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新冠肺炎之前，“全球化终结”的论调就已经颇有市场了。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下，杜撰出一些荒唐的理由，说什么中国独占了全球化的好处，而美国吃了大亏云云，因而鼓吹终结全球化，让美国的投资和企业退出中国，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和企业进行种种刁难和限制，甚至粗暴中断中美之间的教育与科学技术合作。

新冠肺炎爆发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暴露出国家经济布局的短板，如医疗防护产品生产能力受制造业萎缩的限制，以致发生抢夺医疗防护产品的不光彩行为等，让人产生还是自己靠得住的想法，于是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助长终结全球化思潮的蔓延。

灾难过后，这种想法会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这是中国必须直面的，无可回避。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疫情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这是非常及时而具前瞻性的判断，是中国攻坚克难、稳步前行的思想保障。针对逆全球化思潮，中国需要制定详尽而可行的应对方案。

全球化不会因西方国家的

政治干预而停止

但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不只是要解决眼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还要更长远地展望世界和人类的未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 为此，必须科学准确地判断，全球化的终结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如果发生了，会永恒下去还是终而回归？

对中国来说，这其实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涉及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根本问题。一方面，对某些西方势力来说，所谓“全球化终结”的真实意图在于，将中国排除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之外，割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让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任何“好处”——从资金、设备到科学技术，彻底阻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此一企图会得逞吗？中国必须直面。 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面对西方势力的企图，重新回到封闭状态、自己关起门来努力干是一个必须而且很好的选项吗？这也是要通过科学判断来解决的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需要通过研究来确认的问题有二： 其一，对世界来说，全球化的机制和动力是什么？某些政治力量的意志能够中断全球化吗？ 其二，对中国来说，回到封闭状态可以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选项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答案是，全球化不是政治运作的结果。以为全球化可以因西方国家的政治干预而停止，这种看法既缺乏历史知识，也不懂经济学原理。 从长远来说，任何政治势力也不可能中断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全球化是相对于地区化的一个概念，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从局部地域走向广阔世界，从封闭走向开放。最初的这种态势的确是以军事和宗教冲突的形式出现的，如1096年－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1217年－1258年的蒙古帝国西征，客观上都使得欧亚大陆在互相接近。但是，这里缺乏经济的互补和互惠，杀戮是不可持久的。

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开辟了海洋经济活动，一位奥斯曼帝国的观察家在1625年注意到，“现在，欧洲人已开始了解整个世界；他们将船只派往各地，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常常运到苏伊士，再由穆斯林发往世界各地。但现在，这些货物却被装上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运到了弗朗吉斯顿，再从那里运往世界各地。他们将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运往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以五倍的价格出售，从中牟取暴利。”这已经预示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应当内含于马克思所提之“世界历史”概念，马克思指出，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扩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此中的基本逻辑是，由于工业革命提供的技术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产品越来越多，需要扩展市场以推销，而商业的发展为资本逻辑提供了实践支持，经济效益鼓励人们最大程度地开拓市场；另一方面，蒸汽机为航海业开通了走向世界之路，于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及其生活方式的模式向全世界扩张，改造着传统农业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世界至今仍处于这个过程中。

今天，在互联网的帮助下，21世纪的全球化更是规模空前而深入，人们能够通过无国界的互联网进行交互。外贸进行方式之简单前所未有，人们可以看准美国的商机，直接从中国生产商这边订货，发送到美国亚马逊的仓库——进货、仓储、营销、售后这些活动几乎全在电脑上进行，互联网使得全球化“鲲鹏展翅九万里”。

为什么一个地域发生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一定要向世界转移，而且能为世界其他地方所接受呢？列宁依据并发挥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一个观点,“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所谓“自然历史过程”应该理解为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人的吃喝穿住的欲望决定社会的发展，而不是人的主观精神去决定；生产力水平有多高, 吃喝穿住欲望的解决程度就有多高。

从这个观点出发，全球化是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然后，通过全球化，高水平生产力社会的人们获得了较高的收益，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的人们也逐步获得工业化带来的好处，并提升自己的工业化水平。简单地说，全球化范围内的人们的吃喝穿住水平都在不同程度地改善。这是一个大的文明趋势，就是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尽管这里可能掩盖了其中的剥削关系。

既然承认全球化带有“自然历史过程”性质，那就很难设想某些西方政治领导人能够以主观意志去阻止全球化，短期内可以以“国家安全”之类的理由去阻挡本国企业向世界的扩展，但你不可能挡住所有国家的行为。由市场、资源、利润决定的利益摆在那里，人人都看得到，长此下去，本国的工商业甚至科技部门一定会打破阻力而重新走向世界。 历史可以证明的是，任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挡都只能是短期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

中国现代化的使命

需要在全球化中完成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应该情绪化地脱离全球化而重新回到封闭状态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中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中完成自己的现代化使命。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国家，但是，近代以来，当西方进入现代性社会时，中国却因闭关自守而落后于世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针对一些人对打开国门的顾虑，从中国历史事实出发，作了透彻的阐释，他指出：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其实，从全球史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说明了全球化是阻挡不了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由于统治者的因循守旧，外在于全球化、现代化，但是，终而挡不住全球化浪潮的袭来，诚如马克思所说，“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置于全球范围看，这就证明在现代化的生产力的冲击下，一种过时的生产关系终将被冲破，中国被引入全球化大潮中。

经历20世纪的某些曲折以后，中国再次向世界充分打开大门，参与全球化进程，引进和利用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资金，学习其科学文化以及管理经验，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终于成功地崛起于世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结构。此次抗击疫情，中国向世界一些国家提供急需之医护产品，向一些国家派遣医疗队，便是中国能力的显示。 中国不可能脱离全球化而重新回到封闭状态中去。

推进全球化：中国的大国责任

对中国来说，在当下及灾后谈论坚持全球化，当然不是基于改革之初的想法。因为，中国当时因封闭而大大落后于世界，现在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中国不再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被动者，而成为一个主动者。 中国在世界上所占的规模，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都使中国有能力推进全球化，去积极回应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的承诺，“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如此，中国对全球化的坚守，不只是说中国要去得到什么，而是包含了一个伟大的道义立场，中国意识到，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如核武器、气候变暖、新冠肺炎之类的传染病、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之不可测后果等等，都不是单个国家能够自我解决的。最近，比尔·盖茨提醒世人，“即使富裕国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得以成功遏制疾病蔓延，如果其他地方的疫情依然严峻，疾病很可能会卷土重来。地球上某个角落的传染病很可能引发其他地区疫情的死灰复燃，而这一切都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化的方法来抗击疾病。”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势在必行，这是未来新型全球化的基础。破坏这一新型全球化，是对人类文明的冒犯与亵渎，任何个人和势力都不可为之。我们坚信，无论逆全球化的隧道有多长，人类总会看到未来的亮光，人类的命运只会更好。坚信与推进全球化，这是中国意识到的大国责任，此乃正义之道，中国义不容辞。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5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