因为能产鱼和米，而是有着独特的自然条件，“鱼米”是“物产丰富”的代名词。

　　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四季分明。更重要的是和其他地方相比，绝少自然灾害。自古以来，我国许多地方，不是旱灾就是水灾。比如一江之隔的苏北里下河地区，本来自然条件相仿，但由于千百年来黄河、淮河水患肆虐。一次大灾，就会造成社会发展倒退数年。灾害频繁，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治黄治淮成功，这里才有了安居乐业。

　　苏南自古繁华，不是没有大水、干旱，而是更多情况下，有患无灾。话题回到“多种经营”。这里不能不先说说两个“纲”的破除。一个是“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以粮为纲”。“阶级斗争为纲”的破除很好理解，大家都知道情况。问题是“以粮为纲”，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中国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真正能够产粮的地方并不多，大大低于印度等国家，更无法和美国相比。中国自古以来老百姓就没有过放开肚皮吃饭的时刻。深知国情的毛泽东主席就说过，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像今天这样大规模进口粮食和农副产品，那个年代，既不可能，又没有那个实力。加之三年困难时期给全民族留下的深深的饥饿记忆，导致国家把粮食看的很重很重。极左年代对农民、农村的各种限制，除了政治因素，防止所谓资本主义以外，从生产角度看，差不多都和粮食有关。人们所说的所谓“大寨经验”，除去被政治化的东西，早期实际就是一个“多打粮”的经验。削平虎头山干什么？种粮食。为了确保粮食生产的目标实现，就去堵住各种有可能分散出去的全部人力及各种资源。“以粮为纲”的口号随着政治因素的加大，愈来愈走向极端。最后，除了粮食生产，其他什么都不能搞了，搞了就成了“资本主义”。本来物产丰富的江南大地被这个口号严重束缚起来。粮食产量确实在逐年增高。当时，地处苏州南门外的龙桥大队，水稻亩产已达双千斤。因而，“过大江”、“赶江南”等口号响彻各地。问题是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农民自己并不能放开来吃，相当比例是上交公粮，是为了确保城市和重工业人口粮食供应。所以，在我国发展重工业的早期，农民是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苏南作为商品粮基地更是如此。

　　在我的报道中有这样的记载：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对我们说：“‘四人帮’横行时，农民手握铁搭柄，心里冷冰冰；现在，手握铁搭柄，越干越高兴。”这句朴实的话，包含着令人深思的道理，它概括了太仓过去的经历，表达了今天农民的心声。“土地是养育农民的父母，集体化后的农民，本来人人都热爱自己的土地，勤勤恳恳地在它上面生产、劳动，创造幸福生活。为什么在后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怎么喜欢土地了？为什么在富饶的土地上劳动，会“心里冷冰冰”？为了解开这个秘密，我们听许多干部和群众讲了前几年的情形。

　　太仓县滨临长江，粮棉夹种，生产条件很好。整来批去，太仓粮食生产受到影响，历史上的许多传统经济作物更遭严重摧残。著名的太仓白蒜，香粳芋艿，毛板青蚕豆和马铃西瓜等，有些已多年不见。群众生气地说，大蒜头种的时候是资本主义，收购的时候是爱国主义，出口的时候是国际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把我们弄的希里糊涂。对自留地也实行了“三三制”，只准三分之一种经济作物，三分之一种饲料，三分之一种蔬菜。城郊公社的社员提起“三三制”，个个都气愤。有段时间，对社员、集体饲养的生猪卡得更死。有位公社书记讲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一个生产队为了慰劳全队男女老少辛苦一年，年终决定宰两头猪分分吃，又怕被上级发觉，派人严密站岗放哨。可是，一人两斤刚分好，干部来了。二话不说，把肉统统收到供销社出售，全村老少恨得叫天骂地。当然，责任不在这些干部，而在于那个极左的冲击波。试想，农民终年辛苦，想多吃一点肉都不行，还有什么劳动热情！”

　　如今农民重新爱上了这片土地。“在东升大队，我们遇到了社员吴浩光。他四十多岁，朴实勤恳，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农民。他曾两次离开农业，前几天才从交通运输站回到生产队。我们问他“为什么要重新务农呢？”他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我和邻居吴永兴都是七口人，劳动力相同。去年他家分进现金一千零五元，我家分五百七十元，加上我工资三百一十元，还比他们少一百多元。”接着，他说：“农业现在靠得住，有奔头，我为什么不回来呢？”

　　苏南不是可以不种粮食，这里是我国最难得的天然粮仓。问题是“以粮为纲”被绝对化后，加上无休止的堵资本主义的路，严重捆住了人的手脚，浪费了这里大量本该发挥出很大效益的各种资源，束缚了这里发展，尤其是人的资源。“双纲”一破，这里立刻生机盎然，处处展现活力。

　　破“双纲”，实际就是一个字“放”。

　　今天中央再次强调粮食的重要性，是针对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言的。粮食始终是我国的重中之重。

　　自然界的春风，加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来了阵阵暖意。太仓背靠上海，紧邻长江。一幅江南美景图展现在眼前。思之再三，我决定将报道题目定为《春风又陆江南岸——江苏太仓农村见闻》。用此诗句为题虽然老套，但此时此刻感觉用在这里非常贴切，恰如其分。稿子写成后，给两位陪同采访的同志看了，没有异议。回京后，李克林主任立即批送总编室，建议一版头条发表。但当天没有发出，过几天发在二版上八栏。题目被改成了《人心向农，放手大干》。说实话，多少感到有些遗憾。

　　太仓，使我们看到了一幕大剧的开场。从这里，看到的是苏南大地春天的复苏。

　　微观活力，市场的力量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计划到市场，是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其中，既有理论的探索，更有实践的推动。

　　本人1987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评述性文章：《市场的魔力和魅力》，对当时的现象，表达了一些初浅的看法：“……亿万农民，一方面保持着和土地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又在土地之外寻找着自我发展的机会。市场是他们最为广阔的舞台。市场打破了地区界限，消除了城乡隔离，过去纵横交错梗堵在村村之间、城乡之间的一堵堵无形的墙，已被今天数不清的市场网络所代替。”“……市场机制创造了产品经济无法相比的物质财富，推动中国这一沉重磨盘较快地旋转。”以上这些认识是现实对我教育的结果。结论来自于对社会实践的观察与思考，包括苏州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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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搞活和市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随着放开搞活的力度加大，改革开放的进程也在加快，市场在经济领域的分量也日益增强。苏州，包括无锡、常州，也就是早先的苏州地区，即苏南的核心地带，最特出的一件事，就是乡镇企业的崛起。

　　许多人对此也许了解不多，社会上对乡镇企业一度还有微言。如果我们认真回过头来看一下，就会发现，乡镇企业实际上起了两个“头”的作用。一个是走向大规模工业化的源头；一个是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化的源头。这样说是不是过分？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

　　乡镇企业早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就在苏南一带悄然出现，当时叫社队企业。这里紧邻我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周边又有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群相伴。农村人多地少，加之当地人大多聪明能干，有商品经济意识，农村和城市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快出现了一种“星期日工程师”的现象。就是公社或大队偷偷摸摸请一些在城里工厂工作的老师傅周日回乡下，帮助建个小加工厂之类，发展集体经济，安排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开始都是一些小加工厂，后来才日益扩大。七十年代初，本人就有幸在苏州离老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叫做花锦的大队里，参加过该大队小工厂的劳动。主要是为一些小金属件镀金，还有就是加工各种毛刷。工艺简单，还有污染，但农民不得不为之。

　　政策上不允许农村这么做不说，乡镇企业还原料无保障，销售无常道，一切都在“计划”之外。在那个物资全部靠计划调拨，各类所需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计划之外做事，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因此练就了一批苏南人“钻空子”（这里不可作贬义解）、“找需求”、“觅机会”的本领。实际上就是市场条件下发展自我的本领。这里既包括找原材料，找销售市场，也包括找产业机会，找新技术，找人才和找各类投资，等等。而这些都是一个地方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最起码的条件。

　　说实话，改革开放前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和全国其它地方比，经济相对还算比较发达。但在苏州，除了长风机械厂、苏州钢铁厂、人民纺织厂，及一些丝绸厂等以外，其他像样的大工业企业并不多。仍然是一个消费城市，还远远谈不上工业化。

　　改革开放，使得乡镇企业一下子犹如雨后春笋搬的在苏南大地上冒了出来。很快从小加工，小作坊，小规模走了出来，规模愈做愈大，档次愈来愈高。尤其是从面向国内市场，迅速转向国际市场，成为苏州向工业化迈进的主力军。1991年5月8日我的报道中提到“目前，该市集体企业已成顶梁柱，仅乡、村两级办的企业就有１．４万个，拥有固定资产８６亿元，去年实现产值２７６亿元。”1993年1月27日的报道中没有提到乡镇企业数量，但提到工业销售收入的增长，“去年１至１１月份，全市工业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５８．６％，实现利税额增长６３．２％，……。”文中还特别提到上一年新批“三资”企业２８９３家，新注册外资３０．７亿美元，新开业“三资”企业４７９家，一年超过前１３年的总和。这些企业基本都是乡镇所办。苏州的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吸引外资的主力军。

　　当年的乡镇企业被媒体誉为“顽强的草根”。他们是“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受尽千辛万苦、走尽千山万水”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首先在苏南大地发芽，很快在全国农村大地崛起。它率先冲破“一大二公”、城乡二元格局和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为加快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力量。一度时期，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一，成为我国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财政贡献“五居其一”，为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积累了“第一桶金”，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在苏南更是如此。眼看着一个个原本纯农业的乡镇和村庄，在工业和多种产业的带动下，一天天成长壮大，面目一新。清楚记得，70年代末，和苏州地委宣传部邵汉昌（后为苏州日报总编辑）乘坐一辆北京吉普车去江阴县华西村，路过沙洲县县城杨舍镇，下车歇歇脚。冬雨淅淅沥沥下着，不算很冷，但街道泥泞。县城一条主街，房屋低矮，街面老旧。和北方大多县城相比，看不出有多大差别。

　　然而，八九十年代，短短几年间，突然异军突起，成为了举国闻名的张家港市。是乡镇企业带来了这个苏州地区当年经济条件较差的县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乡镇企业面向市场，是市场的产物。反过来又带动了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营造了底层经济的无穷活力。张家港是整个苏州发展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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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我们我们来到张家港后塍镇。报道中是这样说的：

　　“后塍在长江之畔。从张家港市的港口到市政府所在地杨舍镇必经后塍。后塍很不出名，经济总量在全市约排在第十位，也许，镇领导因此就不愿多张扬。直至采访结束，镇委书记陆飞伟还是那句话，不必报道，少说多做。其实，后塍可说的话很不少。下面仅是其中的二事。

　　殷实人家

　　“后塍经济总量虽位居“老十”，日子却挺好过。记者下榻的“新塍苑”，是一座漂亮别致的乡间别墅，各种设施一应俱全，餐桌旁的小桥流水、日本式客房、设备先进的卡拉ＯＫ厅等，使人难以想象一墙之外便是青苗绿叶的田园。客房已被周围合资企业的外方人员长期包租。宾馆隔壁镇行政中心建筑群更是别具一格，在苏南堪称一流。这些都是去年一年完成的。上千万投资全部是镇里多年的积累和直属商贸公司的利润，没有一分钱贷款。仅此足见后塍的实力。后塍的殷实，和他们自称“保守型”的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凡事讲效益，镇长黄育才说，你问某企业产值，不知道，但利润是知道的。对企业领导百分考核，产值占１０分，利税却占４５分。镇里有个规定，无论哪个企业，年利润５０万元以上方可买小车，而且费用不能打在５０万元之内。新办６家合资企业中的５家因指标未达到未买车。

　　“后塍企业负担很轻；全镇自有资金超过了贷款。去年起他们才开始较大规模借贷，用以技术改造。负债经营，在各地不乏成功者。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后塍是另一种成功。这成功来自于从自己实际出发。

　　热中有冷

　　“现在，一个宏伟的蓝图正在后塍诞生。镇东０．８平方公里的新区已经起步，２．１公里长、３１米宽的路以及配套的绿化带、照明灯等将在“五一”前完工；随即召开大规模的引资洽谈会…

　　“  在热烈的发展气氛中，仍能处处感觉到冷静和理智。以办合资企业为例，一方面有宏伟规划和大胆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又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一，以我为主。二，双方都要得利。三，装门面的事不干。去年，镇委书记陆飞伟到苏州参加三级干部会，后塍合资企业才一家。听到别人的数字，他很着急，回来一商量，一致看法是，积极利用外资，加快发展步伐，但用外资心要热，步子要稳，不能病急乱投医。因此，后塍办合资企业总是办一个成一个，个个盈利。今年“五一”将有２５家合资企业开业，都是实打实的。

　　“保证稳扎稳打的一个制度是，大的项目，四套班子１８个人集体讨论，不同意就暂时不搞。陆飞伟介绍说，小区成功了，可能发展快些，也可能慢些，不能过分着急。如果匆匆忙忙搞了，宣传了，官升了，事情没办好，要遭老百姓骂的。春雨中我们出镇一路往北看去，镇北已划为张家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再过去是已见雏形的保税区，继而则是港口，成群的大厦将在这一带崛起。很难想象几年后后塍会是什么样子。”

　　从一个镇大致可以看出农村基层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昆山是后起之秀。在当年的苏州地区，除了常熟，太仓算是比较富裕的一个县。昆山和张家港一样，底子较薄。但同样短短几年，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迅速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佼佼者，多年雄踞百强县榜首。

　　如今，乡镇企业名称已不复存在，但作为企业这个实体，一直没有消失。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它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拿掉了“乡镇”这个前缀词。现在，堂堂正正屹立在我国壮观的企业之林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着力量。

　　和倔强的草根——乡镇企业对一方经济同时发挥引领作用的是有形市场。

　　有形市场和乡镇企业相伴而生，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各地除了残存一些和群众生活相关的小型农贸市场之外，没有大型市场存在，尤其是批发市场。人们对市场普遍感到陌生。

　　1987年，我到浙江义乌采访，小商品市场让人感到异常兴奋。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义乌坐落在杭州与金华之间，县城不大。来这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人多。白天汽车进城，只能一路按着喇叭缓行。据说，这里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是一比一。为了解决外来人的吃住，这个只有三四万人口的小县城，有旅馆１００多家，床位４０００多张，饮食摊店４００多家。县城城中路东南有座名闻遐迩的小商品市场，流动人口就是冲这个市场来的。

　　“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我随管理委员会的老虞来市场参观。市场占地４４０００平方米。走进大门，只见由钢筋混凝土构架、玻璃钢瓦盖顶的月台型绿色摊棚排排摆开。摊棚之下，经营者摆出的各类小商品五彩缤纷；摊棚之间，人头攒动，购买者背着大包小包穿行其间。在这里，仿佛置身于某一大城市的大商场之中。全市场有５０００多个摊位，如果顺着这一排排摊位走过去，观赏各种不同的商品，恐怕半天时间也走不完。市场经营的商品有３０００多种，至于花色，管理人员说：没法统计。反正属小商品范围之内的，可以说应有尽有。商品的４０％来自周围农村，其余部分则是经营者们凭借市场的敏感，从上海、温州、广州等地采购来的，再通过这个市场销出去。挂牌营业的主要是本县农民（也有少量邻县的）。至于采购者，那就全国各地都有了。有华北几省的，有云贵高原的，有东北的，有新疆的。一座小小的小商品市场，把义乌和全国各地广泛而又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就这个小商品市场，每日成交额达４０多万元，最多的达１００多万元。去年成交额达到１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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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1987年看到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由于这个主体市场的存在，在它周围农村迅速兴起大量家庭小作坊。中午，当地一位热心陪同人员拉我到农村他亲戚家吃午饭，亲戚家就有两台织袜机，每天为市场提供袜子。当地像这样的农村家庭很多。

　　采访结束，我写了上面的报道，题目叫《建座市场不亚于建座工厂》，意在从舆论上推动有形市场建设，据说引起不少地方领导的重视。

　　随着乡镇企业和商品生产兴旺，有形市场建设在苏州大地迅速开展起来。在我1991年的报道中提到“目前该市有各类有形市场５３７个，生产资料等已逐步从现货交易发展到期货交易”。如今各类市场更是遍布苏州城乡。这为苏州社会底层活力提供了无穷能量，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领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积极作为，“宏观”的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不断上下互动的过程。下边的实践，推动上边的决策；上边的决策反过来又引导下边的实践。下边不断实践，上边及时总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往复。80年代，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应该说就是这个过程的写照。

　　如果说，“下边”是微观，“上边”是宏观。那么，一个地方，也有微观和宏观的关系。相对一方微观市场，负有制定规划、措施、政策、条例和具有管理、决策、组织、引导等各项职能的一方地方政府就是“宏观”，是“小宏观”。宏观和微观结合，市场和行政结合，以下促上，以上引下，上下联动，一起发力，这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特色之一。各地资源条件、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千差万别，无法看齐，但在发挥“小宏观”能动性方面应该是可以互相学习的。许多地方条件相同，禀赋类似，实力相当，但发展的差距却很大，为什么？问题恐怕主要就在这里。但凡一方政府顺应发展规律，找到自身的优势劣势，对症下药，勇于担当，积极有为，一届接着一届干的，最终必然会走出自己的特色。使一方水土，蓄一方力，立一方业，养一方人。反之，则发展停滞不前，社会问题百出。

　　为什么我国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定义市场经济的时候，要加上“社会主义”？理论家们自有理论上的深刻解释。我的初浅理解，主要一点就是这个“宏观”和“微观”的结合。我们通常理解，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无需政府这个“有形的手”来干预。这是两个对立的方面。而在我国却偏偏将其“对立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用短短数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时间的路程，经济总量接连超过欧洲诸国，十年前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践证明这套体系是成功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色之一。本人不是理论专家，不想在这里多展开。只想简单说，这个是和我国已有的制度基础紧密相关的，是从现实走出来的一条自然而然的发展之路。改革开放是在我国现实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不是突然从空中掉下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也是在现实基础上的发展。现实是什么？工业基础差，农业耕地少，农村广大，城乡分离，现代化因素少，贫穷人口多，加上曾经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集体化，农村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以及运行多年的行政体系，等等，不一而足。这个基础上推进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就逐步形成中国特色。我国的经验，之所以很难被其他国家仿效，和这个原因有关。

　　这里还是回到正题——苏州的发展上来。政府有所作为，通常有“好作为”，也有“坏作为”。我们常常容易因为一些地方“坏作为”现象的存在而否定有所作为。其实，有没有宏观的积极作为，是大不一样的。市场的自发力量非常宝贵，是发展的活力之源。但当其任意横冲直撞时，一些负面的因素必然也会紧随而至。理论上说，经过充分的市场博弈，最终会取得平衡。但现实情况是，社会往往承担不起这个博弈的成本。比如，大量假冒伪劣产品面世，甚至危及人的健康的各种食品横行。如果政府管理部门无所作为，等待市场来最终选择，就必然造成社会巨大伤害。有所作为，是指顺规律而行，一方面主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积极发挥市场的力量，推动基础的活力；一方面随时发现问题，随时采取措施，尽量减少伤害性因素的扩展。

　　苏州城乡各地，总体上来说，“宏观”上是有所作为的。这就为经济社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1991年我在《苏州由消费城市变为经济大市》的报道中就提到：

　　苏州市是在改革开放中逐步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近年来，他们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针对本地国营工业较少的实际，率先大力提倡和推动城市、农村集体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努力把全市经济搞活。目前，该市集体企业已成顶梁柱，仅乡、村两级办的企业就有１．４万个，拥有固定资产８６亿元，去年实现产值２７６亿元。另一方面针对加工工业一轰而上所造成的能源、原材料短缺等新的失衡现象，大力加强政府的计划、协调、引导和指挥职能，保持全市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全市工业产品中，属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仅占４％，原材料中属计划分配的只占全市消耗总量的５％，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和产品销售要靠市场调节，政府在积极做好服务、引导等工作的同时，对所需能源、原材料等都做出了较为周详的计划。苏州的这套做法是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出来的。前几年加工工业发展较快，能源跟不上，造成浪费，吃了亏。他们说，哪怕一个地区，总量也一定要控制好。不该政府管的事（如企业的生产经营）一概不管，该政府管的事（如宏观上、总量上）一定要管好。几年来，他们初步找到了几个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结合点：一是横向联合。通过联合尤其是和城市大工业、能源、原材料产地的联合，把分散的企业间接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二是培育和建设有形市场。目前该市有各类有形市场５３７个，生产资料等已逐步从现货交易发展到期货交易。三是搞活企业、发展企业集团。现在全市有企业集团４４个，大的有三四十个企业，小的也有一二十个，通过集团把一批分散的企业集合在一起，便于调控。

　　以上是他们一个阶段的作为。当企业像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过程中，遇到能源、原材料等方方面面问题，出现困难时，政府是不是有为？能不能有为到家、服务到企业关键处？还是无动于衷，任凭企业生死？其结果还需多说吗？而地区发展差别往往就差别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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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宏观”上有所作为是系统性的。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需要各地各级政府在实践中不断去摸索，去推动，去创新。中央的决策就是建立在各地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如果大家都等待中央决策后再行动，就难有中央决策。1993年的报道中，是这样报道当时苏州市委市政府做法的：

　　“苏州市的改革是紧紧围绕搞活企业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首先加快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下决心把企业推向市场。去年，全市企业全面实行了放开经营，政府对企业只管“三个一”：一个班子，一个承包合同，一个工效挂钩。同时，多形式地探索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途径：全市确定３２家企业为首批规范化股份制试点单位；使２０００家老企业通过合资，实现了嫁接改制；在３家企业进行了模拟“三资”企业管理试点；小型企业实现了经营权转让。在企业内部也顺利开展了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全市有３０％的企业实行了劳动组合，有２７家试点企业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岗位技能工资制，部分企业初步建立了上岗、待岗、试岗制度。分配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大力推进计件、浮动、承包工资制等透明分配形式。与之相配套，全市推进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成立了社会保障局，统一了社会保障政策、社会保障费用的提取和支付标准。住房、医疗制度改革也随之启动。

　　围绕“建设大市场，发展大流通，搞好大布局”的目标，苏州全面推进了流通体制改革。市委、市政府建立了市场建设培育协调小组，抓规划、协调和进度。全市金融、技术、劳务、人才、房地产、建筑、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进一步发展。市、县、乡镇三级基本形成一个纵横交叉的人才、劳务市场网络。”

　　这些主动作为，无疑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再如，苏州的“二次突起”是怎么实现的？

　　“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和雨后春笋般的中小企业，曾使苏州市经济总量迅速扩张，成为我国一个令人瞩目的经济大市。去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９０５亿元，完成财政收入５３．８６亿元，自营出口总额３１．６９亿美元。然而，发展中日益显现的各种制约因素，使苏州市各界及时察觉到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正在终结，必须迎接新的发展阶段到来。１９９４年市委市政府及时提出了从量态向质态转移，实现苏州二次创业的战略方针。不太长的时间，已经出现变化：以高投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方式和发展路子，正在向科学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高效率利用各种生产要素、提高全市经济运行质量和整体效益转变；与国际市场沟通开始向融合过渡，对国际惯例由仿效开始向接轨过渡；效益、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滞后于总量扩张、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状况正在改变。

　　市场是企业游泳的大海，“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但企业作为个体，终有个体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政府提供服务。更重要的是企业无法做出诸如设立开发区等重要的决策。当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问题，需要向更高层次迈进时，宏观能不能敏锐地把握住，及时指导并能整体上进行规划，使之顺利实现战略转移和提升，是一个地方能否不断发展，节节攀升的关键因素之一。和新加坡合作建设工业园区，当然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和决策。但同样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努力。尤其是开发区建设本身，以及后期的招商引资，园区管理，更是依赖地方政府的作为，依赖政府制订的各项政策措施、优惠政策、服务能力，等等。

　　昆山的发展也最能说明“宏观”作为的重要性。这里原本是苏州经济相对薄弱地区，但由于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和紧邻上海的地域优势，通过设立开发区，大力招商引资，很快成为台商聚集地，经济一跃走在苏州前列，走到全国前列。

　　开发区、工业园区，是苏州宏观上有作为重要表现。1996年在苏州经济二次突起一文中提到，“５个国家级和１０个省级开发区对“大社会，小政府”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尤其新加坡工业园区创造了与国际直接接轨的开放新模式。张家港保税区转口贸易、保税、仓储三大功能日益增强。”

　　在区域内进行全面规划和协调，更是宏观作为方面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凡规划得好，协调到位的地区，往往都和有个高效政府有关。在苏州，到1996年，已经出现：“一个以姑苏古城居中，新加坡工业园区、苏州新区为东西两翼而形成的经济中心已显雏形。所属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吴江、吴县６市环而绕之，或以港兴市，或扬自然景观、人文优势之长，或领浦东辐射之光，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全市经济结构、布局的调整和优化，带动了城镇格局、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了一、二、三产业和城乡协调发展。一批现代化的新型城镇正在兴起。四通八达的交通和通信网络亦已形成。各县市按各自产业、区域特点，正对农田保护区、工业开发区、农民住宅区进行通盘考虑，努力实现合理布局，一体化发展。”——摘自本人报道。

　　改革开放过程中，苏州的宏观作为方面显然没有缺位，政府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组织者、甚至主导者。而且是一届接着一届干，基本不是“张书记来了挖，李书记来了填”（这种情况在一些地方是出现过的）。

　　不光是一级政府积极作为，各级政府都在各自范围内努力。所属各市、区，乃至街道乡镇，上下一致，各展所长，才能使全市整体推进。

　　当然，苏州不可能十全十美，它和所有地方一样，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只是人均gdp相对高些而已。未来的路还很长。需要发展，本身就说明有不足。足了，必然无需再发展了。苏州的这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没有完美的国家，没有完美的地区，当然就没有完美的世界。只要不断前行就好，前行就有希望。

　　我的观察，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是个重要角色，因此形成我国重要特色。

　　我们常常担心，我们有点“四不像”，不像“经典”中的社会主义，又不像传统的资本主义；不像计划经济，又不像纯粹的市场经济。为此而感到不安。其实，人类的发展永远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碰撞中不断选择和优化的。路，就是这么走出来的。否则，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就不会有现代的资本主义，更不会有社会主义。永远遵循一个模式，一层不变，这个世界就静止了。市场经济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走过来的。早期阶段的各种弊端、负面，乃至血腥、残酷，我们还要从头一样不少的来一次吗？如果不需要，只能依靠宏观的作为。至于理论，本身就是实践的产物，来自于社会实践，指导社会实践。实践永无尽头，理论必然也要随之前进。相信，那么多理论家，会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完善、补充、乃至提升、丰富理论的。

　　以上是我在对苏州报道的基础上，做的一点回顾和思考。40年，弹指一瞬。苏州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但再怎么变，仍然是苏州，就像中国无论怎么发展，仍然是中国一样。

来源：中国网    | 撰稿：何加正    | 责编：俞舒珺    审核：张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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