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在论述宋代政治文化的时候，把士大夫分为两个壁垒分明的阶层：职业官僚和以弘道自命的士人。其实不光宋朝如是，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多可作此划分。偶尔有一些知识分子身兼这两种特性，便毫无疑问成为传统知识份子中的楷模，如曾国藩。

不过康有为显然不是曾国藩，他属于以重建治道自命而又身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通常自负于宏大的目标和责任，而其自身的性格缺陷又与这种圣徒式的使命感相违逆。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况，使得他们时而是“坦荡荡”的君子，时而又是“常戚戚”的小人。而他们的标准形态，则是在人前慷慨激昂地宣示立场，仿佛非其人不足以弘道护国，但若是真的治国兴邦、兴利除弊，他们便会一筹莫展，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一般称呼为“名士”，而康有为正是此类人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