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对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评价研究

　　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形成并持续多年之久，当前学术界的研究观点对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评价褒贬不一。

　　学术界研究普遍认为，建国初期，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基于对中国这样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立起来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清醒认识，采取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建设，使新中国国民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

　　《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有林在多篇理论文章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可能而且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即实行计划经济，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做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决定的。固然，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处级阶段，但是，公有制的性质和主体地位，使中国社会经济有可能在全社会范围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安排，经常、自觉地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基本平衡，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资源，真正按时间节约规律办事，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再盲目地受市场自发力量的支配。比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1992年）[10]、《建立更加符合我国情况的计划管理体制》（1993年）[11]等文章中，有林评价指出：因为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够做到把有限的资金尽可能地集中起来，用于国家急需的建设项目上，保证了工农业生产以比旧社会高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正是在这些地方，显示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巨大优越性。第一，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正确比例关系，保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正因为我们的经济从总的方面看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所以能够取得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第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国民经济最急需、最重要的地方，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是可以科学地分析不平衡的状况和制约的因素，制定由不平衡达到相对平衡的办法，区分轻重缓急，统筹兼顾，从全局出发，集中主要力量，先发展那些亟待发展而有条件发展的东西。这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可以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例如，建国初期，我们集中力量建设了“156项”工程，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增强了国力，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有计划地使用了财力和物力。第三，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在生产和分配中实现各方面利益的正确结合。

　　有林同时还指出，我们强调计划经济，并不是说现行的计划管理体制和计划工作是完美无缺的。它还有许多弊病。弊病之一就是统得过多，把那些不应纳入计划的也纳入计划了。因而，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的长时期内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把它置于计划的指导下，即把它同计划调节结合起来，才能使之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有林在《全面理解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论述》[12]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占有和支配之前，完全由社会的代表按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是做不到的。换句话说，还不能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不过，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总会实现的。直接的条件当然是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而这又有赖于生产力的大发展，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技术的空前提高。到那时，商品货币关系才会退出历史舞台；人们也就不再受市场自发力量的驱使和支配。否认了这一点，就否认了共产主义，甚至否认了成熟或发达的社会主义。当然，这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在《5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几个问题的回顾》（1999年）[13]、北大原副校长梁柱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两大探索》（2004年）[14]等文章中也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开始到70年代末，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尤其是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计划经济体制更趋高度集中，国家通过制定指令性计划直接调控企业生产活动，对主要的生产资料实行计划分配，对消费品的主要部分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应该说，建国初期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新中国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有效地调动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短短十多年里就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活力。如现在的几大钢铁基地、能源基地、机械制造基地等等，多建于此一时期。初步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代表性的研究观点还有，学者武力在《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2003年）[15]一文中，从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用于工业化的特性，对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简要评价。文章指出，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起码适应了新中国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具有以下两个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无能为力的作用：（1）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如水利工程）。（2）在经济落后和高积累的情况下，除了在个别非正常时期外，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另外，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所形成的城乡隔离，在客观上也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这就为20世纪80年代的体制外改革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础。同时，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管理水平很低，力不从心，但是毕竟提高了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计划管理的经验教训。这对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

　　学者穆敏、杨明清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与历史评价》（2001年）[16]一文中，从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的密切关系角度，对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进行了评价分析，强调要历史地看待问题。文章认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发展战略是以强国为中心的赶超战略。“一五”时期以实现工业化为目的的发展战略，是造就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因素，目的是集中并不丰裕的物力、财力为工业化服务，为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条件。“大跃进”时期是“以钢为纲”的片面赶超战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强调综合平衡为特征的退却战略，必然更突出集中统一，以便统一行动，尽快度过难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期的备战战略，自然造成了一种为国防和战略服务的集中性和分散性相结合的体制。这些战略都是赶超型的强国战略，其突出特征就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集中人、财、物实现这种目标是极为有利的。因此，与这种战略要求相适应的只有计划体制。由此看，对计划经济体制应辩证地去评价，因为有适应性就有存在价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创造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成为钢铁大国等等这样的业绩，以及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没有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历史的事实。

　　代表性的研究观点还有如学者董志凯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问题》（2003年）[17]一文中所评价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集中全国力量办工业的作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体系，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董志凯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文章中评价分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习和实施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制度。由于受中国自身条件的制约，事实上，“理想的”计划经济制度在中国难以实现，受计划管理制约的那一部分经济活动也多少“走了样”。其中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近30年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制定和实施的5个五年计划中有4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惟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正式颁布。情况表明，相对于苏联曾将计划当做“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

　　董志凯认为，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有效发挥作用的时空是有限度的，对实现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最佳结合，对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都难以达到，妨碍社会主义经济活力的进一步发挥。因而，学术界有许多研究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经济发展上，虽然起过不容否定的重要历史作用，但其存在许多严重的弊端，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压抑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社会管理体制日益僵化，极大地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影响和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