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平静的心态。《新闻调查》的记者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这会有助于对事物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对于《新闻调查》的记者来说，所有进行调查的人物和事件都有问题；所以他们有这样一句话：质疑是我们的生存方式。

在《新闻调查》逐步成长的十年里，培养了和正在培养着大批成熟、优秀的品牌记者，从王志、董倩到柴静，他们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特点，在《新闻调查》中为广大观众所熟识、所接受，也为《新闻调查》不断输入新的血液，增强了《新闻调查》的专业性和可视性。

王志：一个半小时提出88个问题

王志，被《新闻调查》制片人称为“中国调查节目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品牌”。

荧屏上的王志，给人的印象是冷静沉着、饱经沧桑又睿智机敏，甚至他质疑的目光、探询的身姿，当然还有他良好的文化修养，都是《新闻调查》这样大型的新闻评论类节目所需要的，他独特的个性很好地体现了《新闻调查》追求深度、厚度的品质特征。

谁也没有说王志是一夜之间由黯然晦涩而突然变得金光灿灿，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每一次的采访，王志都在铺就自己成功的台阶。

不要小看这样的采访经历，与各色人等的交锋，完完全全是一种智力的角逐、心智的比拼，记者所得到的不仅仅是对新闻事实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新闻价值的感觉，那些对新闻的更深层次的剖析只能来自对那些事实的更深认识和感悟。

因为有了那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垒砌起来的基础，王志显得内涵深邃，后劲十足，似乎有些愚钝的外形留给我们的是大智慧。

王志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全身心地投入，做得好的节目能看出这样的特点。他总要探一个究竟，有点怀疑；因为怀疑，使对方要表白自己，这种状况能调动别人谈话的欲望，调动人家把心里话说出来。

他与那个组织偷渡的蛇头的斗智斗勇，与敢于打破蓝田神话的小人物刘姝威的对话，对那个居然杀死生身母亲的中学生徐力内心世界的探究，直到他戴上大口罩，来到广州SARS疫区对病人和医务人员的采访，至今都让人津津乐道。

《新闻调查》前任制片人赛纳这样评价王志：“衡量一名记者到底怎么样，成熟不成熟，在现场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在现场的控制力怎么样。这个控制力从王志身上分析，一个跟他本身的能力有关系，另外还有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王志身上体现出来的从容，这种从容不单单是一个坐态、面目表情的从容，而是心态的从容。”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这是王志面对每一个采访者的态度。如果说栏目的成熟以主持人的成熟为标志，那么观众在期待《面对面》的同时，也期待着王志质疑风格的闪光。

王志最大的成功是质疑。王志把质疑作为新闻的切入点，不断地刺激被采访者，也不断刺激观众把节目看下去。

在传统的新闻观念里，我们习惯于发问，就是把问题准备好去问被采访者，可是多少年下来，我们觉得乏味了，而且更多的发问、更多的回答并不代表真诚。

其次，在社会观念的更迭中，透明度是这个社会百姓所需要的观念，电视媒体应该从多层次、多角度去反映社会的透明度，透明度能形成观众的共鸣。

最后，以质疑的角度切入节目，并在节目中贯穿始终，环环相扣，更符合观众的心理，更让人相信节目的透明度和被采访者说出的真相。所以王志的质疑成了一道风景线，成了节目的灵魂。

《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曾经用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说明了王志的这种质疑精神。“王志采访很明显的特点是：告诉你吧，我不相信。王志在工作现场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告诉你吧，我不相信，要我相信，你就得经得起我的挑剔。

于是他在现场，我称之为外科大夫式的采访，一层层给你揭下去。做‘眼球’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开始对高大夫有些同情，我感觉他可能心里没问题，王志跟我就不太一样：我不相信他说的，他就那么纯正？

我不相信他是第一次走进太平间，我不相信他像他说的那样没有那么多的经济利益。于是，王志就带着这种怀疑和执着进行采访。

我写过一份编导提纲，提出来跟王志商量的问题大概20多个，但是采访一个半小时当中王志提出的问题是88个。王志这种怀疑的精神，对调查节目来说，特别重要，哪怕你去做一个正面的报道，我也要从反面挑剔，你要经得起我的挑剔。

包括做‘姜瑞锋’的时候，尽管他是被官方弄出来的楷模、模范，但王志在采访的时候还是用人性的各种东西去挑剔他，迫使他从冠冕堂皇的话中说出一些该说的话。”

另外，王志的采访很有一些技巧。有一种问法他经常用：“接下来呢？”或者：“是这样吗？”问题接得非常紧，互动式的提问比较多。

还有背景式的提问、细节的提问、假设性的提问、反面的提问，用了很多有益的方法，去探究对方心灵的精神。

这样问，效果很好，带着细节去提问，对方就会还你一个细节；带着情节提问，就会还你一些情景。有时候，提问和回答都很有情趣。

还有，有时候王志掌握了别人的心境，节奏感把握得很好。有时候留下一些停顿，他并不急于问第二个问题，善于倾听别人谈话，这是重要的。

他有一种控制得很好的分寸感，或者低调，他是用这种比较统一的态度针对不同的采访者，而又能对不同的采访者有一种微妙的差距。因此看上去他很自如，没有咄咄逼人的感觉。

董倩：让对方觉得你配坐在他面前

董倩：2000年加盟《新闻调查》担任出镜记者 2005年开始“客串”《新闻调查》出镜记者。1971年出生，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1995年11月至1996年12月在《焦点访谈》国际组任编辑；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在《东方之子》任出镜记者；2000年1月至2003年4月任《新闻调查》出镜记者；2003年4月至今任《央视论坛》主持人。

外型理智老练、以知性女性形象获得观众缘的董倩，很容易让人想起类型相同的敬一丹，所不同的是，董倩的学生气始终是自己一以贯之的风格。“仿佛总有一股力量在把我往学生时代拉，要我远离电视圈的一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习惯，要保持朴实、低调。”

董倩，2000年1月至2003年4月任《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从外表看，董倩一脸温柔，但做节目时却柔中有刚。谦逊到位，提问准确。最难能可贵的是她永远在新闻面前退后一步，把完整的新闻让给观众看。

记者有一些基本素质要求：敏锐的反应，对情景、场面、状态很敏锐的反应能力；机智的观察，在现场能够观察到事情的核心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什么地方；最后化成一个比较巧妙的表达方式。这是基本功。

这些基本功都是现象，最核心的一点还是对人的了解。这一点在董倩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以董倩在《羊泉村记忆》中的提问为例，其中闭合式提问占到了大部分，几乎有70%，而开放式提问只有近30%。

这就给了很多村民很好回答的空间，而不是泛泛而谈，问题不难，却更有针对性。

当面对一个弱者时,董倩的同情和忧虑,也最能打动观众。她眉头间经常流露的那种忧虑、那种关怀，甚至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非常打动我们。

情感流露同样是构成一个主持人魅力的很重要的东西，言谈中，董倩那双藏在眼镜背后的弯弯的眼睛，正渐渐变成一名记者的眼睛，它代表的是公众舆论，代表的是公正客观。这也是董倩自己的风格。

例如《羊泉村记忆》，这个节目涉及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案件，也不是具体的事件，但是采访的走向绝对是调查采访。

这种节目，触及了人文的关怀、社会的意义，蕴含了深刻的思想内容，能够引发很多思考，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对现实的感触。董倩的采访在其中起到了穿针引线、凸显主题的作用，确实精彩。

面对饱受苦难、饱经沧桑的老人，董倩有对她们发自内心的关爱和理解，当她们泣不成声的时候，她不去追问。董倩拉着老人的手，摄像就把镜头推上去了，给人一种亲切感和柔和感，整个节目让人既特别动情、特别感动，又引发一些思考。

“朴素大方”是董倩对自己采访风格的评价。六年面对面的采访经验，董倩总结出一句话：让对方觉得你配坐在他面前。

“不管什么人，部长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所谓‘配’，就是让对方感到‘你懂我说的话’，不因为他是高官就仰视他，心态要平和。要了解他的处境和他讲的内容，要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考虑。”

实际上记者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点，这个点可能引起你很多想法，不仅仅是扩展到对背景的注意，也包括对面上问题的思考。

记者的空间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小问题带出来，可以加进社会状态、社会现象、各种各样的思考，这就要求出镜记者有一定的积累，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才能由点到面。

这个东西可能是瞎读书读来的，有时候，这个东西靠聪明来不了。董倩就是凭着自己的勤奋、聪明和渊博的知识、独特的看问题的视角，形成了独特的个人的气质魅力、智慧魅力、形象魅力。

柴静：硬新闻下的柔情

电视里那个有着光洁的高高额头的女子，那个清汤挂面的头发不时地垂下遮住面颊的女子说，她要做的新闻是一种平衡的新闻，刚性新闻的刚性要比别人更刚性，不回避让人尴尬尖锐的问题，同时也有柔软的部分。

柔软的这一部分，会让你有一种对人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这种悲悯的东西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女子就是柴静。硬新闻下的柔情，让柴静显得与众不同。

在《北京“非典”阻击战》中，那个头发披覆下来遮住半边脸庞、书写浓情文字的柴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干练冷峻，又不失理解和同情之心的勇敢的柴静。

惊心动魄的现场气氛、摇晃的镜头、柴静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瘦弱身影和苍白的面容，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如今，已经完成了近30个“基本是对抗性”的调查报道之后，在对“质问、咄咄逼人、问到死角”等基本技术熟门熟路之后，柴静开始寻找“既名门正派”又“属于她自己”的表达路径。

比如提问，你应当给被采访对象多大的自由表达空间，尤其是负面人物？记者的公正怎么体现在采访的形式上？《失却的光明》里，主治医师处理不当，导致患者失明，柴静给了一个多小时的倾听，没有打断，没有鄙夷，听苦衷听懊悔。

采访结束后，残联主任哭了，说，从来没有哪个记者像这样听她说话。

对“非典”的报道让柴静在观众中获得了极大的认知度。在双城的一个深夜，柴静对一个男孩的采访进行到一半，当地镇政府派人前来敲门，企图阻挠。

柴静问男孩你愿意跟我回酒店接受采访吗？酒店在一个小时的车程以外。男孩说：我愿意。柴静下意识地问：为什么？男孩的回答出乎意料：因为我看了你对“非典”的报道。

柴静心头一热，半晌没有说出话来。因为对“非典”的报道，柴静得到了很多的肯定和荣誉，但是没有像这句话这样打动过她。“我得到了最珍贵的东西———信赖。”

公正意味着形式上的均衡，也意味着耐心。“当你面对谎话，言不由衷的话，要控制，要一样尊重对方讲话的权利，要等待谎话自己暴露自己。”

比如《事故的背后》，先期调查已证明了药厂的污染，但负责人仍坚持“绝对没有”；

“那我们闻到的气味是什么？”

“没有啊，我的鼻子没有你那么灵敏。”

……

片子到这里就结束了。———“足够了，而没有必要怒火中烧地质问：‘你骗人！你明明闻到了还说闻不到！’”柴静就这样在质疑中留下了自己宽容的一面。

主持过《夜色温柔》的柴静是感性的，情感丰富的柴静也因为在采访现场的真情流露打动过很多人，同时也招来一些非议。

例如在《双城的创伤》中，柴静为男孩拭去泪水的举动后来引起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记者的界限在哪里？记者应不应该像普通人一样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柴静却有自己的观点：“当摄像机的红灯亮起来的时候，记者有权利，也有责任代替公众去问任何大家需要知道的问题。但是记者是人，就很难回避人的情感，会身不由己地参与进去。

什么是电视？什么是新闻？有没有一定之规？可不可以打动人？这是有大量可探寻的灰色空间的。”

柴静在用心与采访对象交流，不管是正常人还是有心理障碍的，抑或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人。在拍摄《张润栓的年关》时，张润栓的儿子张胜勇是一位聋哑人。

编导对柴静开玩笑地说，这次我们用三种语言采访：普通话、山西话、哑语。柴静想，为什么不呢？柴静花了20分钟学了简单的哑语，用哑语与被采访对象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采访。

“我能够用哑语跟他交流，应该是对他更尊重，以后需要突破常规，尝试更大胆的表现方式，只要我觉得遵守了我所理解的新闻原则，我还是会那么做的。”

再比如《心灵的成长》，开拍之前，柴静去了友谊医院的抑郁康复俱乐部三次，每次，都和会员们一起听课、游戏、唱歌、聊天。

等确认并说通了采访对象，拍摄开始了，也没有如常规地让被访者挨个回忆一遍，加个帽串串场了事；而是依旧跟着走，跟到宋禹登台表演那天，和爸爸闹翻、缓和、最后拥抱和解。

“呈现一个有介入的动态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是调查的一种形式呢？”

当孙玉胜离开的时候，柴静对这位德高望重的电视人说：我想我会在《新闻调查》做十年。其实，面对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也许十年的时间都不够。

这位以《十年》为书名总结自己电视生涯的昔日领导说：当下中国的新闻资源极大的丰富，是记者的黄金时代，之前没有，之后可能也不会有，足可以做十年。（以上内容来源：解放日报）

《新闻调查》杨春：生如夏花之绚烂

杨春：一进中央电视台，就一直在《新闻调查》做主持人、记者。

1971年出生，199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进入新华通讯社音像部工作，2000年通过主持人大赛考入中央电视台。现任《新闻调查》栏目主持人、记者。

《第二监狱的春天》《非典元凶果子狸？》《加盟陷阱》《无责任事故》《温岭黑帮真相》《行贿大公家》《范李之死》《水心村罢“村官”》《南丹矿难内幕》《"黑哨"内幕》《大毒枭谭晓林》《球迷-共同的名字》《高中大扩招》《铁路向拉萨延伸》《财权变革》《民航重组》《一个教师的意外死亡》《城市。非典。民工》《世纪的诉讼》《农民连续自杀调查》《地方病氟中毒调查》《选举现场枪击案》《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神童”的成长》《被开除的女大学生》《长风二村》《广龙村的忧伤》《后陈村的变革》《胡卫民医生》《三轮车夫与警察》《山阴的枪声》《乡镇负债》《业主维权故事》《一体的城乡》《中日经贸关系解析》《宪法的与时俱进》《长风二村》都是他的作品。

我不知道是否别人也和我一样，那么早、那么多地思考生命和死亡的意义。

小时候住在内蒙一个极偏僻的地方，旁边是淤满了泥沙的黄河缓缓流过，丝毫看不出万古奔流的母亲河的气质。

那个午后，高原的太阳狂野地放射着它的威力，干热的季风摧刮着四周贫瘠的土地。我的身旁，是刚刚溺毙的小伙伴的尸体。

生亦何哀，死亦何苦？血肉之躯，竟然如此孱弱，不由得不让人怀疑它延续下去的必要。

刚刚从一个海岛回来，面对浩瀚的太平洋，看着一层层的浪花卷过，冥思默想之中，回荡起那个夭折的天才歌手的声音：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起。

好在滚滚红尘之中，还有那么多值得人为之流连的执著。正如那位印度哲人所讲：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夜之静美。

如果把生命和死亡视做人生的两个终点，那中间充斥着的，就是我们对光明的渴望、对黑暗的憎恶；对正义、善良的寻找，对邪恶、丑陋的唾弃。

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的过程，我庆幸命运之手把我塑成一个传播者。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在岁月的洪流中，我只愿做一块潜伏在水下的卵石。

不怕波涛一点点地拍打去我外表的棱角，顾不上欣赏两岸间美丽的风景，在充满了被扭曲的意义、被蒙蔽的现实的时光之水下，我只愿睁大双眼，做一个坚定的守望者，希望能把我和同仁们探寻到的真相，大声地告诉这个世界。

我坚信，哪怕是一丝丝的光亮，也能照亮人生的整个隧道。

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到《新闻调查》。实在是因为，对于我这个“村里的年轻人”来说，埋头学习揣摩还来不及，哪有什么资格对它说三道四？敬一丹、白岩松、王志，在念出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之前，我只愿尽快缩小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有人说，《新闻调查》集中了一批理想主义者，对此，我深信不疑。记得儿时念过首小诗，虽词句简单，近乎打油，却让我铭刻在心：

大地春如海

男儿国是家

龙灯花鼓夜

仗剑走天涯

这就是我的理想。

2005年4月：杨春采访印尼地震灾区

杨春：这次去印尼，承担两个任务，一个是做一次海啸三个月以后恢复重建的情况。同时还有在尼亚斯岛发生了8.7级这样的特大地震以后，把我们当时的所见所闻传回台内。

一个最大的感触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水火无情”，就是灾难那种瞬息之间夺取人的生命，把你的幸福夺走了，把你的梦想毁灭了。还有就是对灾难的认识和对生命的珍重。

突发性的灾难不是说赶上就能赶上的。而且只有到了灾难现场，只有设身处地的看到、听到灾民们、包括灾区的整个状况你才能有真切的感受，而且作为一个新闻人，作为记者来说灾难的现场很重要。

“非典”中的杨春：

“非典”时刻，张洁的“战士”并非只有柴静小组，这是一个讲述起来令人感叹的过去。

现在回想起来，杨春平静之下有点叹息。幸运的是，杨有记日记的习惯，那个时刻，“前几天看(张)天贺、小草(胡劲草)做的《北京‘非典’阻击战》，非常振奋。

因为《新闻调查》在铺天盖地的‘非典’报道中，又打了个漂亮的头炮。可惜，当时由于在外地出差而没有赶上这个机会。

看着柴静弱小的身躯在‘非典’病房里出入，那么近距离地和‘非典’患者交流，而我这个大老爷儿们却在家里闲着，心里挺不是滋味。

记得当时节目刚一播完，我立刻给制片人打了电话，情绪有点激动。现在理解了小时候看的好多打仗的电影里，一到危急时刻就有人站出来说‘让我上’，当时觉得特假，可到今天这时候能理解了——没别的，这是他们的职责。

著名的战地记者卡帕，就是拍《共和国士兵之死》的那位，说过这么句话:真正的战地记者，就是在战斗中始终冲在尖刀连前面，再回过身来，拍士兵冲锋的那个人。

我始终觉得，这句话应该成为每个新闻记者的信条(2003年5月4日)。”

跟记者讲起这段故事，张洁情感不免沉重，“唉，多少人做‘非典’报道，能够被记忆的，可能就几个人”。

坐在记者面前，杨春的感叹是，“是啊，‘非典’之后，我跟柴静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看起来，在“非典”时期，杨春所遭遇的心理磨难，或者超过一般人想象。

评价自己的同事杨春，柴静提供的细节是，“我跟杨春在上海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段他对陆川的采访，当中有一段对我印象特别深。

陆川说他在可可西里拍摄的时候特别冷，杨春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冷到什么程度。陆川说跳进冰河的时候，冷得男人那个东西都没有了。

这段特别让我震撼，它让我意识到这只可能是杨春问出的问题，我坐在陆川对面，根本不会有这样的表达。这是一个30多岁的导演对一个30多岁男性记者说出的话”。

“如果不是你，而是杨春进入了‘非典’病房，会怎么样？”

“我相信，杨春进入了‘非典’病房，这个节目也一定会火。”

“但是，杨春会成为被公众记忆‘非典’的记者符号吗？”

…………

在跟记者说过杨春际遇，叹感“命运”之弄人后，面对这同样的问题，张洁想了想，“可能不那么容易给出直接答案”。

杨春感言：

◎对于《新闻调查》来说，探寻事实真相，始终是我们追寻的一个目标，但是真相到底在什么地方？真相又如何去追寻？这是始终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特别难的一个问题。

不同的利益团体，在对于同一个事实的解读上，会有他们各自的角度。

就拿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来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非常同情这些患病村民的遭遇，但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们必须对于他们的话也要仔细的加以甄别。

到底是什么使他们得了这样一个矽肺病？谁又应该对此负责？

◎做新闻就是不断的有新的记忆，有让人震撼的东西，不断的刷新是做新闻的特点。我现在感触很深的是在尼亚斯岛上，强震刚刚过去，我们一下了直升飞机立刻开始工作。

经过一堆废墟的时候，看到被一堆水泥、钢筋压着的伸出来的手臂。因为日晒雨淋已经发黑了，但是还保留着抓握的样子。当时我跟摄像商量不要拍特写了，太残忍了。那时候我能感觉到灾难来临的突然。

◎你必须在碰到新闻事件的时候，必须保持一颗冷静、平衡、客观的心态。

因为《新闻调查》碰到的事情往往都是纷繁复杂的，往往表面有很多干扰你视线的东西，但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本源在哪里？没有一颗冷静、平和的心态你可能发现不了背后的东西。

◎一个调查节目肯定有一方是被你的新闻所伤害的，这常常是我心里感到难过的，即便有很多理由，可能由于我的脾气、秉性会觉得……因为他们也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说法。

做节目的时候，自己本身的脾气秉性、性格要退到第二位，首先你代表一个媒体代表一个节目，要做调查写报告。

我们伤害的一方，他们往往做出了一些对人民对他们这个地区不利的事情。他们手中的权利被滥用了，有些人被伤害了，我们是行使监督的作用。

◎拍摄流程是这样的，通常我们拍这个节目之前会有一个选题，来源是各种各样的途径、有观众的电话、网络上的、各种媒体上得到的。

这个选题台里同意以后就展开，《新闻调查》这样一个长度的节目，有影响力的节目每做一个节目之前是非常慎重的。首先是它的社会意义、节目本身所运载的含量，包括节目播出以后的影响，做之前我们都要考虑到。

有了这样一个选题后，大概是我们一个组5个人，记者或主持人，有摄像、录音、编导都会到当地去进行大概一个星期到十天的拍摄。回来有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剪辑时间。

◎他们经常给我建议换一个工作，但是每当做出一期有影响的节目，这个时候他们会很兴奋的打电话，或者当面告诉我，说你做了一件好事让那些受害者有发言的机会，让正义能够得到伸张，让坏人某种程度至少得到舆论的谴责，这是让他们高兴的事情。

◎《新闻调查》它给人的感觉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社会的人。同时你更容易看清自己。这种压力更多的是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压力，尤其对于我现在。

如果你一段时间没有出一期好节目的话，你就会觉得首先对不起自己，因为你在这样一个平台上，有那么多观众期待的眼睛。

身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转型期，有那么多新闻可以做可以发觉，但是做不出来一期好的节目，如果一段时间没有这样的节目的话我会觉得惭愧。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ID：shendutuji 作者：陈敬宇

文章转载整理自：播音中国【原中国播音主持艺术网】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ID：shendutuji 作者：陈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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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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