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陆彦君、何昕晔

编辑 | 孟佳丽

今年5月，即将迎来硕士毕业的张晓敏给自己按下了暂停键。在看到群里有关延毕申请截止期限的通知后，她仿佛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延毕，成了原本对未来一筹莫展的她的新出路。

彼时，张晓敏正面临职业规划的一个重要转折。之前无论是学习的准备还是工作方向的规划，律师是她自始至终的志向，直到在一家头部律所实习了七八个月后，高强度的工作量和高压的工作环境，叠加孱弱的身体素质，让张晓敏不得不放弃这条职业通道，“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醒来就工作，关上电脑就睡觉，像机器一样”。然而，这段不短的以留用为目的的实习导致她错过了机会最多的秋招，等到她结束实习时，人才市场上留给她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选择延毕，无疑是给自己“续了一条命”。

张晓敏并不是少数选择主动延毕的人。今年8月，一条关于985毕业生主动延毕的话题冲上热搜，引起广泛讨论。有人认为“延毕不是退缩害怕，反而是更勇敢的开始”。也有人不支持盲目延毕，因为“没人能预测到明年的就业形势更好还是更坏”。

知乎上一则“985毕业生选择主动延毕”的问答有139万浏览量，小红书上的“#延毕”词条有3200多万浏览量——关于延毕的话题，尤其是主动延毕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多。

在以往的大众认知里，延毕往往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概念，它常常和挂科、毕业论文不过关、学分未修满等情况挂钩。被打上“延毕生”的标签，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找工作时，延毕生也更容易被招聘方质疑。因此，在过去关于“延毕”的讨论里，大多数是有关如何避免延毕、被延毕了怎么办的求助帖。

然而，随着应届生就业难成为无法回避的社会议题，更多的学生选择主动延毕，以保留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延长就业窗口期。

2023年上半年，《中国青年报》对2001名受访者做了调研，结果显示73.1%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身边有选择延毕的同学。从教育部公开的数据可以看到，2016年至2021年，中国研究生非按期毕业率逐年上升，由2016年的21.14%增长至2021年的24.21%，其中有因学业压力未能按期毕业的同学，更有不断增长的主动延毕的情况。

我们找了4位选择延毕的学生，和他们聊了聊过去这段时间的经历。他们为什么选择延毕？延毕这种方式是否帮助他们实现了自己期待的结果？

01

为什么选择主动延毕？

还没和父母商量，杨岚就向学校申请了延毕，“我怕他们动摇我，但这个事对我来说很重要”。杨岚是一所排名前三的港校的2022届硕士，一直以顶级投行作为自己的职业目标。但由于香港的一年制硕士课业繁重，他几乎没有时间积累含金量更高的对口实习，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表进入社会，很难获得自己想要的offer，“我当时很不自信自己可以在香港找到一份工作”。

于是，本该于2022年7月毕业的杨岚，向学校递交了延毕申请。学校提供了同年11月、次年3月和次年7月这样三个时间点，学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自由选择。杨岚决定延毕一年，寻找实习机会。

杨岚的个人选择折射出了大学生求职时所面临的压力：在日益激烈的竞争当中，没有丰富的含金量高的实习，很容易在校招环节被筛掉。“卷实习”成了所有大学生的宿命，但想拿到实习机会却越来越难。校招垂直招聘平台“实习僧”的数据显示，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期间，实习僧平台发布实习岗位近9万，投递总数达到1500万，这意味着一个实习岗位约有167个人竞争。

与此同时，实习的时间也愈发前置。前程无忧发布的《在校生实习情况调查2022》显示，有47.4%的受访在校生在大一和大二阶段就已经有了实习经历。在2021届985/211院校毕业生中，约32%的受访者在大一和大二时已经有了实习经历，而2020年和2019年的调查结果分别是27%和21%。

为了积累更多实习，2021届本科生刘佳选择了一条和杨岚相反的路。彼时她已经拿到了香港大学的offer，但最终决定放弃入学，转而延毕一年。刘佳想从事的是市场方向的工作，这类岗位往往因为专业门槛不高而竞争激烈，因此尤其看重候选人在对口方向上的实习经验。尽管本科毕业于985大学，但疫情几年刘佳没能积累太多实习经历，想到香港硕士学制太短，即便拿到硕士学位也会因为没实习经验而面临淘汰，刘佳最终决定保留应届生身份，在读硕士之前再打磨一下简历。

保留应届生身份确实是很多选择主动延毕的学生最看重的有利条件。除了在应聘时可以继续以学生身份参与校招，在考公、考研时，应届生身份也可以获得一些政策倾斜。2023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考试的招考计划显示，在预招录的3.71万人中，2.5万个岗位计划招录应届毕业生。

结束律所的实习后，张晓敏曾为了赶紧在毕业前找到一份工作而“饥不择食”，甚至想过要不要先随便找一个不喜欢的工作过渡一下，但延毕之后，她悬着的心终于放下，认真权衡之后，她选择了考公。

近3年随着经济下行，企业招聘窗口收窄，应届生普遍持有一种求稳的心态。进一步追溯，疫情也是干扰近几届毕业生人生规划的意外变量。长期的封控措施导致理工科学生没法在实验室开展科研活动，进而耽误论文进度、影响正常毕业。而全球疫情在各地的间歇性暴发叠加各国的管控政策，也干扰了毕业生正常的留学计划。

2022届毕业生李千曾经在毕业前夕犹犹豫豫，不确定自己是否该出国。当时正值2021年秋冬，家人非常担心她出国后的安全，考虑再三，她选择延毕一年，一方面有机会把之前不满意的课程重新修一下，让分数更好看；另一方面，也可以积累一些实习经历，为自己的申请履历增色。

02

延毕一年，收获与失去

在延毕后的第四个月左右，杨岚就无比感激自己的这个决定。

他在一家头部投行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实习。在香港的金融圈，公司会开放半年左右的实习给gap year的年轻人，相比暑期实习，这种中长期实习往往能学到更多东西，转正几率也更高。杨岚回忆这段实习非常“硬核”，“完全把我当正式员工在用，培养了我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技能”。如今回忆起来，尽管大学期间也有过几段实习经历，但延毕期间这段为期5个多月的实习，被杨岚视为人生的转折点，让他对投行这份工作有了更深入更清晰的了解。

另一方面，他的同届同学先他一步进入了职场，在工作几个月后，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就成了杨岚在考虑工作方向时的衡量因素，“可以从每个人的工作生活状态里发现哪一种是你想要的，哪一种是你不想要的”。

最终，杨岚放弃了原本一心想进的投行，选择了相对没那么卷的商业银行，“人不可能永远都卷下去，还是要找到一个能够持续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杨岚觉得，正是这段延毕的经历让他有机会梳理自己的想法，也对不同的职业类型和生活状态更加包容。

就业压力就像悬在毕业生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学生在优绩主义的驱使下试图给出漂亮的答卷：学历背景好、绩点高、有奖学金、有科研成果、实习丰富且对口，最后获得社会标准认可的体面工作。

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在谈到悬浮社会时，作了比喻：每个人都像是悬在空中的蜂鸟，疯狂震动翅膀只为在空中保持静止。不能放松，因为不能失去工作；继续拼下去，赢得比赛的机会非常渺茫。竞争导致的焦虑和困惑，正是年轻人压力和心理问题的来源。

但是，人不是永动机，超负荷的工作对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都会造成影响，在建立了对职场更清楚的认知之后，张晓敏放弃了进入律所的梦想，杨岚也放下了必须要进投行的执念，他们降低了自己对职场的预期，同时找到了让自己最舒适的节奏。

准备出国留学的李千则利用延毕的时间尝试了许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她重修了大一一门基础课程，刷高了绩点，还先后在两家公司从事相关岗位的实习。此外，她还去教育机构做了老师、考了翻译资格证、当了志愿者，还给学校招生办当助理、给导师的科研项目帮忙……她把大三大四想做但没有精力做的事都做了。

延毕期间，她还发表了一篇专业对口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是她和同届同学跨专业合作完成的。期刊编辑告诉李千，正因为延毕，保留了浙江大学的通讯地址，她才得以署名发表，因为期刊通常不接受个人住址作为通讯地址。这篇论文让两所心仪院校向李千伸来橄榄枝，教授主动找她要论文，这是她延毕期间最开心的事。如果没有延毕，李千的本科简历非常单薄，而现在，她的简历两页纸都写不完。最终，她顺利拿到了区域研究方向的硕士offer，今年可以去欧洲深造。

不过，延毕是逆社会时钟的一项选择。当同龄人都迈入社会，开启新生活，李千一个人留在学校，渐渐和曾经的伙伴失去了共同话题，“和我有关系的人都走掉了”，那段时间，她感受到了孤独。幸运的是，家人支持让她不至于感到强烈的经济压力，但她身边就有同学一边为了二战考研而延毕，一边还面临家人的不理解，这一年的时间成本、前途未卜的未来、学费和生活费的花销、脱离人际圈的孤独，都是延毕生需要适应和消化的。

当看到同届同学都去毕业旅行，或是分享工作状态时，选择延毕的刘佳不免有些心理落差，会纠结放弃港大offer是否明智、之后的申请难度是否会一年高过一年。

但她很快调整好心情，找到了值得做的事。由于英语基础好，刘佳没找中介自己就搞定了留学申请全流程，于是她总结经验，做起了帮国内学生准备留学手续的生意。一年下来，她成绩斐然，前后帮客户收获了100多个QS150以内的院校offer，其中80%在QS100内，总共赚了十几万元。这些钱分担了刘佳一部分的留学费用，这段独立“创业”的经历也成了她之后面试的加分项——几乎所有HR都对这段经历感兴趣，刘佳还因此获得了微信实习的offer。今年秋招，正在读研的刘佳已经有了几个市场岗的offer，并且还在争取一家心仪公司的转正机会。如果一切顺利，她将于明年3月按时毕业。

可以发现，这些选择主动延毕的学生，他们都对未来一到两年有较为清晰的规划。李千认为延毕不是逃避就业与升学的手段，而是为了接近目标所争取来的时间。李千曾见过另一位主动延毕的校友由于没有任何规划，导致在延毕之后的秋招与春招都没有找到工作，就这样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03

选择延毕，并不是毫无风险

尽管主动延毕成了近些年的趋势，但将延毕生放到基数庞大的毕业生群体里看，他们依然属于少数。用人单位是否会将延毕作为考察点，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李千实习的两家公司都在杭州，或许是对浙大这块招牌抱有好感，第一家外企完全没有过问延毕的事，第二家私企尽管追问了延毕的情况，但李千在坦诚说明延毕的目的与规划后，也得到了HR的理解。李千觉得，名校或许是一个保护伞，“硕博延毕至少有高学历，但如果本科院校不够好的话，还是要谨慎考虑延毕”。刘佳在面对HR的疑问时，详细解释了自己在延毕期间的创业成绩，她发现，比起延毕，对方更在意的往往是候选人对这段时间的规划和安排。

然而，这并不代表所有公司都能接受延毕生，面试结果最终还是取决于公司本身，以及招聘岗位的供需情况，有时甚至同一家公司的不同部门也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在全球500强集团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年的HR舒慧表示，公司不会将延毕设置成简历初筛的条件，但会关注这种特殊情况并在面试时加以考察，如果延毕最终导向了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公司可以理解，“知道自己要什么很重要，企业就少了很多培养成本”。

和舒慧同属一个集团，但在另一家独立分公司工作的HR张俊斐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反馈。张俊斐表示，除非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了延毕的结果，比如疫情封校无法完成实验、因病休学等，否则延毕会被看作比较负面的标签，“我们无法考察延毕理由的真伪，这对于公司来说增加了筛选成本”。即便候选人拿出延毕期间的实习经历，公司也会质疑“为什么其他同学可以正常毕业，而你不行”。张俊斐的选择代表了一部分热门公司和行业的态度，当面对供大于求的人才市场，在差不多水平的候选人里，延毕生往往会被排在正常毕业的学生后面。

此外，在零售行业负责校招的HR程星还提到了公平性的问题：延毕生比正常毕业的学生多了一年时间积攒实习经历，同时还享受着应届生身份，这对于遵守学校规定学制、按时毕业的同学来讲不公平，“有点像钻制度的空子”。在她看来，主动延毕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行为，延毕生需要给出更有闪光点的经历和更合理的理由。

除了公司HR态度不一，各省份的公务员招录条件也存在差异，尤其是竞争激烈的选调生。以山东省和青海省为例，两省都在2023年发布的选调生招考条件里注明，本科生、研究生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应按规定学制如期取得。这就意味着，延毕生不具备报考资格。这是想要延毕考公的学生务必了解的风险。

尽管目前未曾听闻有学校明令禁止学生主动延毕，但从学校层面来讲，并不鼓励学生主动延毕，加上疫情防控早已放开，教学活动恢复正常，这种主动延毕的现象能持续多久，学校又能包容多久，都是未知数。

刘佳建议所有想要申请延毕的同学提前规划清楚自己的未来，并预估相关的风险，“延毕并不是逃避就业的法宝，还是要看延毕是不是当下的最优解，再慎重决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版权归第一财经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