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亲手所书“念佛不忘救国”，现存于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

宋元以来，泉州就是海纳百川之地，来自五湖四海的外来文化形态和宗教流派以贸易、游历甚至争端的方式得以进入。而弘一法师，在人生最成熟的阶段选择了泉州，他的言传身教，也促成了这里多元丰富、兼容开放的宗教文化特色。

陈珍珍居士：第一次被带去承天寺听大师讲课，我15岁，80年了我还记得，正好是讲到：剥皮为纸，刺血为墨，用自己的血写经书，抄写的经典累积如须弥山一般高，说普贤菩萨有这个大量，在宗教上没有排斥外教，都会引导他们团结一致。

位于开元寺内的泉州弘一法师纪念馆（陈英杰 摄）

弘一法师纪念馆里陈列着大师生前用过的一些物品（陈英杰 摄）

1942年10月10日，弘一法师写下绝笔“悲欣交集”四字交妙莲法师，三天后（农历九月初四日）晚七时四十五分呼吸稍促，八时安详西逝，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终年63岁。美丽而独特的泉州，成为了弘一法师人生最后的文化驿站。

法师一生传奇，

衣袖飘动间，

声色俱往，

只留给尘世一抹难以言喻的情怀。

弘一法师（1880～1942），原籍浙江平湖，寄籍天津，生于津门望族。俗姓李，名广侯，号叔同，其他别署甚多。 他才华横溢，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诸多文化艺术领域曾开风气之先。李叔同中年剃度，其沙门生涯有24年，其间分别于1928年、1929年、1932年三至闽南。正是这三次到访闽南，使他在泉州驻锡的日子前后长达14年之久。观其一生，再无第二座城市能如此受其青睐了。

弘一法师与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因缘甚深，先后住过雪峰寺、开元寺、承天寺、铜佛寺、弥陀岩、碧霄岩、清源洞、草庵、净峰寺、普济寺、福林寺等数十座寺院。在众多寺院内留下了书法、诗赋、经律等遗墨珍品，可以说，弘一法师将其后半生的心血与智慧，奉献给了泉州。在泉州这片土地上，就近现代这个时段，弘一法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和文化象征。

弘一法师为何择定泉州为终老地（节选）

文/沈继生

弘一法师来到福建，而且长期住下来，是何缘故？众议以为他在浙江的亲朋故旧颇多，当然，酬酢也就多了，不能清清静静地当和尚。而福建地方比较偏僻，可以回避一些俗事，“免去酬应之劳”。这样，一来习静，二来有助于用功。

笔者认为要解开弘一法师为什么择定泉州为终老地这个谜，应以这位高僧的性格、涵养、思维方式为出发点，掌握一条决定性的基因——“缘”。他“凡事随缘，要看‘缘‘的有无”。我查阅过《年谱》，披览过《书简》，发现他确定驻地的去留，以及住期的长短，均取决于因缘是否成熟。弘一法师与泉州的因缘特别深切，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No.1 地缘

地理上的缘份

泉州，古称温陵。因“一冬无雪”“四时常温”故名。气候温和，对于这位倦于久住北地的云游僧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在致门生刘质平的信中写道：“南闽冬暖夏凉，颇适老病之躯，故未能返浙也。”住下两年之后，这种地理上的缘份，就结得更深了。他在致蔡丐因的函件中进一步阐述道：“居闽南二载，无有大病。其地寒暑调和，老体颇适宜耳。”

除此而外，弘一法师对泉州的山川景色也很赏识。他在给南安水头高文显居士的信上写道：“今岁来净峰，见其峰峦苍古，颇适幽居，遂于四月十二日入山，将终老于是矣。”入闽之后，他在一个地点上住得最长的，要算永春的蓬壶了，前后达573天之久。他在致江浙故旧的手札上说：“永春为闽南最安隐之地。山奥幽僻，古称桃源。”

至于泉州地方居民日常的起居饮食，弘一法师也感到能够适应。他在给上海友人的信上写道：“闽中产米缺乏，代以杂粮。以小麦、大麦磨作粗粒，加入乾薯少许，做成麦羹，其味极佳，且适于卫生。”他住在素有“番薯县”之称的惠安，心境是怡然自得的，“净峰生活甚安适。”

No.2 人缘

人际关系上的缘份

弘一法师首次莅闽，是1928年11月间。接触的第一位闽南人，是陈敬贤居士（陈嘉庚先生胞弟）。法师本拟赴暹罗，路过厦门时，敬贤居士挽留了他，热情接待他住到南普陀。当弘一法师了解到陈敬贤居士“修习净业，既专且笃”，他在心底里深自庆幸，觉得在闽南久住下来，是因缘会遇。

弘一法师到达泉州，接触的第一位闽籍僧人是性愿法师。那时，性愿法师在承天寺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是位很有学养的僧人，弘一法师与他很谈得来，很敬重他。弘一法师曾致书性愿法师曰：“后学近来衰老益甚，拟来闽后，在不驻军队之寺居住，以资静养。”

关于“在不驻军队之寺居住”一点，至关紧要。这是弘一法师决定驻地去留的重要依据。他离浙南下福建的动因之一是：“是间近来兵士忽至，曾到山房扰乱。”他到达福建之后，不住厦门而转住泉州，其主要动因是：当时广东军157师部队开到厦门，进驻南普陀，法师不堪其扰。而泉州的情况有所不同，据熟知当年开元寺境况的庄居士语，是间驻军长官钱东亮师长曾张贴告示，规定开元寺大殿以北不得驻兵，以保证弘一法师住处——尊胜院环境的安静。弘一法师致觉圆法师的信上写道：“余之特别通行证，已满期。乞问师部换取新者。…又有郁达夫居士致钱东亮师长之介绍信，亦乞交去。”由此可知，这桩事能办成，似乎是得力于郁达夫居士的介绍信。当年郁氏担任省府参议，作为现代著名诗人，曾与法师结下文字缘。这种人际关系上的缘份，促成弘一法师在泉州能过着比较安静的佛门生涯。

弘一法师与泉州的名士结下“奇巧因缘”的还有：永春中学校长郑翘松先生，永春县立图书馆馆长王梦惺先生，惠安名教师王新民先生（时任惠安县长），泉州书画界的顾一尘、黄福海、许霏、史其敏诸君，以及南安水头的高文显居士、再传弟子郑君健魂（丰子恺先生门生）等人。

弘一法师与泉州人有缘，对泉州的民俗风情评价甚好。他在致上海友人的信上写道：“净峰山乡风俗淳古，男业木、土、石工，女任耕田，挑担。男四十岁以上多有辫发者。女子装束更古，岂惟清初，或是千数百年来之遗风耳。余居此间，有如世外桃源，深自庆喜。”

No.3 文缘

文化氛围中的缘份

泉州素有“海滨邹鲁”的美称，为我国东南沿海“人文荟萃”之区。

1935年，弘一法师在《韩偓全传》序上写道：“癸酉小春，驱车晋水西郊，有碑矗路道，题曰：唐学士韩偓墓道。因忆儿时居南燕，尝诵偓诗，喜彼名字，乃五十年后，七千里外，遂获展其坟墓，因缘会遇，岂偶然耶？”考察“泉州文化”，可以直溯唐宋。难怪法师赞叹：这是历史性的“因缘会遇”。

1935年春，弘一法师为泉州“小山丛竹书院”（朱熹讲学处）的“过化亭”补题匾额曰：“余昔在俗，潜心理学，独尊程朱，今来温陵，补题过化，何莫非胜缘耶？”这里，他再一次强调文化历史上的“胜缘”。

1935年春，弘一法师补书开元寺山门朱熹所撰对联，即：“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看来他与朱文公有同感，有共鸣，对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怀着景仰的心情，并且想以此心情去感染进开元寺寺门的游客。

1938年在泉州，弘一法师为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题像赞曰：“由儒入释，悟彻禅机；清源毓秀，万古崔巍。”由此可知，他对泉州名贤推崇备至。我想，也许在“由儒入释”这一点上，他与李贽颇有相似之处。时隔三百三十多年后的1938年，站立在李贽的像前，一种“相知恨晚”的敬仰心情，油然而生。在泉州文化氛围中所种下的“净因”，为弘一晚岁的佛门生涯结集着很深厚的缘份。

No.4 法缘

宏法活动中的缘份

1938年10月弘一法师在致永春王正邦居士的信上写道：“今年在各地弘法甚忙，法缘殊盛。”他在致挚友的另一封信中说得更为明了：“余居闽南十年，受当地人士种种优遇，故于今年往各地弘法，以报答闽南人士之护法厚恩。”

1933年5月，弘一法师在泉州开元寺尊胜院倡办南山律学苑，题联曰：“南山律教，已八百年湮没无存，何幸遗篇犹存东土。晋水僧园，有十余众承习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世间。”从这对联文中，人们可以窥见办学苑的规模、意义与抱负。他对泉州名刹承天、开元二寺的藏经楼所收藏的经书给予很好的评价。

弘一法师晚岁十年，佛学思想已臻于成熟。他勤于著述。他潜心圈点校注唐代道宣律祖所撰《南山三大部》及宋代灵芝元照律师释三大部的“三记”以及力作《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都是驻锡泉州期中完稿的。

弘一法师在泉州宏法期间，和道念坚固、办事精干的道侣，结下很深的道谊。对永春望仙寺的性常法师和筹建泉州药师寺的觉圆法师，他认为是“为人所难能”，为“法界所希有”。他曾誉“劳动与念佛两不误”的南安灵应寺的转应法师是“闽南砥柱，佛法金诚“。

弘一法师在泉州常常书写佛语与人广结法缘。1938年致李芳远的信上说：“此次住泉州不满两月，写字近千件，每日可写四十件上下。”弘一法师的字幅，意境空灵，超尘脱俗，佛学思想与书法艺术水乳交融，达到了至善至美的统一。这一件件墨宝散落在泉州的千家万户。“一雨之润，万卉并育。”多么清奇的缘份啊！所有这些，正是弘一法师“无我”的思想光辉，在人杰地灵的古泉州的高空上耀眼的折射。

来源：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泉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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