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将目光放在故乡和亲情，张嘉佳判断“这本书会卖得很吃力”，所以很少做签售的他开始出来跑签售；

出版前，他很爽快地删掉了小说中“情节性不那么强”的四万字，因为“那四万字放上去会卖得更辛苦”。

他的选择都是如此“实际”且“识时务”，就像他知道在镜头前应该摁紧裤袋里的打火机克制住烟瘾，在“严肃文学”和“流行文学”之间，他亦选择了后者。

“我张嘉佳写东西从来不是想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一个丰碑，说白了，我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离婚、酗酒、抑郁症，这是五年前张嘉佳的状态。

“生活全是裂缝。”

“那时候酗酒到什么程度？伏特加一天一支甚至两支，每天是我的好哥们深更半夜跟自己的老婆打个招呼说‘要出去一趟’，然后去酒吧找到永远躺在桌子底下的我，送我到住的地方丢到沙发上再回去。”

有读者说：“跟其他暖文作家比起来，张嘉佳的文笔的确好一些。”

在过去五年里，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和《解忧杂货铺》“纠缠不休”地轮流“霸占”畅销书榜单榜首。

除此之外，刘同的《我在未来等你》、卢思浩的《你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都曾出现在畅销书榜单上，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暖”。

读者们反馈的高频词亦是“哭”“感动”“想念”……

“为什么‘暖文’会畅销？是不是契合了当代人的某种精神需求？”我问“暖文”鼻祖级人物张嘉佳。

他回忆起开篇读者的那句话：“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读张嘉佳的书，每一句都打动我的心；当我兴高采烈地去读张嘉佳的书，觉得每一句话都是废话。”

“本来就是嘛！我写书本来就充斥着浓烈的情绪，是标准情绪化写作，如果和你拥有同波段的情绪的话，你也很容易、很轻松地投入进去，如果波段不同，就跟收音机一样，就收不到你的频率。”张嘉佳说。

“所以这是分阶段分区域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宝贝’，甚至有女生把书皮包好，一定是曾经在她伤心孤独难过的时候，这本书陪伴了她。很可能，将来有一天会反而觉得它矫情，不喜欢了，那是因为你的生活状态变了。”

五年后，张嘉佳38岁，生活状态发生巨大变化，他说心境如“采菊东篱下”。

有人曾跟张嘉佳开玩笑说：“写《全世界》的时候离婚、抑郁症，那是你人生的最低谷。如果你想超越《全世界》的话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你得艾滋。”张嘉佳说：“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想说的意思就是‘文章憎命达’。”

在他好友眼中，《全世界》中的33个“睡前故事”是“有才华青年的一次号啕大哭”，而在张嘉佳眼中，新出版的《云边有个小卖部》是“采菊东篱下”的一次“娓娓道来”。

所以，他判断这本关注故乡和亲情的《云边有个小卖部》“会丢掉很大一批年轻受众”，他发现目前反馈读后感的读者也大多在30多岁和40多岁。

一个大学生写评论说：“我看完《云边》有一个感触，是不是过了读张嘉佳的年纪呢？”

“怎么解释？很简单。十几岁二十几岁很可能刚刚离开长辈没多久，并没有看到人世间这么多生离死别。”张嘉佳自己给出了解释。

但他说，“当然写的时候没有想这么多，甚至写着写着许多内容已经向纯文学靠拢了。”

在微博上，他依然用稍微碎片化的语言讲述了这次写作缘起：

“写这本书，起于深夜，深深想念小镇。自打毕业后，每年只是临近除夕才回去。

2010年腊月，小镇那间古老的院子，亲朋好友齐聚，欢声笑语。外婆偷偷拽着我，拉到角落，指着桌上的搪瓷杯，小声说：‘你吃，酒酿，你从小喜欢吃，我自己做的。’

我急着打牌，匆忙吃了两口，就跑掉了。外婆站在那儿，小心翼翼把搪瓷杯盖上。

返南京的车上，我睡了一觉，醒来脸上莫名其妙有眼泪。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什么大事，人生重要的决定，都是自己做的，自己就该负责。

我就特别后悔这么些小事，我应该和外婆坐一条长凳，笑嘻嘻地把酒酿吃完。因为外婆再也没有做过酒酿，她做不动了，她做什么都很吃力了，她今年九十，小时候我经常紧紧抓着她的手……”

在2016年探望外婆返北京的飞机，他写了《云边有个小卖部》的第一章：“书里那么多人物，写了聚散离合，也写了世间各种希望和悲伤，但我最想写的，就是外婆。”

但他依然担心这个主题“不太好卖”，当交稿时，编辑跟他聊到小说中那些“读起来吃力”“情节性不强”的四万字，“没几句话就把我说服了，我直接把那四万字摘掉了”。张嘉佳说，理由很简单，“因为放上去会卖得更辛苦”。

他目前也并不考虑小说的影视化，他说：“我这一两年把精力放在出版本身，这本书再不多投入一些精力宣传，销量估计只有《全世界》的十分之一了。”

现场有人安慰说，“没事儿，要有信心，豆瓣上这本书评分很高了。”

“就是因为评分高我更害怕，张嘉佳的书在豆瓣都有8.3分了，不是意味着它卖不掉了？”他半开玩笑地说。

“因为是写平凡的人，所以用平凡的笔触。放弃了华词金句，到了最后几章，基本只用白描。除了那一个个慢镜头，风吹过植物和山峦，月光照亮小镇和夜空，其他都用最简洁的叙述，不想干扰到你的阅读。”他说。

书中许多描写的确很清新，如“八月底的山林清晨就像一颗微凉的薄荷糖”。

书名的来由也简单清新，“因为我童年快乐的一半的来源就是镇上的小卖部，很多人喜欢这个概念。因为现在城市里都是超市和便利店，好像小卖部离我们好远好远，但一说小卖部那三个字感觉童年的记忆就扑面而来。然后我又给它一个童话般的概念，我把小卖部放到了山里，小卖部一推开窗户可以摸到云，所以叫云边”。

有人曾问他，在青春文学类图书市场逐渐由热转冷，人们已经厌倦了同类型作品的今天，他是否能成为青春文学类图书市场的“拯救者”？

“我能拯救啥，我先救救我自己。”他说。

“以前通俗小说选择非常多，比如金庸、古龙等。现在通俗小说已经彻底被网络小说取代了，我指的是那种几百万字连载的网络小说。这批作者有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他们写作本来就是为了让你爽，所以从情节构造和人物设定只有一个目标：第一你不用思考就能接受；第二要有爽点。”

他说，“那《云边有个小卖部》这样的小说首先要抛弃的就是先预估读者感受，要不然写不了，无法把自己想表达的表达得非常干净。”

“但读起来依然有爽点和爆点？”我问他。

“因为生活就是这样，我做过整整十年综艺节目，那时候做电视台制片人、主编，跟年轻编导一起吃夜宵，对他们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就是，你连酒桌上的人都逗不乐，凭什么逗乐全国观众？这种娱乐性其实是我工作留下来的职业本能，但这也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刘十三斩钉截铁地说：“丑到爆胎。”

外婆点着卷烟，说：“谁他妈管你饭，出去挣钱。”

牛大田摇着头赶紧挪开：“作你娘，我不要。”

在慢镜头的景物描写中，《云边有个小卖部》中不同人物的语言似乎有些共同的特质，“外婆、刘十三、牛大田都喜欢爆脏口，感觉像是张嘉佳在分饰不同角色？”我问他。

“在这个时代，语言体系看起来分得越来越细，但同质化越来越严重。你看网络上，大量不同网友留下的评论其实非常平面。一种说法流行，那么所有人都在说。”张嘉佳说。

“那外婆和年轻人的说话风格会不会不太一样？”我追问。

在《云边有个小卖部》中：“无论是外婆王莺莺、牛大田还是球球，在我生活里是有原型的。采用的原型的语素和生活，其实是可以做区分的，可以让王莺莺的语言区分得更加强烈。但其实童年里，我外婆就是王莺莺这样，我的同桌就是牛大田的性格，球球的原型是小镇上一个小流浪儿。”

“很多人说这个球球完全不现实，怎么有那么早熟的女生？没办法，我小学四年级遇到那个小女孩，她没有读书，是捡垃圾的。”

”每次学校组织学雷锋活动，她都跟我们一起去。她背一个破破烂烂的小书包，可以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木匠用的刨子、小榔头，把一个老太太家的木柜修好了。平时说话，她跟我们小孩完全不一样。因为住她隔壁是一个流浪的老头，她的说话方式跟那个老头是一样的。”

在采访的最后，站起身的张嘉佳又回过头对我说：“语言是严肃文学的要求，最后为什么选择这个语素。因为这是现在这个时代中既不脏又觉得快乐的语言中最普遍的一种，其实是一个样本。没有办法，如果我做严肃文学，第一口碑不好，第二卖不掉。”

对于外界对他的评价，他说：“我首先要说，我张嘉佳写东西，从来不是想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一个丰碑，我没有能力创造这个，我不是经典文学，说白了，我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哪怕小众的时候，有人说读张嘉佳就会贴上文艺的标签，当我变成大众的时候，这种文艺感变成更大众化一些。我就讲：‘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直接归进流行文化算了’。”

“因为我们对流行文化态度很简单，很多东西并没有办法推动历史发展和改革，我写的东西没有改变这个社会，没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也不是经典文学流传百年永不衰竭的那种。但是你要知道，就像我们对待流行音乐的态度一样，我们不会那么去批判流行音乐，它本来就是音乐中很重要的一块。流行小说畅销小说本就是文学中很重要的一块。”

近日，他发了一个关于减肥的微博，有读者留言说：“别减了，我们买书养你。”

他说：“很简单一个道理，我拥有的一切都是读者给的。我写作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我能够陪伴他们，给他们心里的力量。所以，这本书从头到尾一直在强调一句话，‘无论是希望或悲伤都是一缕光’，我就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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