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得知张玮玮，不是在播放软件里，也不是在livehouse，而是在2010年左右的某期《城市画报》上。

那篇写张玮玮的文章，题目叫做《白银来的人》，作者是衷声。

那时候我在沈阳读书，整日蜷缩在东北，从未跨出去半步。白银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张玮玮干嘛的刚知道不久，《城市画报》是决定那时候“看什么和听什么”的唯一指南，所以我去搜他的歌来听。

然后，这些我所不知道的，逐渐地就都知道了。

张玮玮年轻时

没过多久，迷笛和草莓在国内火起来了。最早是在北京，照片上看到的，公园里全是听歌的人。

音乐节从此成了年轻人生活里的新鲜事。身边总听说有人组团坐火车去看演出的，当时觉得这也太酷了。虽然有那么几次，我也跃跃欲试地区查硬座的车次，到最后都差在了时间上，更多还是钱上，没能得逞。

北京太远了，那时候在心里想，坐火车要十多个小时，折腾。门票、车票都不便宜，还得找地方住一宿，接着想下去也就算了。

那会儿还想过，要是碰巧听了回张玮玮的现场，心里肯定乐坏了，所以一度满怀期待，也不枉费听了那么久的mp3，耳朵都快磨出了茧子。

巫婆在一篇旧文里提及，张玮玮第一次得到正式演出的机会，演那种livehouse里挤满人的现场，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

2011年在南京，巫婆在这极具意义的第一次正式演出前，抽出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专访了张玮玮，题目叫《转身歌唱，就地修行》。

后来巫婆写道：

那个时候，张玮玮刚与申申结婚，满溢着幸福。因为要登记住酒店，没有身份证，于是去唱经楼的派出所办临时身份证。他都是那样带着幸福对警察说，“我们结婚了。”

几年之后，我在百度上搜到了这一篇旧文，在某个歌迷发的贴子里，她说（应该是她吧），“张玮玮已经结婚了这件事……让我悲伤了三天”。

互联网的力量就这样肆意地绽放了一个瞬间，让我很轻松地找到了一个深爱张玮玮的迷妹，爱到不许他和别人结婚（当然也不得而知，她允许张玮玮和谁结婚），不然就不停地悲伤，能持续三天。

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东北，来到了两千多公里的南方，开始习惯用手机看文章，发段子。偶然的机会关注到张晓舟，还在广州的方所书店见到了真人。

一顶帽子，一架手风琴，是如今张玮玮的标准装扮

在他流水线生产的诸多文章里，记忆最深的是一篇从西北饭店到江南米店》，里面写到了张玮玮的一首歌，竟然是我最初听到的那几首里，印象最深的。

它不是锤子手机的定制彩铃《米店》。而是这首歌，叫《花瓶》。

人这一生，平平淡淡地过完实属万幸，因为万幸不可多得，所以难免受到磨难。作为一个从西北走出来的会弹手风琴和吉他的民谣歌手，张玮玮也有他难过的那一段。

那时候是在西藏，有朋友找他过去演出，《米店》和《花瓶》都是在那时候写的。和他后来结婚的妻子，也是在那时候认识的。

离开西藏以后，张玮玮带着这些歌和一个人走出来，像是大病初愈。如果要我写张玮玮，我最想知道的故事，其实就是这段。

是这段在西藏的日子，成就了后来的张玮玮。但没人知道这几个月里发生了什么，以及那时候的张玮玮是怎么过来的。

《花瓶》在成为一首民谣前，先作为一首诗，诞生于2003年。

一定有一些马

想回到古代

就像一些人怀恋默片

就像一些鲜花

渴望干燥和枯萎

好插进花瓶

就像那个花瓶

白白的圆圆的那么安静

就算落满了灰

那些灰又是多么的温柔动人

2003年5月13日

诗的作者，是尹丽川。

一部分摇滚歌迷，可能会知道她的另一个身份。我第一次知道她，是在停刊的文学杂志《天南》那期诗歌专辑里，尹丽川的名字混在一堆诗人里，那些人包括了翟永明、韩东、于坚，还有欧阳江河。

2015年，沈浩波写了一篇文章，名字是《尹丽川：削得尖尖的花铅笔》，回忆起了这首诗，也就是《花瓶》：

《花瓶》写于2003年，从写作时间看，已经处于尹丽川当年创作高峰期（2000—2004年）的中后段。对于尹丽川来说，《花瓶》这样的诗不是她当年最被称道和引发议论的。

在“下半身诗歌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总是那些尖锐的，写得狠的诗歌更被注目。《花瓶》不是，它简单、美好、自足、动人。

我以为自己算是最熟悉尹丽川诗歌的人了，但徐江的这个建议（帮忙找几首尹丽川的诗）提醒了我重新阅读尹丽川。我很轻松的在尹丽川的诗歌中找到了这5首，重读时我觉得自己又认识了一次尹丽川。

诗人总是容易被其代表作遮蔽，尹丽川也不例外。与她那些饱受关注的代表作相比，这几首诗歌更有一种诗歌本身的自足。

上午，去尹丽川家做客。在我忙碌的生活中，去朋友家做客，已经变成了一种奢侈而美好的奇迹。

而在10年前，我们几乎是整天互相串门的朋友。我抱着她的双胞胎女儿，抱完大的，再抱小的，尹丽川像一切合格的母亲一样，给女儿喂饭。奇迹般的人生，将小尹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母亲。

她给我讲述关于爱和陪伴的道理，啊，这些道理我早就明白了啊，因为我在她之前早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好久没有重读尹丽川的诗了，因为心中总有些为她离开诗歌而不爽。这次重读，最深的感受就是两个字：美好。

民谣与诗的关系，不是矫揉造作、不是生搬硬套、更不是泛爱与滥情

很多时候，爱听民谣的人能说出千百个喜欢某一首歌的理由，它可能来自撩拨心弦的旋律，也可能出于文笔隽永的歌词。

总之，那个打动你的瞬间，是由旋律、嗓子、以及歌词构成的，前两者多由演唱者决定，最后的那个得靠记录者去赋予。

这些记录者中的佼佼者，最有可能是个写字的人，是一个个诗人。比如尹丽川的《花瓶》，张枣的《镜中》、俞心樵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还有叶芝的《当你老了》。

民谣与诗的关系，不过如此，它不是矫揉造作、不是生搬硬套、更不是泛爱与滥情。

在那篇《白银来的人》里，《花瓶》的词作者尹丽川，提到了它的演唱者张玮玮：

玮玮善良、幽默、聪明、谦逊——这几乎是一名男青年最值得称道的优良品质。何况还是一名文艺男青年。

我们相识已久。即便在最艰难困苦的颓唐岁月，玮玮也是给大家欢乐的人。关心他人，懂得自嘲，苦中作乐，不自恋不做作。老天知道，这其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有别于大多数搞文艺的青年，玮玮不会给自己预设假想敌。社会不是敌人，他人不是地狱，流行不是罪过，音乐应该自由——他是开放的，所以他是自由的。

经过那么多的苦，他终于慢慢成熟，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并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这多么不易。这多么好。

我想，张玮玮就是一匹想回到古代的马，尹丽川就是那一只落满灰尘的花瓶。（完）